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任 懿，刘传哲，刘娜娜，张 彤

一、引言

绿色经济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我国作为处于生产扩张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以经济、环境、社会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从经济层面看，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绿色经济发展提高到政策高度。从环境层面看，绿色经济发展能从生产、资本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引导发展模式转型，缓解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问题。从社会层面看，绿色经济发展蕴含着经济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生产活动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蕴含着社会福祉的内涵。

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拉动，故而在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时要重视地方政府的财政职责。地方政府职责发挥的有效性主要受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财政制度安排的影响，而我国的财政分权具有的“财权事权不匹配”特征与西方国家差异较大，由此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中国式财政分权作为我国一项关键性财政制度安排，能否影响绿色经济发展进程？如果影响，这种影响是负向还是正向的？各省份面临统一的政策背景与政绩考核标准，这造成地区间效仿与攀比行为盛行，因此需依据现实情况考虑空间相关性，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推广至空间视角又是如何？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能够为财政分权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现存文献中尚未有直接针对财政分权和绿色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多学者关注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量研究证实财政分权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沈坤荣等（2005）运用阶段回归表明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张曙霄等（2012）以分位数回归得出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贺俊等（2013）通过面板实证发现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恶化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等（2000）也提供了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

部分研究对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怀疑态度：徐国祥等（2016）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回归动态面板得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认为中低财政分权度是最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龚锋等（2010）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数量测度并发现其在整体上不利于省域经济增长，但不同维度的分权指标影响不同；单新萍等（2011）认为应将“财权”和“事权”分配合理化，避免削弱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Zhang et al.（1998）从支出角度衡量财政分权，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效应，类似观点还包括Filippettiet al.（2016）等。

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纳入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等因素来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其他方面的影响：李斌等（2017）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存在单一门限，适度控制财政分权度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韩君等（2018）运用空间相关性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对生态环境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Zhang et al.（2017）研究发现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加剧了碳排放总量，引致绿色环境悖论；李政等（2018）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抑制政府创新偏好；邹璇等（2019）认为财政分权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斌等（2016）认为财政分权会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同时降低绿色技术效率；梁强等（2019）得到优化财政分权度有利于提升区域技术创新；王定祥等（2011）发现在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程度和银行信贷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Liu et al.（201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扩大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Van et al.（201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源环境存在“逐底竞争”。

笔者旨在突破现有文献的局限，在有效度量我国财政分权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制度对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空间直接效应分析

从经济发展维度看，财政分权会引致由政绩考核带来的晋升激励，因此地方官员有充足的动力使地区GDP获得绝对增长，但由于政府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为了迎合晋升激励会促进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从资源环境维度看，当地方政府处于发展困境时，生产要素有限迫使地方政府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即降低单位GDP能耗，以资源的最优化利用来维持高速高质的经济产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会经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发展阶段，但地方政府官员在迎合晋升激励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声誉评价，该评价也对官员晋升有一定的隐性激励，环境恶化会有损这种隐性激励。因此，财政分权在资源环境维度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存在正负两个方面的博弈。

从科技创新维度看，科技创新是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矛盾的主要驱动力。财政分权程度上升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根据“集聚效应”①集聚效应（Combined effect）：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存在吸引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的向心力。，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地区会拥有更优的资源禀赋：包括主观环保观念和客观物质技术，地方政府官员不再只着眼于短平快的投资模式，而是为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教育、科技、创新投入，给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正向促进作用。

从政策扶持维度看，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政绩评价压力，而推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就来源于政绩评价压力。当财政分权度上升，本地区政府加大财政支出，通常以投资和信贷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式来调节社会总需求，以其“头雁效应”示范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综上，财政分权对于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从直接效应看，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

