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构建
——以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者荣娜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战略的政策和实践中，世界各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2020年1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首次公布中医治疗方案，随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1]明确提出要求各有关医疗机构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中国曾派出3支国家中医医疗队(2 220人)支援武汉，湖北地区一半以上的确诊病例都使用过中医药治疗。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中医药战疫经验走出国门，助力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抗疫。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相邻，在气候、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国相近，东南亚国家传统医药一定程度上受中医药影响。东南亚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不断增长，并出现了二代病例。在这种背景下，借鉴中国经验，通过中西医联合会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构建，加强中医药对突发性流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慢性病、肿瘤等疑难性疾病的诊疗，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治本之重。

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健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固有基因，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是利益与道义最紧密的结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4]。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引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和企业应调动各级主体积极参与到健康命运共同体产业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达到合作的全面升级。

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与东盟、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传统医药合作进行了分析：一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5]，二是建立传统医药交流中心，加强对传统医药的联合研发[6]，三是加强对传统医药合作及展望[7]。目前对东南亚国家中医药合作具体实践现状，以及结合疫情带来的变化，提出针对性对策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实践为中心讨论点，总结东南亚中医药贸易合作经验，并对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进行反思。

1 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现状——以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为例

1.1 越南

越南是中国的邻邦，在中医药被引入越南后，与本地传统医药进行融合，形成了越南传统医药——东医药体系。越南民众普遍受中医药文化熏陶，对中医药接受程度较高。

1.1.1 教育服务 中越双方重视两国在中医药教学、中医药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广西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等多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同越南多家国立大学及科研机构均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并通过常年招生、互派医生、教师和学生进修学习等方式，不断加强和巩固中越传统医药界的合作。广西中医药大学从1976年起开始招收越南短期留学生，通过学历生和短期进修生两种形式对越南学生开展中医药教育。学历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短期进修生包括交换生项目和临床实习项目。云南中医药大学与越南奠边府教育培训厅签署培训协议，选派留学生到云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攻读本科，获取学士学位。此外，其还通过短期培训的方式招收越南学生进行针灸培训。2019年1月6-15日，越南卫生部直属越南针灸中央医院派出22名学员到云南中医药大学参加中医针灸适宜技术培训[8]。天津中医药大学与越南传统医药大学、越南公安部传统医学院长期开展联合培养中医药相关专业留学生合作。在此基础上，天津中医药大学与越南传统医药大学签署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协议书，为越南传统医药发展培养中医药人才。

1.1.2 医疗服务 越南有200多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药店，个体经营的中医小诊所更是随处可见。越南承认并认可我国卫生部审核颁发的中医药行医资格证，很多广东和广西的中国医生到越南行医，胡志明市作为规模较大、种类丰富的进出口中药材集散地，中医诊所数量众多。近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中资、中越合资医院到越南设立分院，中成药公司在越南设立代理公司，不断推动中医药在越南的发展，如广东博爱医疗集团在越南设立河内分院，设有专门的中医科，三九集团、云南白药集团、天士力集团等中成药公司均在越南设立了代理公司。

越南政府鼓励传统医药贸易，在中越传统医药进出口政策上给予优惠，并规定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交易。2017年，中国对越南中药材出口量达1.39万吨，出口额达1亿美元以上，在我国对东盟和“一带一路”地区中药材出口额中占据重要地位[9]。中国东兴市充分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在2016年与越南芒街签订《中国共产党东兴市委员会与越南共产党芒街市委员会建立友好地方组织交流机制协议》后，双方不断推动卫生等领域的互相交流与合作，尤其是2016年8月17日，东兴市人民医院与越南海关、边检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同推出我国第一个跨国医疗救助品牌“1369生命直通车”，双方医疗救助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中越双方通过互派代表团的方式，不断加强双方医疗卫生合作。2018年12月23日，在中国东兴市举办的中国东兴-越南芒街医疗卫生合作座谈会上，双方就传染病防治、卫生计生监督、越南中医协会发展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对《中国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双边医疗卫生合作框架协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探讨，不断推进中越双方达成共识[10]。2019年5月18日，中国防城港市卫生健康委、东兴市人民政府、广西医科大学代表团5人到越南广宁省芒街市，围绕“打通双边合作各级节点，构建合作平台机制，落实具体路径，打造样板模式”的计划路线，与多家单位在医学人才培养、跨境医疗、远程医疗、疾病共同防治等方面搭建了“健康丝绸之路”的合作意向[11]。

