柬埔寨农户土地流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

杨承刚

（合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合肥230601）

2013年，我国开始发起全球性倡议——“一带一路”。在此倡议下，与沿路国家逐渐开展农业领域的合作，这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现，也是对外放型农业的有力实施，颇具时代意义。我国邻近的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路线地区，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天然环境较好，气候为热带雨林或热带季风型气候，适合棉花、甘蔗、胡椒、玉米、茶、椰子、大豆等各类作物的种植。我国农业的产量尽管已经成为全球前列，但由于具有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造成农业的自给自足程度仍有不足，对部分主要农作物的进口依赖性仍然存在，这些作物的进口来源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各国。

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以农业为核心支柱产业的国家之一，国内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5%-85%，对应的农业可用耕地面积为630 万公顷，占总国土面积的18%左右。自1958年起，我国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后，近年来日渐密切。最近十几年，在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模式最明显的变革无疑是土地流转带来的适度规模经营①孙自铎：《新形势下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安徽省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治理评论》2020年第1期，第81-98页。，而中国人均土地面积较小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下一步农业规模经营必须走出去。若我国在柬埔寨可以实现农业的国民待遇，与当地农民具备同样或有限制条件的土地交易或土地流转权利，将有利于我国农业对外合作战略的具体实施。在此之前，有必要深入研究柬埔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影响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核心要素，只有明确了这一前提，方能实现与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农业领域中的全方位合作。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田原等（2017）认为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经贸合作领域有必要重点关注包括农业、旅游业等产业，并提出了对应的发展对策与政策建议②田原，王志芳，孔维升，祁欣，范鹏辉，吴凝，幸瑜：《柬埔寨外向型经济发展与中柬经贸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6期，第60-66页。。高灵秀（2018）基于中柬农业合作的基础，分别从中国和柬埔寨双方的视角出发，指出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现状与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两国农业合作发展的政策建议①高灵秀：《中国和柬埔寨农业合作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8页。。朱陆民等（2018）基于我国对柬埔寨的FDI（直接投资）总额日益扩大，且领域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认为政治风险是当前时期柬埔寨地区我国FDI 遇到的最大风险，包括政府性违约、政治暴力、腐败不作为等风险，并为此提出了国家与企业两方面的风险规避路径②朱陆民，崔婷：《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化解路径》，《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0-144页。。李红蕾（2019）以我国在柬埔寨的核心投资产业实例（成功案例及失败案例）出发，认为我国现阶段在柬埔寨的投资总体规模较大、意向较强、但需要进行一定的经验总结，从而为后续对柬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指导③李红蕾：《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现状、特点及问题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第35页。。郑国富（2019）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所搜集到的2001-2018年我国与柬埔寨双边农贸等数据资料，得出我国与柬埔寨尽管总体规模逐渐提高，成效较为明显，但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性的问题与不足，包括种类单一、产品附加值小、产品互补性不足、贸易自由度较低、深加工欠缺等。因此，提出了着重加大政府性导引与服务功能，双边合作性打通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方式，促进市场主体的合作热度，进一步深入农业合作领域，完善农业相关体制，从而激发双边农贸合作潜力与前景④郑国富：《“澜湄合作”背景下中柬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0-32页。。

综上，梳理近三年来研究中国与柬埔寨农业合作关系的论文较少，并且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使用数据也多为宏观数据。从微观层面探究柬埔寨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相关文献极少，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学术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中国的近邻，柬埔寨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状况如何，二者的匹配关系如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如何等问题急需进一步解决。本文立足于柬埔寨实地调研数据，对柬埔寨农村地区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做重点考察，从微观层面详细分析其农业经营特征。这一研究为推动中柬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并为相关部门制定东南亚农业合作政策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