（二）空间间接效应分析

基于经济发展维度，已有文献证明了经济增长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谢兰云2013；刘华军等2014），从生产效率方面看，财政分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及负外部性两方面，其中正外部性是指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积极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趋良竞争”（田建国等2018），因此相邻地区的生产效率提高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负外部性则表现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绝对权威管理本地区的企业生产发展，地区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内较好的企业经营效益和发展绩效，可能会忽视生产效率的提升，以更丰富的资本投资和资源投入支持低效生产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这会给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基于资源环境维度，当相邻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时，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官员有能力和动力追求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以更严格的企业准入标准建立环境规制，因此相邻地区企业会将低效率高能耗的生产活动转移至本地区，这种“产业区位重置”的现象会造成本地区污染物排放增多以及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基于科技创新维度，相邻地区财政分权度上升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科技创新方面的支持强度，但会带来地区间资源争夺，使得本地区获取科技、教育、创新资源的成本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基于政策扶持维度，在财政分权下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可能会造成“囚徒困境”：相邻区域地方政府在面临对比竞争时，都会集中财政资金过度追求经济绝对量的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提升，但有限的生产要素竞争带来成本上升，使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各地区政府对于节能环保以及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受到挤压。这种“囚徒困境”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即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会给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图1 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分析

综上，提出假设2。

假设2：从空间间接效应来看，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指标与数据

（一）绿色经济发展水平（GED）测度

参考薛珑（2012）的做法，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绿色资源环境、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政策4个一级目标、10个二级准则以及22个可测的三级指标。各指标权重使用熵权法计算确定。

表1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GED指标体系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FD）体系构建——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是中央政府将财政权力和责任向下级政府转移的系统制度安排（龚锋等，2010）。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其核心内涵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具有“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特征，与西方国家差异较大。地方政府具有高度的支出自主权，是基层管理与服务制度的践行者，但收入权力仍集中于中央政府。据此，将财政分权指标构建划分为“财权”和“事权”两个方面，依据世界银行对于财政分权内涵的界定从税收分权、收支分成、央地分离三个角度衡量“财权”，参考Joumard et al.（2004）的观点从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两个角度衡量“事权”，采用主观赋权法，对一级指标“财权”赋予2/3的权重，“事权”赋予1/3的权重，二级准则层与三级指标层均在其分支下赋予等权重。

表2 财政分权FD指标体系

1.税收立法权分权度代表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税种和法规以及对相关事宜进行调整变动的权利大小。根据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是否由地方政府来决定或者更改，1999年OECD将税种划分为A-F等6个等级，在我国，税收立法权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即各省市税收立法权分权度处于E等级。由中央政府决定税基和税率的税种，因此我国各省市税收立法权均为20%（李齐云等2017）。

2.税收收益权的分权度主要是由地方税和共享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重和共享税的共享比例共同决定。借鉴徐国祥等（2016）的做法，计算税收收益权，公式如下：

其中，Yi为税收收益权分权度，Si为共享税i的金额，tj为地方税j的金额，T为全国税收总额，n为共享税的总数，m为地方税的总数，pi为共享税i分配给地方政府的实际比例。

3.收入分成率为地方政府预算内一般公共收入占中央预算内一般公共收入的比例。

4.支出分成率为地方政府预算内一般公共支出占中央预算内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

5.财政自给率为地方政府总收入与地方政府总支出的比值。

6.行政管理强度为地方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职工人数和全国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职工人数的比值。

7.公共服务强度为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政府预算内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

（三）控制变量

1.地方政府竞争度lnfdi，参考辛冲冲等（2018）的做法，以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做地方政府竞争度的替代变量，取自然对数值。

2.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以表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其中进出口贸易以当期汇率的平均值转换成人民币表示。许多研究表明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张曙霄等，2012）。

3.投资增长率invest，用以表征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在投资增长率。一些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助力经济增长（宋丽智，2011）。

4.人力资源水平pop，用以表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它是映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自由的镜子。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揭开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

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能源年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四、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一）模型构建

构建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如下：

该模型是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考虑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因素，公式为：

公式（3）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W表示空间矩阵；ρ表示空间滞后系数；λ表示空间误差系数；φit表示空间自相关的误差项；εit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二）空间效应分解方法

借鉴Lesage&Pace（2009）的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将模型（2）改写为

其中，In是n阶单位矩阵；k是解释变量个数，Xr为第r个解释变量，r=1，2，L，k，βr为解释变量向量X中第r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θr为WX的第r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为了解释Sr（W）的作用，将式（5）改写为式（8），某个地区i（i=1，2，L，n）的yi可以表达为式（9）。

根据式（9），将对其他区域j的第r个解释变量xjr对yi求偏导得到式（10），将本区域的第r个解释变量xir对yi求偏导得到式（11）：

其中，式（10）衡量的是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式（11）衡量的是直接效应。

五、实证分析

（一）空间面板模型识别检验

综合运用LM检验、R-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构成的检验体系判别回归模型的合理形式。

