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议南宋书家对苏轼的接受
——以陆游、朱熹、范成大为例

⊙ 丰俊青

弁言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可谓是对各个朝代书法风格的简单概括。魏晋玄学大兴，出现了以“二王”为主流的清新、婉丽的书风；唐代将“尚法”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宋代，一种追求抒发内心情感的“尚意”书风油然而生，“宋四家”多是这一书风的领袖人物。及至南宋，首先由于政治变动，朝代更迭，人民生活在困苦不堪的动乱年代，使得原有的舒适圈不在，文人雅士对书法的追求也随之淡然。其次，靖康之变后，皇室旧藏大部分被掠夺，“艰难以来，散失无存”。[2]这就导致南宋书坛自上而下可供临习的法帖不多。在这种境遇下，他们的书法取法并未逃离“尚意”书风的藩篱，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继续发展。

曹宝麟说：“南宋学苏者最众，学米者次之，学黄者更次之。”[3]之所以“学苏”者众多，离不开宋高宗的倡导。据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三载：“宋思陵（高宗）得李伯时画人参、地黄二药，装潢之，御书东坡二赞，笔法浑厚纯美……。竹懒曰：‘思陵极爱苏公文词，力购全集，刻之禁中。此二诗应所熟诵而出之笔端者，且坡语二物皆北产而移之南土，遂而蕃茂。时当绍兴南迁之初，尤所感而欣然也。’”[4]高宗之后的孝宗对苏轼的推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其为苏轼所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中可以窥见。文中说：“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5]皇帝的尊崇将苏轼的地位推向了巅峰，上行下效，“学苏”者蔚然成风，更有“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6]的记述。由此想见时人对于苏轼书法的学习，已经不单单停留于对其文其书的学习，而是上升到了一种迷之崇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兹以陆游、朱熹、范成大为例，探讨一下苏轼书法在南宋的接受。

图1 陆游《自书诗卷》（局部）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一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尚书右丞陆佃之孙，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传世作品有《与原伯帖》《怀成都十韵诗》《与仲躬帖》《自书诗帖》等。

大家印象里的陆游是爱国诗人，殊不知他的书法也同样精彩。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云：“放翁不以书名，而其书实卓绝一时。……是放翁于草书，功力几于出神入化，惜今不传，且无有能知其善书者，盖为诗名所掩也。”[7]陆游出生于收藏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可以说幼承家学，遍习诸家法帖，书法取法鐘繇、“二王”、颜真卿、怀素、张旭、苏轼、黄庭坚等。但其一生志愿复国，仕途不顺，婚姻不畅，导致他的书法在中年时期追求意趣，取法“宋四家”，尤其对苏轼甚是喜爱。其传世作品虽然不多，但仍可看出他对苏轼书法的学习与创新。

《与仲躬帖》可以说是陆游学苏较为成熟时期的作品，从肥厚的用笔、欹斜的取势、章法的布局中都可以看出有《黄州寒食诗帖》的韵味。《怀成都十韵诗》除了师法苏轼，还可看到他将字势拉长，进行了创新，并未完全地去继承。其代表作《自书诗帖》用笔厚重，取法苏轼和颜真卿，结字上取法黄庭坚，章法上有怀素的影子，这说明在笔法上苏轼对陆游的影响是很大的。

陆游没有传世的书学著作，但可从流传下来的题跋中窥探他对苏轼书法的喜爱。如《跋东坡帖》：“成都西楼下，有汪圣锡所刻东坡帖三十卷。其间与吕给事陶一帖，大略与此帖同。是时时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予谓武子当求善工坚石刻之，与西楼之帖并传天下，不当独私囊褚，使见者有恨也。”[8]陆游说苏轼是忠臣烈士，他的书法都可以学习，可见其是崇尚苏轼的人品继而上升到书品，赞扬苏轼人书俱佳。另外他还曾说“成都西楼苏帖无一可疑”，[9]甚至还选择性地编辑成帖：“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辑之。”[10]他集苏轼书法汇编而成的《东坡书髓》，三十年间都带在身边，朝夕相处，可见他对苏轼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又“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岁十二月，遗几焚之，予辑成编，比旧本差狭小，乃可爱，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十四日，山阴路某书。”[11]《跋东坡帖》云：“此碑，盖所谓横石小字者耶？顷又尝见竖石本，字亦绝不大，数简行笔，尤奇妙可贵。与成都西楼十卷中所书郭熙山水诗，颇相甲乙也。”[12]由这些关于苏轼的题跋可知，陆游对苏轼书法的学习不仅仅是简单地临摹抄写，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刻苦钻研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成就了自家面目。