（二）研究假说

1.个人特征与土地流转意愿

不同个体土地流转的主观意识是有所差异的，为此需要通过不同维度细化个人特征，从而区分开不同群体，并分别分析其意愿强弱。第一个维度为性别，这是由于历史发展导致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分工职责不同，也将极易导致男性和女性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与考虑因素和主观决定产生极大不同，这也同样适用于在土地流转的意愿上，据刘妍、刘晓昀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在产业转移中不同性别人群表现出较大差异；第二维度是年龄，不同年纪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知识能力、经验水平、身体素质及土地观念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将导致其对土地流转的主观意愿产生差异；第三个维度是人力资本，由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导致个体的人力资本不同，而不同人力资本积累之下，感性与理性决策的所占比例将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对土地流转的主观意愿产生差异，郑爱民等（2018）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差异对土地流转、就业意向都产生较大影响⑤郑爱民，李中：《土地流转、农民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系统工程》2018年第2期，第85-95页。；第四个维度是婚姻，在农村之中，由于个人情感状况的不同，将导致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产生不同影响。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个人特征差异显著地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

2.家庭特征与土地流转意愿

在农业生产生活之中，往往是以家庭为细胞，建立起整个农业结构，因此，家庭特征也将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贝克尔指出家庭是以最小产权单位的地位存在，其行为基本上为理性行为，是以整个家庭获益最大为原则进行行为决策的⑥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页。。在农村中，单个家庭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可用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结构以及家庭收入规模等不同要素，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土地流转中的意愿。因此，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二，家庭特征及经济状况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3.农业经营状况与土地流转意愿

Kahneman 等学者研究指出，在风险无法预知的基础上，人们往往会以当前经济状况，预测当前行为在未来的可能性收益和可能性损失，并理性地做出行为决策⑦Kahneman D，A Tverske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1.。土地流转不是一个只需要政府进行指导与下发文件就可以直接完成的事件，其需要一定的过程。这其中农户经营现状决定了他的预期，进而决定了他对是否要进行土地流转所持有的态度。因此，针对不同农业经营状况，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可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三，农业经营状况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4.社会服务与土地流转意愿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各方面的配合，技术上的支持，组织上的引导，政策上的扶持均十分重要，社会服务不仅是市场相关企业的任务，也包括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否流转土地是农户基于目前外部环境，尤其是农业生产配套服务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当社会服务完备，农户则偏向于多转入土地而少转出土地，当社会化服务严重缺失时，农户则很有可能将自有土地转租出去，而去寻求非农就业机会来获取收益。据此提出第四个假说：

假说四，社会服务会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二、变量统计与模型构建

合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年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设立了柬埔寨留学生班，依托于此，本院于2019年1月寒假和2019年7月暑假组织了两次针对于柬埔寨农户农业生产情况的专门调研。在进行问卷回收并剔除不合理问卷后，共从发放的800 份调查问卷中获取有效问卷744 份，有效率高达93%。此问卷分别从个人、家庭、农业经营及社会化服务四个方面设置了31 道问答题，涵盖面较广，掌握了具有代表性的柬埔寨农户基本农业生产情况。

（一）相关变量

1.变量定义

以前文提出的四个相关假说为依据，在定义一个被解释变量后，本文又从四个方面定义了15 个解释变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属于个人特征变量；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属于家庭特征变量；农业经营状况包括拥有土地面积、经营能力认知、农业生产成本情况、资金问题及遭遇自然灾害情况；社会服务包括接受农技推广情况、合作社参与情况及政府补贴情况。为进一步分析相关变量如何影响柬埔寨农民土地转出情况，将性别为女性、非结婚状态、无非农收入、未受到自然灾害、未接受农技推广、未参加合作社及未获得政府农业补贴设置为参考组。各变量定义如下：

表1 各变量定义

2.描述统计

表2 各变量特征值描述

表2 给出了一个被解释变量和15 个解释变量的特征值统计，根据上表及调查问卷，本文从四个维度对被调查对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第一，个人特征方面，被调查者的人均年龄为46.68 岁，其中年龄低于35 岁的样本量仅为26 个，不足总样本量的3.5%，说明柬埔寨农业也面临着主要经营者为中老年人，且未来农业新的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文化程度上，受访者平均文化程度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具有初中或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数282个，占样本容量仅为37.90%，说明柬埔寨农业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本偏低状况。婚姻方面，根据统计，年龄在30 岁以上的农户依然处于未婚状况的比例小于5%，因此总体来看，目前柬埔寨农村未出现严重的男女失衡问题。

