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中人物的红高粱性格

摘要：在莫言的《红高粱》中，红色一词运用最为普遍，红色作为小说的统治色，对于人物性格和环境的渲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红色”是象征色，代表了人物性格中的红色。作者通过对作品的深刻描述，鲜明地体现了“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爷、“二奶奶”等人物的“红高粱性格”，赞美了高密东北乡祖辈们原始生命的张力和无所畏惧的“红色”精神。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人物性格；红高粱性格

在莫言的很多作品中，都是将红色作为主要的基调。这种情况在《红高粱》中更为典型。红色作为小说中最为典型的象征物，蕴含着丰富的原型意义。在历史的演变中“已基本成为一套密传的符号”，而红色词却承载着十分厚重的情感。[1]莫言善于描绘人物的感觉，更善于通过意象来构筑独特的人物性格，《红高粱》中人物性格的红色是红色意蕴的具象表现。莫言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融入了强烈的情感，他让红高粱承载着人物的性格，并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作者对“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既深刻反映了人性解放的最强音，更是将反抗的信念植入民族心理建构的最深层，成为子孙后代效仿的榜样。

一、余占鳌——“我爷爷”的“红高粱性格”

余占鳌——“我爷爷”是一个善恶兼有的人物，既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在传统道德中，他既为土匪便是恶人，但是如果以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看，虽然他的性格粗野、杀人如麻，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原始的正义感和民族大义，这表明他的性格深处又包含着极为深邃的善，余占鳌作为《红高粱》中主要的男性角色，他的豪放不羁和嫉恶如仇都真实的还原出民间英雄的本色。

余占鳌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就离世了，母亲在此情形下不知廉耻的与和尚通奸，余占鳌于是刺死和尚，逃离了村庄。恶劣的生长环境使余占鳌形成了叛逆的性格，面对舆论的压力，他没有隐忍沉默，而是奋起反抗，来摆脱闲言碎语的羁绊。另一方面，在国共对峙的混乱局面下，他组建的这支队伍既不隶属于国民党，也不听命于共产党，靠着顽强的生命意识，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杀了中岗尼高少将。他拒绝了国民党冷支队的拉拢，也不愿同共产党一同抗日，不愿受人压制，这不仅展现了他性格中独立的一面，也将他的叛逆和狂傲不羁一同呈现在读者面前。

余占鳌与“我奶奶”第一次相遇是在迎亲时，与其他的轿夫一起，想要让轿内的新娘出丑，但是“奶奶”的哭声却牵动了他的心，使他对“奶奶”产生了别样的情愫。“吃拤饼”的劫匪逼迫“我奶奶”走向高粱地深处时，余占鳌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豪侠之气被唤醒，他英勇的与劫匪展开搏斗，使“我奶奶”免遭玷污，并保全了她的性命。这体现了余占鳌的性格中有惩奸扬善，行侠仗义，勇敢的追求爱情的一面。余占鳌的叔叔余大牙，嗜酒好色，某一日醉酒后，糟蹋了玲子，余占鳌听取了“我奶奶”的建議，大义灭亲处决了亲叔叔余大牙，还曹玲子一个公道。之后，余占鳌每年都会为叔叔扫墓，慰藉叔叔的魂灵，以此来报答叔叔的养育之恩。在这里表现了他尽孝道，明军纪，不徇私情的可贵品质。

余占鳌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勇敢的与“我奶奶”在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交欢，与爱人的生命融合于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里。他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敢于杀死以权势欺人的单扁郎父子；为了扶持正义，敢于杀死盘剥百姓的土匪花脖子。他做事看似无所顾忌，实则是有一套章法，他心中有大义而不拘小节，他始终是坚持着自己内心的信念为人处事。余占鳌是一个土匪，也是一名民族英雄，但是他成为土匪仅仅是为了活命，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余占鳌的格局中，是非对错没有明确的概念，很难用善恶美丑来评价他，他由着性子说干就干，有时甚至会违反法律与道德传统。而这种放荡不羁的性格如同充满野性的纯种“红高粱”一样，表现我们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意识。

二、戴凤莲——“我奶奶”的“红高粱性格”

“我奶奶”是一个敢于突破道德伦理的约束，追求自由平等的引领时代的女性。在她十六岁时，本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幻想的年纪，但是贪财的父亲将她嫁给开酒坊的财主单廷秀的独子单扁郎。她盼望自己的丈夫应是高大俊朗，在闺中做嫁衣时，就想象出了未来丈夫的形象，但是被迎娶进门之后，看到得却是奄奄一息的患有麻风病的丈夫，这与想象中的丈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鲜活富有生命力的姑娘要与麻风病人结合，这是对女性人格的巨大侮辱，“奶奶”的希望破灭了，夫家犹如人间地狱，令她生不如死。但是她并没有向惨淡的现实屈服，在新婚之夜，她拿出剪刀捍卫自己。她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愿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物，她渴望爱情和自由，她将人性的本真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勇敢地反抗传统的道德观念。