二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书法代表作品有《城南唱和诗卷》《书翰文稿》等。

朱熹比陆游小5岁，两人交好，但在书学观念上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知道，朱熹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博学多才，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的是他的书法也很好，只是理学的名声太大，人们对其书法的关注比较少。朱熹的学书“取法乎上”，从汉魏入手，上溯鐘繇，后广泛涉猎，遍学王安石、颜真卿、曹操、蔡襄等诸家法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朱熹书法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璵璠圭璧。”[13]可见，朱熹的书法在当时及其后都是享有盛誉的，只是被理学的成就掩盖了。

对于“宋四家”的学习，朱熹对蔡襄的书法尤为倾心。他认为：“蔡公节概、论议、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者，不独其书之可传也。南来多见真迹，每深敬叹。”[14]对苏轼的书法，他则是颇有微词，认为“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15]这里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朱熹评价书法好坏的标准重在“法度”二字，之所以喜欢蔡襄的书法，是因为字字有法度。曹宝麟先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朱氏对本朝书法的是非取舍标准，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艺术优劣可居其次，字迹的平正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16]朱熹还说：“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辩，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衔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天下也哉。”朱熹又言：“苏公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17]这就与身为理学家的朱熹的观念相悖，朱熹讲求的是正统的儒道之学，而苏轼在宋代被认为是“杂学”的代表，朱熹批评的重点在于苏轼没有仔细研读儒家圣贤之书，而“见佛家之说直截简易，惊动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18]。

但朱熹对苏轼的书法并不是一味批判，在《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中云：“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19]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苏轼的书法还是有认同的，存古今之气。又《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云：“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20]这里又承认了东坡的书法气质。《跋东坡帖》中云：“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于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较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未知其孰为先后也。”[21]

朱熹对苏轼的书法有赞同也有微词，重点在于他对书法的评判标准是“法度”，这与他的理学观念是分不开的。朱熹的书法也有宋人的意趣，只是在取法上偏爱蔡襄。他爱慕苏轼的真率、潇洒，只是理学的观念让他很矛盾，这就造成了他对苏轼的书法“又爱又恨”。

图2 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局部） 绢本 行书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三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书法代表作品有《跋山谷楷书诗帖》《西塞渔社图卷跋》《赠佛照禅师诗碑》等。

范成大出生于靖康之耻的时代，自幼便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但其天资聪慧，12岁读经史，14岁写文章。后经父辈劝勉，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吴郡范氏，自文正公起孤童，事仁宗皇帝，当庆历癸未入参大政；后百三十有六年，公复参孝宗皇帝政事。虽谱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阳之顺阳，盖鸱夷之苗裔也。今为郡之吴县人。……曾祖泽赠太子少保，妣昌元郡夫人夏氏；祖师尹赠太子少傅，妣咸安郡夫人陆氏，咸宁郡夫人蒋氏；考雩终左奉议郎、秘书郎赠少师，母秦国夫人蔡氏，莆阳忠惠公之孙，而文潞忠烈公外孙也。”[22]这里所说的“忠惠公”是指蔡襄，范成大的母亲是蔡襄的外孙女，也就是说范成大是蔡襄的曾外孙。