第二，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平均人口为4.6 人，人均劳动力为3.39 人；家庭平均年收入近5900 美元，总体来说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在耕地拥有量方面，被调查家庭的人均耕地拥有量高于1 公顷，可以看出柬埔寨的耕地资源较为丰富，远高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因此中国企业去柬埔寨投资农业具有自然资源基础；收入来源方面，具有非农收入的家庭仅占被调查样本的39.8%，这可能是由于柬埔寨工业基础较差，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因此难以摆脱土地的束缚。

第三，农业经营方面，多数家庭认为其可以再多经营1 公顷土地，农户进行农业经营的平均生产成本大概为400 美元/公顷，主要集中在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和人力成本上，这也看出柬埔寨农村机械化程度很低，多数还是依靠纯人力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在资金问题上，近3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遇到资金问题，而没有遇到的样本仅占0.5%，可以看出柬埔寨农户在经营时资金短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灾害方面，83.85%的受访者都表示最近一年受到过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柬埔寨地势低洼，并且水利设施严重不足，在夏季季风来临时，及其容易引发洪涝灾害。

第四，社会服务方面，接受过农业技术推广及参加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比例已经超过40%，说明柬埔寨农业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完善的农业技术指导和充分的合作社员内部帮扶是农业抵御风险、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不过在政府补贴方面，柬埔寨农户所获帮助相对来说较少，仅有22.66%的被调查者表示最近一年获得过政府的农业补贴，可以看出柬埔寨目前还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级阶段，财政状况难以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补助，尤其是深入到基层的农户个人补助。

最后，本次调研问卷也设置了受访者对于子女未来从事农业的看法，仅有10.28%的农户认为未来子女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希望子女以后留在农村继续生活的被调查者比例更低，仅为7.01%；这一方面说明农业产业的弱势及收益的低下，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未来柬埔寨农业也会面临着劳动力不足，土地大量抛荒的风险，这对于有志于去柬埔寨从事跨国农业经营的中国农业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二）分类回归模型构建

柬埔寨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属于0-1 变量；基于此，本文将二元Logit 离散模型作为最终模型。对被解释变量进行量化，当柬埔寨农户存在转出土地行为时，取值1，不存在土地转出行为时，取值0。由于被调查对象土地转出意愿会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四个计量模型。

个人特征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p表示柬埔寨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表示柬埔寨农户转出土地与不转出土地的概率之比，α0为常数项，α1至α4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1至X4为解释变量，表示个人特征中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ε1为白噪声，即随机误差项，是零均值、常方差的稳定随机序列，常用于代表计量模型构建中被省略的不重要影响因素，下同。

家庭特征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至β3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Y1至Y3为解释变量，表示家庭特征中的劳动人口、家庭收入和是否有非农收入等变量，ε2为白噪声。

农业经营状况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θ0为常数项，θ1至θ5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Z1至Z5为解释变量，表示农业经营状况中土地面积、经营能力认知、生产成本、资金问题及自然灾害情况变量，ε3为白噪声。

社会服务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γ0为常数项，γ1至γ3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N1至N3为解释变量，表示社会服务状况中接受农技推广服务、加入农业合作社及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ε4为白噪声。

