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王 娟，胡 婕，朱卫未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制造业在总体规模上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随着资源消耗、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再显著。三大制造强国为应对经济新形势纷纷提出制造业转型战略，即美国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德国的“工业4.0”以及日本的“工业价值链”战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两头受挤压难题，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实现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价值链和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构即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出了新思路。

学术界对制造业升级的测度，最初是沿用产业结构升级的观点，以企业主要要素投入作为企业升级的评价标准，企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发展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即认为实现企业升级（Gereffi，1999）。能源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研发投入都可以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但是在我国依靠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背景下，传统规模优势加速衰减，仅依靠低端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已经不能解决我国制造业落入“低端锁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实现制造业的要素升级、模式升级。苏杭（2017）的研究则考虑了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下，如何通过要素禀赋实现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更适合现阶段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研究。

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格局、产能合作、国际分工、研发创新等方面（赵东麒，2016；王恕立，2018；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大多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制造业利润率增长的影响，且大多数只停留在产业层面、政策层面、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没有得到准确地衡量。

因此，笔者收集了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从对外投资角度，将投资目的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企业列入实验组，将没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列入参照组，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制造业升级水平，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渐增长，学术界开始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国内学者从宏观的产业层面（沙文兵，2012）和微观的企业层面（葛顺奇，2013）所得的研究结论都证明：在东部发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的逆向转移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在不发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技术的正向传递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发展和进步，从而提升产业结构，这与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观点一致。基于我国制造企业层面数据，从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提升的角度，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升级的助推作用存在类型差异，对中高端制造企业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而对低端制造企业的推动作用不强，因此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有助于推动我国中高端制造企业的产业升级（贾妮莎，2016）。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的企业升级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才能显著推动制造业的企业升级（朱玮玮，2018）。这些研究虽然角度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结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可以正向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由于地缘政治、宗教信仰、国家实力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不确定风险，导致企业参与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国际合作与互利共赢，自提出以来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便利了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激发了亚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孔庆峰，2015）。通过弱化双边文化交融遇到的阻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减轻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促进直接投资额的增长（谢孟军，2016）。“一带一路”倡议从融资难度、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努力，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孙焱林和覃飞，2018）。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导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企业升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上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企业的升级。

H2：技术创新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升级的作用路径。

我国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所提出的两阶段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包括“经验习得”和“利润获取”两阶段。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只需熟悉被投资国的营商环境即可，其“经验习得”阶段较短，主要通过顺梯度对外投资实现利润获取。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具备国家优势，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习得”阶段适应被投资国的企业经营环境，但是可以提供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来提升企业竞争力，主要通过逆梯度对外投资习得先进技术和经验，最终进入“利润获取”阶段。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其企业升级的路径存在差异。对于低端制造企业而言，在技术上不占优势，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国内市场份额很难得到拓展，还有可能被新兴产业替代，因此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凭借较低成本占据沿线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将低技术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或原材料成本更低的国家，提升企业盈利水平，进而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中端制造企业而言，其技术含量处于中等水平，前期依赖我国廉价劳动力、能源资源得到发展，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在市场规模、成本、经济基础方面占据一定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两种升级路径：一是通过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以成本优势迅速将市场拓展至沿线发展水平更低的不发达经济体，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收入，从而为企业的自主研发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二是通过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以较为扎实的经济基础打入发达国家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企业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实现本企业的升级。基于此提出假设H3。

H3：“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中低端制造企业的升级。

对于高端制造企业而言，其起步时间较晚，在资源、市场、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不大，对研发创新的要求很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可以通过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深化合作创新，学习先进企业的技术，提升本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实现高端制造业的企业升级。因此，提出假设H4。

H4：“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中高端制造企业的升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绘制了图1所示的“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中国制造企业升级的理论框架。在“一带一路”倡议稳步实施过程中，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我国中低端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获取经济收入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实现企业升级。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我国高端制造企业与先进企业合作研发，提升研发水平实现企业升级。基于理论分析和推导，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的路径图，如图1所示：

图1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的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制造企业升级的测度

关于企业升级的测度，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基于增加值用劳动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二是用产业结构指标量化企业升级；三是用全要素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第三种量化方法从产业链所处环节、效率、增加值角度都能反映企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可以是生产创新、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规模效应等，可作为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因此，笔者采用全要素生产率量化我国制造业的企业升级，具体采用OP法和LP法分别计算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别以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作为后续双重差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效力更强。