1.2 新加坡

20世纪上半叶，叶季允等知名中医师到新加坡创办中医药团体，推广中医临床、教学和研究。

1.2.1 教育服务 新加坡自1999年起，与中国签署多个中医合作计划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制定双边中医药合作方案，鼓励两国在中医临床、教学、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交流，为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创造条件。新加坡既承认当地中医院校的中医学历，也承认中国八所医学院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医学院)的五年制中医专科本科学历，如北京同仁堂新加坡科艺公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签订合作备忘录(2008)，北京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2010)，山东中医药大学和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2018)，暨南大学中医学院与新加坡HEAD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2019)。通过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的签订，中国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中医师、药剂师前往新加坡提供中医讲学、中医医疗服务等，不断推动两地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教学、中医师培养、科研和临床等方面的合作。

1.2.2 医疗服务 新加坡地处热带，为赤道多雨气候，平均温度27℃，空气湿度65%～90%，常年温热潮湿。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2007年新加坡成立了老龄化部长级委员会(MCA)，并提出了“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理念。2015年新加坡启动了成功老龄化计划，其中就涵盖老年人护理和医疗保健两个重点领域。新加坡中医主要治疗内科疾病、老年病和慢性病。中医很多治疗方法对于湿热疾病具有独特的优势，对于治疗老年患者更是具有较好的效果。中医治疗已经普及了超过半数的新加坡人，每年中医治疗患者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48.4%[12]。目前，新加坡医疗体系正朝着医疗护理、医院护理和质量护理三个方向前进，政府也制定政策支持中医药发展。

在新加坡，卫生科学管理局负责监管中药材和中成药，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负责针灸师和中医师职业注册和监管。新加坡本土的中医院较少，如中华医院、大众医院和同济医院，专门提供中医门诊服务，以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治疗为主。新加坡本土大公司余仁生国际集团供应数百种中医保健药品。中国对新加坡的中医贸易服务主要以中新合资的方式存在，一种是通过两国政府主导，如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联办的宝中堂中医药中心，北京中医院和新加坡鹏瑞利置地集团联办的明医馆；另一种是两国私人企业合办，如同仁堂科艺合资公司、成都中医药保健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兰州医药与针灸医学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1.2.3 商务服务 中国的大学通过设置网络课堂进行远程教学，共享中医药理论资料和科研成果，为新加坡中医专业人士提供中医教学、培训和指导研究等服务。辽宁中医药大学通过远程教学与新加坡同济医院联合培养中医硕士研究生，采用“互联网+”的教育模式，培养新加坡的中医药人才，中国专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为新加坡中医药科研项目提供咨询。

1.3 印度尼西亚

五代后唐时期，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中医药，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后，中医药的功效更是得到了广大印度尼西亚民众的信赖。

1.3.1 教育服务 中印两国通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国中医药贸易服务合作。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印度尼西亚西医草药协会，北京黄枢中医医院和印度尼西亚绿色动力公司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中医药教育贸易服务合作。

1.3.2 医疗服务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更多的中药房和中医诊所在印度尼西亚落户意义重大。印度尼西亚注册的中医师近2 000人，印度尼西亚本地中医师只占约8%[13]，如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中医诊所，雅加达的中国北京医疗中心，主治疼痛、骨折和中风等中医特色病症。

印度尼西亚通过组建协会的方式规范传统医药的经营和提高传统草药的话语权。成立于1975年的印度尼西亚中医协会现有9个分会，1 800多名会员，通过对内进行行业管理，对外联络、接待专家学者到访，与外国交流中医药信息、向政府交涉等方式提高中医地位与争取合法权利[14]。印度尼西亚针灸协会等民间组织通过互派专家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与海外中医药组织的合作，扩大影响力。

1.3.3 商务服务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开发远程医疗项目，中国通过先进的远程医学平台，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中医药专家优质的医疗服务。2016年4月，在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召开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远程医疗项目可行性研究会议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就充分利用克拉玛依国际远程医学平台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加强两国远程医学合作进行了探讨。

2 东南亚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构建面临的主要困境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中医药服务方面的合作初见成效，在合作中既面临机遇，也面临诸多困境。