三、回归结果分析

在构建Logit 模型后，本文基于回归方程（1）-（4），使用Stata14.0 软件进行了计量结果估计。由于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归类，因此基于四种类型变量，得到四种回归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解释变量过多，会遇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计量经济学中，一般用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多重共线性严重程度进行测度，它表示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方差与假设自变量间不线性相关时方差相比的比值，计量经济学认为若VIF 值小于10，说明多重共线性不严重，可以接受计量回归结果。在表3-表6 中，（，（1）（3）（5）（7）分别是对方程（1）到方程（4）的基础回归，可以发现，部分变量显著，部分变量不显著，并且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在解释变量过多时，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部分变量VIF 值大于10。为了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出（2）（4）（6）（8）计量简化结果，并且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剩余显著变量的VIF 值均远远小于10，因此回归结果可靠，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另外各个计量回归中的卡方统计量(LR chi2)均明显大于10，表明总体回归方程显著；Pseudo R2是各个回归的伪决定系数，一般习惯于放置在回归表格中，无具体的经济学含义，不影响单个变量的显著性。

（一）个人特征与土地转出意愿

表3 个人特征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年龄、性别及文化程度均影响柬埔寨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首先，年龄越大，其更有可能将土地转租出去，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6.68 岁，已经处于中年向老年过渡时期，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其进行农业劳动的体力和精力也将持续下降，因此年龄的进一步上升会促使他们将土地出租给别人而获得租金收益；其次，相较于女性，男性更有可能将土地转租给他人，可能的原因是男性的信息优势及社交优势造成其有更多的择业选择，不一定非要将自己局限于农业生产之中，而相对而言土地对女性的束缚可能更大；最后，学历越高的人更有可能将土地转租出去，总体而言，农业所获得的收益依然在各行业中处于最低位，如果获得更多的教育，那么从事非农职业工作的可能性就大一点，离开原始土地生产的冲动就更为强烈。

（二）家庭特征与土地转出意愿

表4 家庭特征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家庭特征中，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显著影响了柬埔寨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家庭收入方面，当农户家庭收入更高时，其转出意愿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较高收入家庭而言，其农业经营状况较好，因此在决策上趋向于保守，不愿意对现有经营状况进行改变，因此可能更排斥将土地转租出去；收入来源方面，将土地转租这一情况更容易发生于拥有非农收入（问卷中主要体现为打工和个体经营）的农户中，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一方面其具有一定的非农收益作为重要家庭收入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非农工作也挤占了其部分劳动精力，所以更偏向于将部分土地进行转出获取租金报酬。

（三）农业经营状况与土地转出意愿

表5 农业经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经营状况方面，土地面积、经营能力认知以及资金状况显著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首先是土地面积，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其越有可能将土地转租给他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柬埔寨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极低，因此需要的劳动力较多，若家庭拥有较多土地，劳动力短缺可能是需要正视的问题，将土地转租，一方面可以对剩下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一方面可以获得租金报酬；其次是经营能力认知方面，觉得自己能经营更多土地的农户越不可能将自有土地转租出去，这一点显而易见；资金方面，越遇到资金问题的农户越不愿意将土地转租出去，可能的原因是资金问题较大的农户家庭条件较差，其农业收入占比较高，农业经营是其最重要的收入获取手段，为了解决存在的欠债问题，更不愿意冒风险将土地转租而从事非农行业的选择，这就可能产生一种低质循环，不利于农户改变自身状况。

（四）社会服务与土地转出意愿

表6 社会服务状况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社会服务三个变量中，“是否获得过农业技术推广”和“是否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柬埔寨农技服务和合作社服务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对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影响产生的作用微弱，因此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可以发现，在总体回归中，政府补贴对农户的转出意愿影响显著，如果享受到政府补贴，农户将土地转租出去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可以看出为了保证农户稳定经营土地，较少出现农转非的情况，政府一定的财政补贴尤其关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基于744 份调查问卷，笔者对柬埔寨农户农业经营状况进行了描述，并且详细分析了柬埔寨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总体而言，柬埔寨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不高，刚刚超过30%；第二，个人特征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性别为男性、年龄越大及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第三，家庭特征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越不愿转出土地，而家庭收入来源包含非农收入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第四，农业经营状况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家庭土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转出土地，而自我经营能力认知越强、经营过程中遇到资金问题越明显的农户越不愿转出土地；第五，社会服务状况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能够获取政府补贴的农户更不愿意转出土地。