（二）模型构建

1.DID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适用于具有试点性质的政策效果的估计，“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被提出时还只是战略构想，直到2014年3月被写入政府报告，倡议才真正落实成政策，且该倡议的最终规划只圈定了18个省份，具有试点性质，适合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其实施效果。双重差分模型（DID）模仿准自然实验的环境，选取受某项政策影响的实验组，以及不受该项政策影响的参照组，实验组与参照组平均变化的差值称为“双重差分估计量”，该估计量可以很好地反映政策的真实效果，利用双重差分可以减轻“一带一路”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一带一路”倡议最终会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政策发挥效用需要较长时间，短期内，“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较为密切，因此更能推动与沿线国家密切往来的制造企业的发展。此外，在理论机制与假说部分，前文已经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制造企业升级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具体操作上，选取的实验组是投资目的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企业，参照组是没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为：

其中，i代表制造企业，t代表年份，Effect代表政策的实施效果，即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水平，treat为制造企业虚拟变量，实验组企业treat取值为1，参照组企业treat取值为0；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选取的政策冲击为2014年，因此2012—2013年time取值为0，2014—2018年取值为1；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刻画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制造企业的规模、年龄、成长能力、资本结构、现金流量、股权集中度ε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具有一定滞后性，故交叉项treatit×timeit的系数α是逐渐变动的，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作出改进，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影响的动态效应：

以模型（2）的交叉项系数αt来判断“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果的变化趋势，判断时间分别为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

2.PSM-DID模型

第一，以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分组变量treat为因变量，以制造企业的规模、年龄、成长能力、资本结构、现金流量、股权集中度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参照多数论文的做法，指定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第二，计算研究对象的倾向得分，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将Logit回归模型得出的系数代入到原方程，计算倾向得分进行匹配，根据匹配后协变量均值在实验组和参照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来判断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及合适程度，或根据匹配前后实验组和参照组企业特征变量的偏差图来直观判断PSM的匹配效果。

第三，剔除没有得到匹配的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量化政策效果。

（三）数据说明

样本数据为2012—2018年中国制造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确保模型对平衡面板数据的要求，剔除2012年后上市的制造企业样本。且剔除了重要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数据，最终样本数据量为7431个。用于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国泰君安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且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指标的数据做了取对数处理，使数据更加平稳，弱化了异方差问题，使估计结果更准确。

四、实证结果

（一）单变量分析

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既有研究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升级水平，综合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各种测度方法的优缺点，参照目前大多数研究的做法，采用OP法和LP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在数值上有一定差异，但反映的内容一致。标准差、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值都较大，说明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为研究“一带一路”的政策影响创造了条件。

表1 全要素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

单变量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政策实施之前，OP法和LP法计算的实验组全要素生产率均比参照组高，可能原因是：相比参照组不参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实验组制造企业在生产率、资本和规模上占有优势，所以更倾向于用合资、并购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Helpman et al.，2004）。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由15.464升至15.827，由16.227升至16.609），并且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和参照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明显增加（分别由0.340上升至0.626，由0.371上升至0.652）。单变量分析结果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向促进了实验组制造企业的升级水平，且扩大了实验组和参照组之间制造企业升级水平的差距。但单变量分析不能确认政策前后两组之间的差距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且不能排除该差距是否由其他因素导致，因此需要对样本进行双重差分分析。

表2 单变量t-检验结果

（二）DID模型结果

单变量分析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推动实验组制造企业的升级，拉大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差距，但在统计学上差距是否显著还没有得到检验，且未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在DID模型部分增加了企业特征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

DID模型主要关注交叉项的系数，即treat×time的系数。从前两列的总体效应看，分别以OP法和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交叉项系数对应为0.1201、0.1226，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上显著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企业升级，假设H1得到验证。

在此基础上，估计“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变化趋势，结果如表3的第三、四列所示。第三列以O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时的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影响在2014年、2015年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0.0876***，0.1071***），在2016年、2017年、2018年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0.1195**，0.1490**，0.1587**），且系数在逐年增大。第四列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时的数据存在同样趋势，说明政策发挥效果是需要时间的，“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之后随着政策推进，每一年的政策效果都在逐渐增加，对制造业企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表3 DID模型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以劳动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