“我奶奶”从来都不是传统定义的贤妻良母，她就像那高粱酒一般烈、醇，充满了张力与野性。她没有听从母亲的嘱咐，新娘子不能自己掀起盖头，在花轿中就掀开盖头，还大胆地打开轿帘，看路边的红高粱，看轿夫，甚至端详起自己的小脚；她在骑驴的姿态上也与其他妇女不同，她不按照规矩侧坐在驴身上，而是像男人一样，双腿夹坐在毛驴的脊背上。这些细节都足以体现奶奶的与众不同，和那个受到封建礼教约束的社会格格不入，以及她骨子里强烈的反叛精神。

《红高粱》是以“孙子”我的视角，描绘了奶奶与余占鳌在高粱地的情事。男人将女人扛到高粱地深处，随着一片高粱倒下，两个年轻的灵魂也得到了释放，挣脱了世俗的枷锁，红色的高粱随风舞动，仿佛在呐喊，在高歌。这部分场景描写出了人最原始的生命力，在天地自然中两个年轻的躯体激烈的碰撞和交合，仿佛两个叛逆的灵魂也融为一体，这种人性与野性的交织缠绕，生命力的猛烈碰撞，表达出极其强烈的力量感和极富张力的美感。在这里莫言着重表现的不仅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欲，更是歌颂了那敢于突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勇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精神。奶奶没能成为领袖，却悟透人生，虽然现实的生活让她绝望，但是她没有屈服于命运，她如同有着不甘毁灭精神的英雄一般，勇敢执着的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打破封建的枷锁，任情任性的活着。这些都体现出我奶奶性格中的红色。

“我奶奶”是女中豪杰，更是抗日英雄，她不仅让儿子“豆官”上前线，自己也和王文义妻子一同为抗日的战士送大饼，最终不幸中弹身亡。“我奶奶”临死时的呐喊，更是完美的展现了她性格中的红色：“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2]在这里并没有着重描写奶奶弥留之际身体上的痛苦，反而是写了生命消逝的瞬间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一连串天问，是任情任性，在肉体即将陨灭之际，她的自由的灵魂犹如顽强生长的红高粱一般。这种真实坦荡的人生宣言，将她的“红色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对本我的生命状态的执着追求，对中华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人物性格以红高粱为载体将人性中的力与美完整的展现出来。

三、其他人物的“红高粱性格”

罗汉大爷作为家里的长工，他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软弱。日本人来牵东家的骡子时，他表现的毫无血性，在日伪的枪口下，不敢进行过多的反抗，甚至被骂作老混蛋也一声不吭；在工地干活时，他挨了鞭子不敢吭声，受了气也只是泪眼模糊，但就是这样一个懦弱平凡甚至窝囊的农民也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在中年人逃跑的激励下，他鼓足了勇气逃离工地，大骂两头忘恩负义的骡子，“你怕了吗？畜生！你的威风呢？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在这里看似骂的是骡子，实则语义双关，这是对日伪汉奸的痛斥，罗汉身体里的血性被充分唤醒，复仇的火苗在身体里激荡，他的灵魂得到了提炼与升华。在这恐怖压抑的氛围中，他没有抛弃自己作为中华男儿的骨气和自尊，反而走向了斗争与反抗。在鬼子严酷的刑法面前，他也没有低下头颅，天地仿佛也被染成了血色，罗汉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中华儿女的尊严不容践踏，同时也坚定了其他人抗日的决心，燃起推翻暴力的熊熊斗志，吹響了余占鳌等人革命的号角，也将自己性格中的红色提炼出来，得到了升华。

作者塑造的其他人物也体现了无畏的红色性格。“二奶奶”为了解救自己的女儿，竟然主动脱光衣服，表现出无私的母爱和伟大的献身精神；粗鄙淫秽的余大牙因糟蹋少女玲子面临死亡时，也没有像个孬种一样求饶，而是表现的坦然无惧，捍卫了自己生命的尊严，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人虽然平凡，甚至做了为人不齿的错事，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摒弃自己骨气，没有忘记世代传承“红高粱”精神，黄色皮肤下流淌的红色血液，在恐怖肃杀的氛围中竟然喷薄而出，这红色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有着无尽的美感。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世代耕种红高粱，红色的高粱早已和他们融为一体，他们骨髓、血液里都具有红高粱一般的骨气与生命活力，这也是中华民族高高挺立着的脊梁，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熔铸成这种不屈不挠的红色品格，红色精魂，这些红高粱孕育的儿女就是这红色性格的具象体现。

综上，《红高粱》中的人物中性格的红色为小说的主色调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红色性格不仅仅成为红高粱的精髓，也成为一种奋进的民族心理结构贯穿于当代人心中，所展现的强烈的生命意志，和无畏的民族精神伴随着这抹红色红遍世界。莫言通过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的极力渲染，赞美了高密东北乡祖辈们原始生命的张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作为人本来所具有的欲望和追求，而这片无边无际的红高粱不仅仅是自然地具象，更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传达着现代人性格中所缺失的原始的生命力。[3]

参考文献：

[1]李静：《旷野中奏响的生命狂欢曲——〈红高粱〉中“红色”原型的解读》，《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3]江爱元：《论莫言小说中的“红”意象》，《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王子涵，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中街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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