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在国内进行规模化经营遇到的最大难题有三：一是租金过高，一亩地动辄七、八百元的租金，使得农业企业需要在经营前就提供大量的流转现金；二是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在国内进行规模生产雇佣的季节性劳动力其成本也在逐年上升；三是可流转土地相对缺失，中国人均耕地极低，这就决定了可流转土地规模的上升空间是有限的。与之相比，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这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一是租金低，被调查对象土地转出租金折合成人民币不到150 元/亩；二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城市化率不到30%，因此农村有大量富足劳动力；三是可流转土地较多，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平均土地为5 公顷，是中国农村家庭的10 多倍，并且柬埔寨农地转出率刚刚超过30%，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据此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柬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关系良好，中国企业应当加快走出去步伐，中国跨国农业企业可作为先头主力，发展跨区域大规模农场经营，中国涉农工业企业可作为后续，在农产品深加工及农村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工业大国优势，其他行业诸如旅游和酒店管理等服务业可以适当跟进，与当地政府或者企业协作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及娱乐产业，从而达到合作共赢。

（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以柬埔寨为代表的东南亚典型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土地流转状况，为后续中国政府及相关企业与东南亚各国在农业方面加强合作交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有益启示。目前东南亚等国资源丰富，但是发展较为滞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中国与东南亚良好的地缘关系为彼此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何保证中国农业及相关产业走出去战略可以顺利实施，本文认为需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有效处理土地问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土地纠纷而造成的社会矛盾，逐渐成为柬埔寨农业稳定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之一。中国企业进入柬埔寨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农业规模种植后，若是未能处理好土地流转问题，当地农民很有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产生示威和抗议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尤其是农业领域，产生负面影响。温和而有力的国家行动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手段①柳亦博：《国家行动何以温和而又有效？》，《中国治理评论》2019年第1期，第81-93页。，借助于“一带一路”的有利契机，中国投资主体也需要积极考虑当地居民的切实利益，尽量采取协商手段解决与当地居民的土地关系，避免产生过多纠纷。在土地流转上，一是要定位于人均耕地资源较充分且非农产业发展良好的区域，二是要选择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偏高的家庭，以便于维持长期稳定的流转关系。

第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中国政府应当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农业保险和市场拓展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在税收支持方面，国家对涉及国际化农业经营业务的公司，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如直接给予这类企业在营业税与所得税方面，下调基准税率的优惠政策；其次，在财政支持方面，国家可以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项目，针对跨国经营农业业务的企业，在资金扶持项目上施行专项财政扶持政策，以国家财政专项预算作为资金化推力，推动国际化涉农业务企业的农业项目实施；最后，在农业保险方面，探索分散农业风险问题的有效方式，保证跨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后顾无忧；市场拓展上，相关部门加大农产品推介活动力度，并积极推动农产品国际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

第三，融资渠道加速创新。不管是资金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还是资金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都将影响公司在跨国农业业务等资金需求大的项目的实施进度与质量。因此，需要对国际化涉农业务企业，尤其是其中规模相对较小、融资渠道有限的中小型企业，积极探寻企业共同担保或相互担保的融资担保新模式；适当降低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小企业的贷款担保条件，并为其争取专项贷款贴息；积极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农业金融合作联盟，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保证农业合作长期稳定。

第四，设立专项合作基金。针对资金供给分散的现状问题，可以采取适当合并资金项目，成立统筹性合作基金，如将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及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进行合并。针对涉外物流仓储建设、新增农业精深加工设施、产品贸易码头等基建项目的融资贷款实施降率、贴息等措施，认真研究境外农业资金补贴政策，并调整境内政策以便更好衔接；利用好中国东盟投资基金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间金融力量，培训相关农业项目，使之由小及大，扶持农业企业，使之由弱变强，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农业合作共赢。

前景广阔，机遇与风险并存，这可以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真实写照。面对挑战，中国政府及企业应当未雨绸缪，并作出积极应对，这既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有力保障，也是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更加稳固双边关系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