2.1 文化多元化，增加合作的不确定性

东南亚国家民族众多，佛教、伊斯兰教多教派共存，各国语言也各不相同。中国特定的文化习俗和东南亚多元的社会文化带来的宗教信仰冲突及民族问题，导致部分人缺乏对中医和中医哲学的了解，中药企业在东南亚民众心中的形象还有待提升。此外，在部分东南亚国家，慈善中医成为一种趋势，为本国民众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中医诊疗服务。新加坡慈善中医主要由商人富贾(如中华中医、善济医社、同济医院)或宗教机构(如善堂医药中心、佛教施诊所)设立，靠社会慈善机构捐款维持，在普及中医药、提高中医药认可度的同时，也造成了人民对免费中医诊疗的忽视，不愿意投资中医药产品及服务。

2.2 中医药投资环境稳定性弱，不可预测性强

很多东南亚国家仍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经济较为落后，生产力基础薄弱，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辅助性投资缺口较大。部分中药材企业缺乏对东南亚市场的前期调查，对投资环境不熟悉，风险管控力较弱，政策法规认识不到位，导致在东南亚市场发展时运营出现问题。东南亚11国中，只有柬埔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没有实行外汇管制，其余8国均有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严格的外汇管制和特殊的浮动汇率体制给投资公司的利润汇出造成了较大阻碍。各国中医药经营许可证及海关准入制度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此外，东南亚国家部分企业以原材料加工为主且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核心关键技术，投资存在不可预测性。

2.3 中药进口程序复杂，边贸市场监管政策不完善

东南亚国家政府对进口的中药及中成药在通关手续、检验检疫、进口许可、进口关税、技术标准等领域有多项规范。以中药延胡索为例，新加坡政府过去禁用延胡索及含有延胡索乙素的中成药。2018年6月，卫生科学管理局复审该药，批准延胡索及含有其成分的中成药进口新加坡，但要求每日摄取量限定在19 mg[15]。由于进口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名牌中药和专利药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影响水涨船高，普遍超出了东南亚民众的接受度。此外，政府需根据国际药品检查公约组织(PICS)的要求对新加坡境内的国外制药企业的GMP实施情况进行检查[15]。在新加坡境内，中成药的生产、包装、销售、批发和进口等环节均需获得卫生科学管理局的许可。当地卫生主管部门进出口审核程序复杂，为了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取中药，走私中药材的现象时有发生。

2.4 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健全

现有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体系并未对中医药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医药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中医药保护的主体不明确，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均曾尝试对传统医药知识产权进行申请。早在2003年第56届WHO世界卫生大会上就曾提出“生物盗窃”(bio-piracy)的概念，即传统医药知识往往被企业或科学家申请专利并为其带来经济效益，而欠缺对原拥有者的补偿，中医药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后所涉及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未置可否。

3 东南亚国家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构建的对策分析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推动中医药贸易合作，必须充分调动并评估中医药消费市场和投资机遇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并有效权衡利益杠杆，使中医药贸易协定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均在双方可接受、认可的范围之内。

3.1 加快构建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信息平台

加快中医药信息网络建设，通过互联网实现中医药教学、科研、医疗、销售等信息交流的网络化。三大电商Lazada、Shopee、Tokopedia占据了东南亚电商市场70%的份额，阿里巴巴在以83%的持股权绝对控制Lazada的同时，还参股Tokopedia。随着东南亚国家新冠疫情病例的不断增加，很多地区从实体商店短暂恐慌性购买过渡到互联网虚拟平台急增集中大采购。新冠疫情意外带动东南亚电商交易业绩的提升，电子商务公司Lazada在新加坡收购的杂货零售公司RedMart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后，线上订单量急剧上升，达到平时RedMart每周平均订单量的3倍以上。马来西亚不少网购平台业绩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提升了10%～200%[16]，给东南亚互联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据谷歌研究数据统计，预计到2025年，东南亚地区的互联网经济总值将达到3 000亿美元[17]。中医药作为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可在物联网+中药材种植基地、远程中医平台+教育科研机构、互联网+中药保健品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打造“互联网+中医药走出去”合作新模式。此外，随着移动支付方式的产生，如电子钱包、电子支付网关的广泛使用，为打入东南亚中药材市场、中药材交易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星合金科和很多东南亚国家非银行支付企业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配套的金融支付解决方案。2014年越南国家银行SBV颁布了No.39/2014/TT-NHNN条例，为30家非银行金融支付机构发放牌照。Shopee、Lazada、Tiki作为越南较受欢迎的三大电商平台，中国在无需注册越南法律实体下即可展开跨境销售。

