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红,钟 锭,刘峥屿,夏新斌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1]。其中,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方方面面,最突出的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解决这一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国要坚持优先发展农村农民问题,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2]。2018年中央1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全面部署,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工作重点进行了战略安排,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一份政策性、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国内学者从金融、教育、科技、产业、乡村旅游、法制建设等不同角度就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做了探索和研究。笔者结合文献和实地调研、访谈,从中医药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以期为实现中医药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借鉴。
为实现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的目标,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对打赢这场扶贫攻坚决战做了具体部署。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充分发挥中药材产业优势,凝聚多方力量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办等联合制定了《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该计划指出,要通过引导百家药企在贫困地区建基地,发展百种大宗、道地药材种植、生产,带动农业转型升级,建立相对完善的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新模式,到2020年,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造血功能持续增强,实现百万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
中医药独具传统文化与产业结合特色,中药材种植加工等产业链的发展,具有产业扶贫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天然优势。中药材广植于我国贫困地区,中药材种植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立以提高质量、促进增收脱贫为核心的中医药产业扶贫机制,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本研究在2019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中医药助力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CX20190554)》和2018年校级课题《互联网+中医药助力湖南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模式研究(2018CX64)》的支持下,采取文献调查和实地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调研的方式,先梳理国家发布的关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文件,再查阅相关的学术论文,总结提炼,了解当前的政策趋势与研究现状,并结合实地调研,与中医药行业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提出了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3种理论模式。
1.0版本的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模式是最基础的输血式的扶贫振兴模式,属于救济式扶贫模式,通过救济主体直接给予物品或者财政补贴来保障被救济者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政府作为扶贫的主体,通过财政出资,组织中医院校和中医院合作,开展一系列的健康扶贫活动。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中医远程诊疗和实地的送医下乡等活动,去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看病,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以缓解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
(1)快捷有效。这种模式由政府和相关事业单位主导,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调动相关资源,并且不考虑其成本因素[3],贫困地区人口能够直接享受到政府和事业单位带来医药资源,能够快捷的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2)推行难度小。以政府为主导、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的形式,直接深入贫困地区展开送医送药等活动,贫困户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就能得到政府的帮扶救济。因此,贫困户不会有抵触对抗的现象发生,接受程度高,只要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较容易的推行。
(1)效果局限性较大。这种“输血式”扶贫振兴模式扶贫效果局限性较大,只能暂时的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部分医疗问题,从长远看,持续的物资供给对减贫的边际效应持续弱化[4],并且,只能解决医疗领域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很难从整体上起到乡村振兴的作用。
(2)财政压力大。这种救济式扶贫,需要强大财政作为后盾。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较多,贫困原因多样化、各地区脱贫需求也不尽相同,这种单一的“输血式”扶贫模式,一方面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会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长期以往,政府财政也难以为继,甚至有可能掉入“福利陷阱”,另一方面也不能做到因地制宜,对症下药[5]。
(3)容易滋生懒惰。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环境导致的;另一方面和贫困地区人们勤奋程度有关[6]。这种救济式扶贫,长期进行会让贫困户养成依赖的心理,脱贫的主动性降低[7]。将扶贫工作简单化,直接给与物资,容易造成贫困人口依赖思想,会形成一种“坐、等、要”的现象,可能会造成“越扶越贫”的后果[8],这一观点张建军课题组在西北调研时也得以证实。
2.0版本的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是一种“造血式”的扶贫开发模式。这种扶贫模式旨在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试图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9]。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土地等自然环境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经济收入的关键,并且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对整个经济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物质资本的增加。而马克思也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到“教育能够产生社会劳动力”,表明了教育对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世界银行组织曾经对23个国家的两万民贫困户做了访谈,得出的结论是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摆脱贫困的基本之策[10]。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的2.0模式就是由政府出资,聘请中医院校和中医院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开展线上线下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教育培训,如中医药种植技术、推拿按摩技术、中医催乳技术以及针灸推拿等技术,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做到“授人以柄”,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并且通过订单式培养,保证接受培训的学员能够顺利就业。