范成大和陆游一样，书法被诗名所掩。他一生仕途比较顺畅，游历四方，经常以诗会友，以书酬答。他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书法上，但书法也赢得诸多赞誉，如周必大在《范成大神道碑》中说：“公蔡氏所自出，故书法兼有真、行、草之妙，人争藏之。寿皇（孝宗）尤爱赏，相与极论古今翰墨，数被赐予。”[23]周必大是范成大的好朋友，他的说法还是值得信服的。又如《宝真斋法书赞》云：“纵之而矩不逾，敛之而锋无余，实蕴而华敷，云烂而霞舒。虽曰近世之书，亦足以为轩几之娱。久而信，信而传，其殆留而为后世之须。噫嚱石湖！”[24]

由上文可知，范成大是蔡襄的曾外孙，周必大也提到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师承上他是有学习蔡襄书法的。范成大的学书历程应是幼承家学，进而上溯魏晋，书宗“二王”，又旁涉颜、苏、米、蔡、杨等诸家，融会贯通，自成风格。他早年的书法主要是楷书，得益于颜真卿，中晚期的书法转而习行草，以杨凝式、蔡襄、“二王”为主，兼有苏、黄、米的风格。他和大多数南宋人一样受苏轼书法的影响比较多，可从传世作品中找到学苏的迹象。如《北齐校书图卷跋》的结体婉丽、俊美，有苏轼的笔势；《赠佛照禅师诗碑》中的“冷”“知”“饱”等字看似是直接从苏、黄、米的碑帖中摘录出来的；《西塞渔社图卷跋》是其六十岁时的作品，书风遒劲有力，清韵雅致，有评述说他“书法出入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间，有米颠笔。”[25]《四时田园杂兴》是他六十一岁时的作品，圆婉遒丽、生意盎然，周伯琦在其后跋云：“……此诗盖谢事后之作，曲尽吴中郊居风土民俗，不惟词语脍炙人口，而笔墨标韵，步骤苏黄之下，使人健羡。”[26]这些无不说明范成大取法苏轼。

结语

总之，南宋诸家对苏轼的接受，无论是赞赏的，还是批评的，都有自己的审美和评判标准。苏轼由于帝王的极力推崇，其书法艺术价值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掘。其中的原因与苏轼自身的艺术魅力脱离不了关系，同时更与时人的敬仰有关。南宋偏安一隅，作为南宋“四大书法家”之列的陆游、朱熹、范成大，在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还能潜心书画，引领书法风尚，实属不易。这种风尚既是对苏轼书法的传承与发扬，也对南宋书法本身产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1]梁巘.评书帖[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579.

[2]陈骙.南宋馆阁录(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8:22.

[3]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268.

[4]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3)[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7:715.

[5].苏轼全集(卷首).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文[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07:5.

[6]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5:336.

[7]赵翼.瓯北诗话(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95-96.

[8]陆游.渭南文集(卷29).跋东坡帖[G]//四部丛刊初编(201)，上海书店，1989.

[9]陆游.跋东坡帖[G]//陆游集(五)卷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34.

[10]陆游.跋东坡书髓[G]//陆游集(五)卷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69.

[11]陆游.跋东坡集[G]//陆游集(五)卷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75.

[12]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马宗霍.书林藻鉴(卷9)[M].“朱嘉”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3.

[14]王瑞明，张全明.朱熹集·跋蔡端明帖(卷82)[M].成都：巴蜀书社，1992:4252-4253.

[15]黎靖德.朱子语录(卷140)[M].北京：中华书局，1994:5793.

[16]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00.

[17]朱熹集()[M].卷30·答汪尚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789.

[18]朱熹集()[M].卷56·右军宅.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562.

[1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3971.

[20]蒋述卓等.宋代文艺理论集成[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68-869.

[2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927.

[22][23]（日本）尾上八郎，神田喜一郎，田中亲美.书道全集[M].第十六卷·宋2.平凡社，1955:4189.

[24]岳珂.宝真斋法书赞[M].北京：中华书局，1985:249.

[25]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丛稿(卷13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0587.

[26]倪涛.六艺之一录(卷9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