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十九大再次就“四化”同步发展作了强调和部署安排，表明我们党对“四化”同步发展的深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以此为端，理论界学术界围绕“四化”同步发展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形成机理、水平测度、制度障碍、机制设计和实现路径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四化”统筹发展作为同步发展的重要方面，却是研究中一块短板，尤其是“四化”统筹发展的水平空间差异和运作模式的研究没有引起相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应有重视，聚焦特定区域而展开深入研究的更是寥寥。

一、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

安徽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决策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把皖北列为“四化”协调发展的先行区，在政策、资金、税收、项目和技术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和扶持。皖北以此为振兴的重要契机，着力夯实现代农业基础地位，同时把加快信息化建设作为增长动力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突破口，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力度，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四化”同步发展格局初步形成，进行了快速推进的新阶段。但是，从“四化”统筹发展水平来看，亳州、阜阳、淮北、宿州、蚌埠和淮南等皖北六市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与江浙沪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合肥、芜湖等安徽区域中心城市比较，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是浅层次的、低水平的，融合互动疲软、统筹协调乏力。从空间分布来看，原资源型城市淮南、淮北和皖北老工业基地蚌埠等三市的“四化”统筹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工业增加值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也超过60%，“四化”融合、互动算是健步稳走；宿州、阜阳、亳州三市的“四化”统筹发展水平则明显偏低，不仅工业增加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化率还不足50%，农业机械化率约60%，“四化”融合深度、互动频次不尽人意。由此观之，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水平稍高的城市，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环境条件，尤其是蚌埠倚重京沪干线、淮南毗邻省城合肥，有着较好的地理区位，且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皖北贯通中西和连接南北的重要节点和纽带，对周边乡镇的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资源要素有一定的集聚能力，作为皖北中心城市和合肥卫星城，对皖北发展有着较好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因此，改变皖北目前所面临的“四化”统筹发展总体失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皖北六市之间先要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淡化差异、凝聚共识，强化区域协同、对接合作，逐步形成以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为联结纽带。同时，紧紧抓住信息化建设的契机，以均衡化、网络化、多圈层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更好地发挥各类要素资源的潜在价值，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释放信息化对其他‘三化’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1]，推动皖北朝着动态均衡、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皖北“四化”统筹发展运作模式构想

“四化”统筹发展着眼于解决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皖北作为安徽“四化”统筹发展的先行区，既要有“试吃螃蟹”的胆略和勇气，又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因此，围绕皖北振兴的目标，推进“四化”统筹发展需要立足地区实际，突出地域优势、彰显个性特色，尽可能地强化短板、补足弱项，构建“四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统筹协调的运作模式。

1.城镇化带动型。城镇化是农村剩余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和要素资源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城镇化有助于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城镇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2]，是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促进“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载体和重要依托。

城镇化带动型运行模式将城镇质量提升、主体功能完善、就业岗位增加置于最优先最重要地位，注重发挥城镇的空间聚集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非农产业和要素资源不断向城镇聚集，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区位优势明显，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要素资源聚集能力较强，能承载较多城郊农业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镇。譬如，地处徐州铜山县、宿州萧县和淮北杜集区交接地区的淮北段园镇，立足三地交接区的“飞地”区位优势，始终围绕“打造皖北经济强镇、建设幸福美好段园”总体目标，一方面依托徐州城市布局和产业、综合交通网等中长期发展规划，适当调整城镇总体规划，逐步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不断推进智慧城镇建设，推动功能融合，促进服务配套，全面提升小镇的颜值品位；另一方面，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淮海经济区产业分工合作，主动承接徐州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凝心聚力发展畜牧水产、食用菌、葡萄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构筑“南农北工、产城一体”产业格局，促进镇郊农业人口和矿区人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2.工业化拉动型。工业化即工业生产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必然经历的过程。从工业结构层次看，皖北以资源型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等产业仍处于相对低端水平，有些产业领域还是空白，“高新尖”品牌产品甚是匮乏。总体来看，皖北工业体系尚不完备，工业化水平明显偏低，且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尚处于工业化提速跨越阶段。但是，就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门类多样的蚌埠而言，采取工业化拉动型运行模式，有助于整合现有资源，做强做大优势、拉长补齐短板，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推进皖北“四化”统筹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颇有助益的。

工业化拉动型运行模式将人才开发、科技创新放在工业发展的最优先位置，注重增强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和带动作用，推进城市优势产业聚集和转型升级，催生农业科技创新和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产能，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积蓄的势能不断释放，创造的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就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口就业。譬如，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借助优越的地理区位，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便捷优质的服务和低廉的运营成本，吸引了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落户，初步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支柱产业。支柱产业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聚集既积聚了创新资源，推动着要素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又为产城融合、城乡一体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工农”双驱型。随着传统改造和科技进步，我国农业也出现了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传统农业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领域，向现代农业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也发生着重大变化”[3]。而“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发展正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新型工业为主导的发展之路。将皖北建设成为“四化”协调发展的先行区，推动皖北振兴，不能搞齐步走、“一刀切”，要立足特定区域农业基础较好、工业提速跃进的实际，实施“工农”并重、双轮驱动、“四化”协同的发展战略。2011年1月，安徽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将皖北振兴战略载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财政支持、产业培育、基建项目等各个方面重点向皖北倾斜，逐步形成了完善有效的政策支撑体系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皖北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譬如怀远龙亢农场)已经形成了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初步具备了发展多元产业链、构建优势产业带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工业水平不高的面貌明显改观，动能转换持续加快，规模质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稳步迈进加快发展、跨越振兴的新阶段。就此类地区而言，立足本地资源基础和产业优势，在不断优化现有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构建以智能科技为引领、市场需求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体系；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既是推进“四化”同步的着力点，亦是加快皖北崛起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4.市场化运作型。市场化运作型模式是依托具有地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支柱产业或名牌产品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加速周边要素资源、城郊人口向城镇聚集，形成梯度发展、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体系和相对完备的经营体系，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联动效应和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四化”同步、统筹发展奠定基础。