(1)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一是性质从“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变;二是作用机制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三是任务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转变。这种模式是双向型的,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激发贫困地区自身脱贫的动力,通过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让贫困户掌握到谋生的一技之长,贫困户掌握到实用的技术之后,有了固定的岗位就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收入决定消费,也能够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有效的减少贫困现象[11]。
(2)解决贫困代际传递。在我国,由于家庭结构、邻里劣势、父母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了扶贫工作的进行[12]。我国农村地区大多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使得农业产业难以发展,粮食作物效益极低,导致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这种人力资本扶贫开发模式通过技术培训的方式,让贫困户能够接收到正规的技术教育,成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最优手段之一[13],并且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并且这种模式使得贫困户依靠自身能力进行脱贫,一方面不会造成懒惰现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舞贫困户的志气,通过教育技能培训,让贫困人口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实现其劳动价值[14],真正做到“扶贫先扶志”。
(1)造成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这种人力资本开发的乡村振兴模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贫困户通过参加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可以掌握一技之长,但是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中医药适宜技术很难找到就业岗位,因此技术的消费市场主要在城市里。大量的劳动力资本会从农村流向城市,可使农村形成了“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现象。
(2)推行难度较大。这种模式的推行需要得到贫困户的充分认可,推行难度较大。部分山区贫困户,思想较为闭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弱,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可能不愿意参与这种中医药的适宜技术培训,造成了一定的推行阻力。
3.0版本的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模式是2.0版本的升级版。它是一种产教协同式扶贫振兴开发模式,由“三平台一基地”构成,即由政府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引资,引入产业与金融资本和当地优势特色中药材结合,在当地建立中医药生产基地,由高校建立技术培训平台,展开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中药材基地、医养结合基地等,最后由企业建立中药材的营销平台,帮助销售中药材以及其他特色产品,促进贫困地区中医药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增收,实现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过度。
要做到“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和全社会共同参与”,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政府也要做到简政放权,一方面需要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服务职能[15]。政府主要承担的是提供服务的角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做好两项服务:首先是对于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的供给,制定科学的顶层设计,坚持全面推进、系统谋划和全局视野,从制度层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其次是做好公共服务供给,给乡村、高校和企业当好“后勤部长”[16]。政府不仅需要提供相关资金,而且需要为乡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电力、交通、饮水等后勤保障,这样才能起到“做巢引凤”的效果,充分的招商引资,给予企业减低税收的福利,做好公共服务相关工作。
5.1.1 建设乡村中医药生产基地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服务对象,农民作为最终成果的享受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始终把农村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医药产教融合模式中,政府引入社会资本之后,乡村主要提供的是土地和劳动力等相关资源,与之相配合,利用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建立起中药材生产基地,保证中药材的供应。由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以单个农户的形式进行耕作,若农民继续以这种形式建设中医药生产基地,既不利于大规模土地流转开展,也不利于农民集中维权,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的作用。村委会作为农村建设的领导者、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以及乡村振兴的推动者,一定要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形式进行中医药生产基地的建设,既有利于工作的效率,又能保障农民的权益[17]。
5.1.2 高校提供技术服务
高校作为地方知识储备和人才聚集的重要阵地,拥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及科研成果,既肩负着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18]。在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力系统作用。在政府指导下,高校中医药类别的老师下乡给贫困户开展中药材选址、种植等方面的培训,并由信息学科方面教师帮助政府建立起网络平台,起到技术指导的作用。