全要素生产率只是量化企业升级的一种方式，且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在实证研究中经常相互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换指标。上文已经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量化方式做了双重差分分析，为使上文的模型结果更具说服力，在此借鉴其他学者用劳动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的方式（包群，2014），用模型（1）、（2）做双重差分，得出的结果显示，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模型被解释变量时，交叉项treat×time的系数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以产业结构指标量化企业升级

学术界关于企业升级量化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在该部分稳健性检验中，借鉴（肖曙光、杨洁，2018）的研究方法，用产业结构指标量化企业升级，分别用资产结构、员工结构、技术结构和绩效高级化四个维度的通用衡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样做双重差分分析，结果表明，交叉项treat×time的系数显著，说明不论用何种主流方法量化企业升级，最终数据分析结果都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能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企业升级。

3.缓解非平行趋势问题

双重差分模型的应用有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共同趋势假设，即实验组和参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应该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笔者检验共同趋势假设的方法为：安慰剂检验，即换一个政策冲击时间。考虑到倡议的真正落实和实施，之前部分的研究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冲击时间定为2014年，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政策冲击时间改为2013年，研究区间移至2012—2017年，进行双重差分分析，虚构方式下的结果表明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可信，“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升我国制造企业的升级水平。

（四）内生性问题：PSM-DID模型

在STATA中实现Logit回归模型，得到的准R2值为0.0573，说明此样本数据适合倾向得分匹配。利用PSM法配比控制组，处理实验组和参照组企业的特征差异，再次进行双重差分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交叉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实验组制造企业以全要素生产率量化的企业升级，这一结论与前文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一致，说明PSM-DID模型很好地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消除了实验组与控制组制造企业的特征差异。

表4 PSM-DID模型结果

五、“一带一路”如何影响制造企业升级：技术创新视角

上文已经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理论分析部分已经作出了假设：技术创新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路径。本节根据模型（4）对这一假设作出检验。为了验证不同类型制造业皆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升级，将实验组制造企业进一步划分为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此时模型（4）中treat数值的含义与模型（1）有所区别，treat为0依然代表参照组企业，treat为1代表实验组中不同类型的制造企业。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列数据中交叉项treat×time×innovation系数为0.0881，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创新确实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制造业企业升级的作用路径，假设H2得到验证。

第（2）、（3）、（4）列结果分别显示了“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实现企业升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研发创新对低端制造企业、中端制造企业均有正向调节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对高端制造企业升级的调节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调节效应为正。因此假设H3和H4不能被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作用路径，推动我国低、中、高端制造企业的升级。进一步地，比较表5第（2）、（3）、（4）列调节效应的系数，“一带一路”倡议下，技术创新对低端制造企业升级的调节效应值为0.0400，对中端制造企业升级的调节效应值为0.1218，对高端制造企业升级的调节效应值为0.1502。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技术创新对高端制造企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最大，中端制造企业次之，对低端制造企业的推动作用最小。

表5 “一带一路”影响制造企业升级的路径：技术创新视角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整理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以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制造企业作为实验组，没有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作为参照组，利用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上可以显著推动以全要素生产率量化的中国制造企业升级，而且随着政策稳步推进，正向推动作用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地，基于价值链理论将我国制造企业划分为低端制造企业、中端制造企业、高端制造企业，从技术创新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类型制造企业的影响效果和路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高端制造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依次是中端制造企业、低端制造企业。

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振兴我国制造企业，实现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一是要建立健全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积极布局制造业，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家间政策沟通，减少我国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二是对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提供优惠扶持，既能提升制造企业参与进对外投资的意愿，也是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二，技术创新是“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制造企业升级的路径，我国制造企业应根据自身技术水平及所处价值链环节，制定合适战略参与国际分工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实现企业升级。一是要重点扶持和推出中高端制造企业，通过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我国中高端制造企业走向发达经济体，与先进制造企业合作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帮助我国新兴的高端制造企业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二是为中低端制造企业走出国门铺路，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占优势，需要政府为我国中低端制造企业的顺梯度投资和市场拓展提供政策支持，从国外市场调查、产品关税等方面给予优惠，帮助中低端制造企业抢占不发达经济体的市场。

第三，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风险性较大的事业，需要政府的资助、规划和引导，未来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继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对于理论上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给予持续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为我国制造企业吸引外资创造条件。此外，发挥政府的协调功能，联合研发创新实力强的各类机构，包括高效、研究院所、各大企业的研发中心，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机构等，通过政府从中协调，使合作创新所发挥的实力大于各大主体的简单结合。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世界制造强国的技术水平，减少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