3.2 加强中医药学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学术交流与合作实践中，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中药材的科学性和药理安全性检验层面，而应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和传播中医药知识。中国的中医药研究机构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科学研究理论知识和技能经验方法。以中医为载体，政府牵头，企业投资，中医药院校提供理论和技能支持，三方展开多层次合作，建立中医研究中心，包括开展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资源开发保护、探索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合作办学渠道、搭建中医药人才互访学术交流平台等。一方面，可以为东南亚国家培养传统医药人才，为防治国际重大流行性传染疾病壮大医疗队伍，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传统医药的研究，推动传统医药研究取得实质性和创新性发展。

3.3 通过文化传播，增强中医药文化认同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中医药贸易服务不应仅仅停留在中医药对疾病的治疗上，还应注重加强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重点扶持一批目标定位清晰、理论方向正确、审核标准严谨、人员专业素养高的项目，如通过孔子学院等正规教育渠道和平台、翻译出版中医药经典著作、举办中医药保健讲座、播放中医药纪录片、发放中医药普及手册等方式，为东南亚国家了解中医药提供一个透明的窗口，进而加强东南亚国家对中医药内在本质的了解和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动贸易硬核发展，提高中医药辐射东南亚国家的效果。

3.4 完善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相关立法

2011年3月22-24日，由WIPO和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共同召开的“国际使用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作为传统知识保护模式会议”提出TKDL能够防止盗用，利用TKDL可以创造出能够降低卫生保健成本的新药物，有助于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发展[18]。TKDL作为印度传统知识领域与法律框架并存的知识平台，值得各国学习和借鉴。2013年12月，WHO出版了《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强调任何行动都应遵循《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19]。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医药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构造医疗、保健、产业、教育、科研、文化“六位一体”中医药全方位发展新格局。我国应认真实施WHO《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和《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并积极响应WIPO关于TKDL的推广，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纳入到中医药立法工作中，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逐步完善知识产权和传统医学知识保护信息体系，切实保护我国中医药传统医学知识，达到以知识产权管理促进中医药创新的目的[18]。

在依法打击边境贸易中药材走私的问题上，应坚持充分协商的原则，制定符合各国法律政策和司法实践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有效促进中药材走私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此外，还应建立和健全满足多层次需求，以现代物流体系为载体，融合电子记账式、联网管理、电子备案、传统手册监管等[20]中药材贸易监管模式的多元化贸易监管体系，有效实现海关对中医药贸易的全方位监管。

3.5 重视中医药疗效，引导需求

中医药的疗效是保证其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唯有保证中医药的疗效，才能使东南亚民众对中医药产生需求，从而提高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地位，并推动政府对中医药立法。

3.5.1 因地制宜 有效结合东南亚国家疾病谱，加强对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东南亚国家地处热带地区，而中医药对于东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地区常见的温热疾病具有独特的理论认识。青蒿素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成效也普遍被东南亚国家所认可。在新加坡，随着成功老龄化计划的启动，中药多靶点的治疗特点以及纯天然、副作用小、患者依赖性小的推拿、针灸等养生保健方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3.5.2 开展国际义诊服务 大型医疗项目是我国医疗产业在国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大型卫生医疗项目的建设，充分利用东南亚医疗产业这一载体，派出专业医疗队赴东南亚开展对口支援医院义诊，为东南亚输送大量医疗卫生设备和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通过健康大讲堂、设立专门中医咨询热线和院内免费诊疗等中医义诊等方式，使患者真实感受到中医药疗效的确切性，扩大中医药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3.5.3 创新中医药保健旅游 新冠疫情导致东南亚旅游行业遭受了严重打击，与旅游业相关的酒店、餐饮服务行业也惨淡经营。此次疫情更新了人们的健康理念，健康旅游成为未来旅游行业的一大消费热点。今后可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医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医疗保健旅游、养生康复旅游等中医药健康旅游模式和药膳美食、药膳茶品等健康旅游产品。以中医药健康为主题的旅游新业态，既是对中医药服务业的延伸，也是对旅游业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