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通讯员 渝西锋光
这样的故事,对于80后、90后以及00后来说,肯定是遥远而陌生的,对于自小便生活在城市的“城里人”来说,更是和他们的生活无关。如果用稍微准确一点的话说,所谓的“兑挂面”是因为作坊的面条都是晾挂在架子上自然风干,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烘干而得名。那么就一起来回味那段逐渐远去的童年。
我这样说,当然也排除掉了60后、50后甚至更早的农村老辈们,这样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应该是没有多少粮食的,特别是小麦。所以关于“兑面条”,我的记忆依稀定格于10岁左右,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
我老家所在的大队(当时不叫村,下辖的也不是居民小组,而是大队,下辖若干个生产队),名叫马蹬坝,是以一座酷似奔马、名为后坪寨的山形而得名。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坝子,良田应该数以千亩计,整个大队里的五个生产队,都围在坝子的四周依山而建。民房的背后,通常都是山地,再往上走就是树林。
生活在马蹬坝的农民在当时的周边几个大队中是比较有优越感的。因为有可产稻谷的水田,产包谷、小麦、红苕等的耕地,这就吸引了周边的大姑娘纷纷到这里来寻找婆家。然而,马蹬坝人的自豪还不仅于此。远望似马奔腾的后坪寨,眼前是一览无余、坦荡无比的坝子,很多老马蹬坝人都知道豪气无比的一句话:要是后坪寨的马头换个方向,我们马蹬坝就发达了,这里就要修一个飞机场!
马蹬坝当然没有修飞机场,因为每次回老家我仍然是要爬上长长的山坡,然后翻过山梁进入到坝子。这些或陡或急、或窄或缓的山梁通道,总能唤起我小时候从这里走出坝子的种种记忆,比如,10岁左右的时候,总有几次到马蹬坝外的其他大队去兑面条。
说来奇怪也有点丢人,偌大的马蹬坝,几千号人,当时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挂面加工坊。记得曾经有人在大队开过几家面坊,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维持不长,如此一来,人们要想吃面条都要往大队外面跑。更何况,当时的面条还不仅是满足自家的口粮,逢年过节,谁家亲戚有人过生日,人来客往的人情,往往就是一把面条——平常就是两斤挂面,如果谁送上三斤乃至五斤,那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就算是很大的厚礼啦!
面条如此重要,所以家家都不能怠慢。每年端午前后,小麦逐渐成熟,吃了几顿鲜麦粑后,黄澄澄的麦子就陆续被晒干。像我这样10来岁大小,既能帮大人做点家务又不能承担整劳力的孩子,也就派上了外出兑面条的用场。往往是吃了早饭过后,背篼里的蛇皮口袋装着二十来斤小麦,背上背篼朝马蹬坝外的面坊出发。
最近的面坊在王家坪,就在翻过后坪寨的山那边,往返不过十多里路,通常午饭前能够将面条背回来。再远一点,则是玉河庭,相当于两个王家坪的路程,通常只能回家吃晚饭,中途就要饿着肚子。更远的,就要去保合场,往返五六十里路——也难怪当时兑面条往往是舍近求远,因为远的面坊,要么口感更好,要么兑换更划算,比如王家坪面坊兑换率是八成,10斤麦子兑8斤面条,而保合面坊可以兑到八五成,为了10斤麦子可以多兑半斤面条,很多农家都愿意让孩子多跑几十里的山路。所以这个时候,除了父母要对孩子说几句“乖,听话”等好听的话,另外在早晨出门前,通常会带上一两个刚烙的麦粑,用作路上充饥。
背着麦子去以及又背着面条回来的这个过程,显然是非常辛苦的。然而,关于兑面条留在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却不是这一路上的童年艰辛,而是面坊情景的一些碎片。
那时,我觉得面坊的工人们真是神气无比。首先是检查麦子的水分和质量,面坊的人如果说你的麦子水分重了,你就得规规矩矩地在一旁晾晒去。如果说你麦子里有石子、杂物,你就必须赶紧挑拣干净!麦子验收过关了,才能领号排队。中午时分,面坊的人都吃饭去了,但是兑面条的人们哪怕饥肠辘辘,都没有人愿意离开队列半步。只有老老实实地排队,等挪到了摆放面条的案板前,看到案板上还有长长的面条,对于兑面条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胜利——有时候,刚刚从架子上收下来的挂面,还没完全干透,有一定的水汽,但这都影响不了兑面条者的热情。面条稍微湿点这有什么?看看排在身后还有那么多人可能当天都兑换不成面条了,再多的疲惫和饥饿都会一扫而光!
斗转星移,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再回老家,王家坪、玉河庭以及保合场曾经星罗棋布的面坊,现已寥寥无几。老家的人顿顿白米鱼肉,估计没有多少人喜欢吃面条了。现在农村送礼,也不再是一把两斤面条。何况,即便是谁家想要一点面条,也不必着急准备麦子去兑换,一来,到处都有商店,家家都有面条卖,购买十分方便;二来,现在农村老家栽种小麦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年栽竹子明年种花生,后年如果听说青蒿行情好,又会有人满坡栽青蒿,没有几个人愿意老老实实种小麦了!
即便如此,梦里却经常浮现小时候走过的那些山路。每次回老家,都会勾起关于兑面条的很多回忆。特别是每次在夜幕下背着面条回到家时,瞬间而起的那点成就感,和被父母接下背篼后的那一身轻松,以及煎上一小坨猪油,炒了半碗咸菜作臊子,柴火铁锅煮出的那碗面条,其浓郁滋味至今没有他物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