市场化运作主要是利用共享化的物流平台、数字化的销售网络和专业化的交易方式，实现规模化盈利增收，充分地展现了简化交易程序、节省交易成本的竞争优势。市场化运作所形成的强大联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资金、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在区域上的聚集，推动着当地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当然，亦不否认，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也需要相对成熟的外部环境，譬如坚实的产业基础、便捷的交通条件、完善的城市功能、优质的公共服务和优良的协同文化，等等。皖北砀山县作为苏鲁豫皖交界区的重要县城，利用黄淮故道的高滩地、决口扇形地和背河洼地，大力发展酥梨、黄桃等水果产业及其延伸产业，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并较早地推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逐步形成了以专业批发市场为主体、以综合农贸市场为支撑，以水果专业合作社为补充的产品流通体系，工农产品的市场空间不断拓展，酥梨也逐渐闻名于世，砀山得而享有“中国酥梨之乡”美誉。

三、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模式构建的有效路径

皖北是安徽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在推进“四化”协调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实践中，“四化”融合不断加深，互动持续增强，整体性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与皖南和江浙等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要抓住皖北振兴的重要契机，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理清发展思路，用好用活相关政策，并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厚植发展优势、补齐产业短板，努力探索并构建“四化”统筹发展的理想模式，真正走出一条立足皖北实际、契合时代特征和彰显区域特色的“四化同步”发展路子。

1.充分发挥政府在其间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引导作用。沿海等发达地区推进“四化”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在其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作用是非政府组织所不能替代的。加快皖北“四化”同步、统筹发展进程，既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需要政府把准方向、积极作为。一是多方参与、统筹规划，高起点编制总体发展规划。“从全局高度谋划地方发展，研究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解决影响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4]落实《关于建设皖北“四化”协调发展先行区的意见》文件精神，统筹推进皖北“四化”发展，既要“谋一域”亦需“谋全局”，因而要尽最大努力破除条块分割和行政体制障碍，按照“区域协调、全域统筹、产城融合、资源带动、特色优先”规划理念，高起点绘就涵盖皖北全域的“四化”发展美好蓝图，既注重全域整体性、系统性，又关注地区间的特殊性、协调性，引领皖北高质量发展。二是夯实发展基础，优化整体环境。以重大项目建设为依托，以交通枢纽、智慧城市和产业基地等建设为抓手，瞄准“四化”发展的示范和标杆，加快市政、能源、通信、交通、管道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区域环境，提升城镇综合承载功能和管理服务水平。三是搭建服务指导和共享协作平台，组织引导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组织引导市场主体“有资出资、有力出力”，加快创新要素和优势资源向皖北聚集，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推动皖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立足地区实际，制定“四化”统筹发展的差别化战略路线。干事创业无视发展基础和条件，仅凭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干劲热情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当前，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推进皖北“四化”统筹发展不应该千篇一律，不顾自身实际地“一哄而上”，而必须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发展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制定差别化的战略路线。一是两淮、蚌埠三市要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充分利用邻近合肥、徐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的有利条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主动地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战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充分利用皖北六市的高新区、工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四化”同步。二是亳州、宿州两市在做大做强中药、花卉、水果等特色产业基础上，不断拓展果林、花卉等农业产业功能，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现代农业新业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型发展。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三是阜阳市重在立足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和交通区位优势，把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作为第一要务，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集聚和循环链接，尽快补齐农业“短腿”，促进“四化”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3.完善、创新推动皖北“四化”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皖北“四化”统筹发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模式选择到方案实施再到有效管控，各个环节都需要与之相对应的体制机制来激活和推动。“体制创新是影响当前安徽社会发展和城乡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5]从皖北“四化”统筹发展的运行状态来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是导致融合不够、互动疲软、协调不力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推动皖北“四化”统筹发展，需要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狠下功夫。在管理体制方面，一是要敢于突破组织管理层面的路径依赖，不断创新组织管理形式，逐步提高皖北“四化”同步、统筹发展水平；二是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实现管理重心适度下移，增强基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在运行机制方面，一是建立产城规划协调机制，树立皖北全域“一盘棋”理念，统筹皖北产业布局和城镇规划，实现产城融合、良性互动；二是改进城乡统筹机制，持续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制度体系和执行监督体系，推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腐人才观念，根据皖北“四化”发展需要，加速企业家、经纪人等各类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培养；四是健全科技创新机制，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服务产业链，营造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环境，推动皖北科技创新；五是深化区域协作机制，推动跨区域合作互动，推动城市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分工和综合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皖北全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