5.1.3 企业拓宽营销渠道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最活跃的细胞,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建设之中,特别是一些以中医药为原材料的中药材生产销售企业以及其他涉农企业。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以及诸多的优惠政策[19]。企业可以将产教融合模式作为最终端,企业肩负的使命是投资和销售平台的相关工作。企业将场地直接建在乡村,一方面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就地利用当地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能响应政府号召,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利于乡村的中药厂生产基地的建立,延长中药材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为村民增加收入。
5.2.1 政府与乡村:服务与被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最终目的是发展好农村经济,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产教融合模式下,政府与乡村主要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始终坚持农村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主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公共服务,为乡村提供制度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乡村作为被服务者,要充分利用好政策红利和便捷的公共服务,加强自主脱贫和振兴的意识,发展好乡村经济。
5.2.2 政府与高校:相互支持
政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高校作为智力支持系统,积极主动的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产教融合模式下,政府与高校主要是相互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一方面,高校支持政府的决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乡村振兴战略出谋划策,组织教师下乡教授中医药适宜技术,通过技能培训,提高乡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要支持高校开展各项科研教学,为高校提供研究资金,以及做好高校教师下乡服务工作。
5.2.3 政府与企业:相互支持、扶持与被扶持
乡村振兴战略下,企业主要承担建立营销平台的工作。因此,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是双向的:支持与被支持,扶持与被扶持。一方面,企业支持政府工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农村帮助农民建设中药生产基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政府也为企业建立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很多政策红利,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5.2.4 乡村与高校:帮扶
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工作,都离不开高校的支持。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的3种模式,都是以高校为落脚点,送医送药活动、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以及产教融合模式,都是高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作出的帮扶行动。因此,在3.0版本的产教融合模式之中,乡村与高校的关系主要是帮扶关系。高校为乡村提供技术支持,与此同时,高校也能在帮扶过程中积累经验,形成教学成果的新范式,有利于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
5.2.5 乡村与企业:相互扶持
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模式之中,企业与乡村共同的任务就是负责“生产”,乡村生产的是中医药原材料,中医药生产企业生产的是加工后的产品,而且需要负责后期的销售。在整个模式之中,二者主要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一方面,企业要注重社会效益,以承担责任为导向,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建设当中,并获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乡村也为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中医药生产基地的建设能够保证中医药企业原材料的供应。
5.2.6 高校与企业:合作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高校与企业主要是合作关系。高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工作,不仅可以培育新型技能型农民,同时对高校教师以及学生也能够得到锻炼,乡村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专业实践的产地,学生知识技能得到提升,高校可以向企业输送人才,企业为高校提供就业岗位,相互合作,各取所需。
3.0版本的中医药产教融合模式是2.0版本的人力资本扶贫开发模式的升级版,它是通过引入金融资本与扶贫资金进入乡村,与当地优势资源相结合,进行协同式开发,能够因地制宜,从教育培育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慢问题。同时,农民可以就近找到就业岗位,甚至可以吸引农村精英回乡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既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1953年,拉格纳·纳克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20],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不足,进而限制了资本形成,从供给方面来看,存在“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来看,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我国贫困地区由于农村收入水平低、教育不够发达,影响家庭长期创收能力,导致家庭贫困,又由于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双向影响,导致农村地区陷入贫困循环之中。
中医药产教融合模式,一方面可以从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入手,用技能培训的方式增强贫困户创收能力,增加贫困户收入,形成资本积累,增强企业对该地区投资欲望,从而提高生产率,获得更高的收入,进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中医药服务增强贫困户的健康状况,降低健康风险,减少医疗支出,增加收入;第三方面通过产业协同发展,通过中医药生产基地、医养结合基地建设以及旅游等收入,增加农民收入,见图1。
图1 中医药产教融合模式
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从1.0到3.0模式贯穿了健康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三大战略。1.0模式响应健康中国,开展健康扶贫活动,适用于扶贫初期,减贫效果明显,但不适用于长期开展;2.0模式侧重于人力资本素质提升,较1.0模式有了很大提升,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适用于扶贫中期,对单个贫困户减贫效果明显,但是由于劳动力流失不适宜于整个贫困地区经济发展;3.0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做到产业扶贫,实现“产业赋能”,将农村、农民和农业融合,做到“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充分发挥了中医药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以上三种模式不是孤立发展而是迭代升级的关系。2.0模式是在1.0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给与技能培训替代直接的物资,以达到扶贫先扶智的效果;3.0模式是在1.0模式和2.0模式的基础上升级发展,在健康扶贫和技能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资本,发展当地中医药健康产业,解决贫困问题之后,以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