由表3可知，LR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不存在空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但无法拒绝不存在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LM检验和R-LM检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综上，应选择构建空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

表3 空间面板模型识别检验结果

（二）空间面板模型构建

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同时构建了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分析。

表4 空间计量模型估值结果

表4给出了三种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W*变量名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W*dep.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Spat.表示空间误差系数。对比三个模型的结果可知，各模型中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不大，且均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构建的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如式12所示：

（三）空间效应分析

空间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不能说明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为了避免使用点估计方法对空间效应的检验产生偏误（Lesage&Pace，2009），利用偏微分方法分解出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总效应，其中空间溢出效应是对总效应的进一步纠偏，结果如下所示。

表5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

由表5可知，从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总效应来看，财政分权FD、投资增长率invest和人力资源水平pop对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open对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负向抑制作用，与表3预期一致；但地方政府竞争度lnfdi对GED的影响方向出现了预期偏差，可能由于以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地方政府竞争度的替代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外开放程度，两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

从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直接效应看，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具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与假设1相符。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有利于缓解以往“唯GDP论”的政绩评价模式带来的“绿色”压力，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控制变量地方政府竞争度lnfdi、投资增长率invest、人力资源水平pop均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地区之间的资源争夺中，竞争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能力进行绿色经济发展；生产发展、生活进步和经济增长都离不开投资；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水平能创造财富、带动社会环保风潮、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负向抑制作用，这表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跨国公司涌入会使本地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抑制了本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

然而，从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看，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负向空间间接作用，与假设2相符，表明相邻地区财政自主权的扩大往往会使得本地区陷入“囚徒困境”：加快发展高能耗低能效的产业以追求GDP增长，将对本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形成阻力。控制变量相邻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度lnfdi、对外开放水平open、人力资源水平pop均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负向抑制作用。这表明当相邻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时，本地区在资源争夺中占据劣势，使得绿色经济发展进程后退；对外开放具有较强的辐射性，相邻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会波及本地区；人力资源因其有限性引发了竞争，相邻地区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源水平，本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越低，绿色经济发展后继无力。控制变量相邻地区投资增长率invest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GED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当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投入资金时，本地区会获得一定的资金溢出，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

（四）稳健性检验

将全国按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①东部省区为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北、江苏、福建、浙江、广东、海南;中部省区为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西部省区为广西、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以此考量空间杜宾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下：

结合表5和表6的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且显著性变化不大，说明模型较稳健。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地区回归，财政分权都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在中部地区最小。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度和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财政分权度上升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增大；而相邻地区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负向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在东部地区最小，原因在于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各种资源较有限，相邻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引致更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负向溢出效应。

表6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分地区）

六、结论与启示

采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我国财政分权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结论表明：一是本地区财政分权会促进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加大，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晋升激励、政绩评价以及声誉评价时，有能力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二是相邻地区财政分权会抑制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当相邻地区财政分权度提高时，相邻地区政府在资源竞争中占优，相邻区域间的要素禀赋有限性导致本地区发展绿色经济所需的资本资源成本上升，抑制了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基于现有的晋升激励制度，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动力发展本地经济，中央政府应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尤其应注意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财权”下放，缓解财政分权纵向不平衡带来的发展禁锢。在政绩考核方式，应破除“唯GDP论”的考核方式，注重从多角度多层次考核官员，将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状况纳入到官员晋升的考核中去，将官员的政治自利性动机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官员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绿色发展。

其次，为了扩大本地区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应降低因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尽可能使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上获得更大的支持，以此减少政府对见效慢、低能耗产业的负面干预。另一方面应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二者间的政府支出，确保地方政府不过度偏向基建而忽视环保。此外，为了降低相邻地区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各地区在制定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认识到自身资源优势禀赋和区位优势禀赋，做到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和导向性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引导资源在地区之间合理流动，增强本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最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视都要财税“绿色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一，中央政府选择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作为地方税，下放环境相关税种的税收收益权，为地方政府提供环境财政收入来源。第二，应当明确环境保护活动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分属的“财权”与“事权”，以制度为保障做到分工明确，提高财政分权合理性，以“绿色化”财税制度助力绿色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