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角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进展

宋征莉 苏光正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发展。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也是当前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族际关系与民族团结问题研究综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如民族学、教育学、民族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纵览这些成果，我们发现前人多采取历史叙事、借鉴外国经验、解读领导讲话、阐释经典理论等宏大叙事方式来研究民族团结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真实境遇。从当前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来看，亟需研究者分析真实社会情境中族际互动与交往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机制。在诸多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能够担当起这个使命。具体来看，心理学视角下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能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洞察行动主体的意图、信念和行动，清晰地分析行动主体对自己行动所赋予行动的意义，分析民族交往中的社会情境、个体或群体对彼此的社会认知以及交往中的民族偏见和歧视等问题。由此看来，回顾和总结心理学视角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成果，能为深化族际交往和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工作提供启示和指导。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主题

(一)民族团结心理的定义

民族团结心理主要包含对民族团结的内容及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它是民族成员对民族团结价值及功能的认同和接纳、民族团结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知情意三个部分。[1]民族团结心理是良好族际关系的心理基础，民族团结认知、态度、行为是民族团结心理的基本构成要素。[2]有研究者继续深化民族团结心理的内涵，认为民族团结认知是指民族团结观，即对民族团结概念的认知，对民族团结的价值评价，又包含自发的、教育的、政策运用三个层次；态度结构可以分为内隐和外显两种，双重态度模型理论可以有助于理解人们对民族团结的看法和态度，如主动压制是双重态度的一种类型，个体能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内隐态度，但这种态度不符合社会文化规范，因此要关注民族团结(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与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关系；民族团结的情感，积极情感体现在友谊感、信赖感并伴随沟通交流的愉快体验，也包含负性的情感如怀疑、敌对、排斥等；民族团结行为倾向，族群交往在发生利益冲突、信仰冲突和自尊心受损等情况，才需要使用民族团结政治话语来调和。[3]

民族团结行为主要体现在民族(族群)之间的交往，李静教授认为民族交往的基本要素包括民族交往的需要动机、相互认知、情感体验、交往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交往方式，也是民族之间所有接触和互动关系的总称。[4]

(二)民族团结的理论

1.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整合了心理学(个体心理变量的控制)和社会学(群体过程的分类模式)两种视角，强调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本群体产生认同，进而推动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5]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促进族际关系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范畴化，构建上位的共同内群体认同，如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模糊群体边界弱化其民族边界。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交叉分类、去分类，再分类；[6]三是增强群体成员社会复杂性。社会身份复杂性指个体对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 增加社会身份复杂性已经被证实减少偏见的结论已经得到了许多证据的支持。[7]

2. 文化适应理论

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理(John W.Berry)提出涵化概念，从保持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倾向性，以及参与主流社会活动和与主流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这两个维度，贝理提出了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的文化适应策略。且结合中国语境来看，整合性涵化符合我国和谐文化的传统，兼顾民汉文化的认同和整合，教育应该健全涵化，即双文化整合。”[8]

3. 文化互动理论

心理学研究中对于文化互动关系有三个假说：多元文化主义假说、整合假说以及接触假说。多元文化主义假说是指当个体或群体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到有信心和安全感，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相互态度；相反，当这些认同受到威胁时，结果会产生彼此之间的敌意。整合假说是指当有关支持文化整合的策略和政策得以贯彻时，就会产生更为成功的对个体与社会更有利的心理和社会结果。接触假说是指在大多数的接触情境下，文化群体间的接触越多，他们彼此的尊重和态度就会越积极。[9]

4. 群际接触理论

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维有高度范畴化倾向，有助于简化认知资源，但也会产生“先验主义”偏差，如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作为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引发自我实现的预言。[10]1954年，奥尔波特(Allport G.M.)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群际接触理论”，群际接触为增进群体间相互了解或澄清对外群体的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群际接触有双向的作用。即通过接触减少群际冲突，促进族际关系；也可能因接触导致冲突、偏见的增加。奥尔波特提出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以促进良好的族际关系，建立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以及制度支持四个条件共同作用下有助于确保积极的接触效果。[11]其作用机制主要是接触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是认知与情绪相结合的过程。[12]

5. 偏见和刻板印象相关理论

偏见是针对某个族群或其个体成员的一种武断信念或感知，偏见特点是类型化的或者是以偏概全的，族群偏见是顽固的，偏见内容通常是负面的，以错误或者不完整的族群印象为基础的偏见称刻板印象，这些构成了族群偏见的主要内容。偏见的心理学理论主要针对外群体的反感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或者是补足人共同人格结构的方式，理论追溯到个体，而不是强加于个体或社会互动之上的社会压力。[13]偏见来源有社会化过程，从家人、同龄人、媒体和社会环境习得它们。从心理学视角看，其心理动机来源主要是“心理动力论”和群际竞争理论。[14]心理动力论最出名的是权威人格理论，是人格障碍的延伸；偏见是一种替代性攻击(替罪羊理论)，种族(族群)偏见成为了替代性攻击的目标。群体间竞争主要是社会由不同权力、经济资源、社会地位和其他有利属性的群体所构成，竞争引发冲突而导致社会偏见。

(三)族际交往的心理因素

族际交往是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重要指标。族际交往更多侧重于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研究者从微观角度考察日常族际交往问题，涉及族际交往的心理距离感、族群交往与族群意识、民族本质论对族际交往影响等等内容。[15][16][17]有研究者从文化差异角度分析，认为族际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类型，它具有跨文化交往的特殊性，受交往的动机、相互认知、情感体验等因素的影响。[18]跨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化对交往动机和交往过程有影响，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绪和情感以及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19]有研究者研究发现“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20]

三、民族团结教育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为推动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可操作化，族际关系、民族认同成为重要的操作指标。族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常用的操作工具——社会距离量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obert Ezra Park)等人就利用“社会距离”测量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博噶达斯(Bogardus)还专门设计了被称为“博噶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分析工具，来测量美国的族群关系。为进一步深化改领域研究，我国台湾学者许木柱在研究台湾民族/族群关系时提出“心理距离量表”，“心理距离”来表示不同群体之间的亲疏关系和相互理解程度，来测量泰雅人和阿美人与汉族的关系，研究发现双方接触意愿越强，心理距离越小，社群隔离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21]

自我报告法、团体访谈法、主客位分析法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刻板印象以及族际交往态度。[22]

民族认同研究方法，主要方法有测量法、访谈法和实验等，其中测量法是最多的。西方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菲尼(Phinney,J.S.)和艾马娜-泰勒(Umana-Taylor,A.J.)先后编制的民族认同量表(Ethic Identity Scale,ETS)，测量了民族认同中最核心和共同的成分，国内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设计与改造。[23]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取一般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院校，如新疆、西藏、内蒙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倾向于高校大学生或民族高校的大学生。相关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开设情况一般是在民族地区或者是民族类学校。

因此，从民族团结教育实施和研究来看，研究者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民族类院校。从理论与实践来看，要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培养学生，基础教育阶段是儿童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基础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四、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评论与展望

(一)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评论

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文献虽然表面看似繁荣，却鲜有直面学校课程教学现实问题和真实困惑的研究，结合课堂教学、针对某些区域实际问题做扎实、持续、深入研究的则更为少见。我国是一个生态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国家，族际交往受诸多因素影响，且不同的文化生态背景下，族际互动场域不同。已有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研究基础，但当前研究尚待提升的地方。

1.在研究内容上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以往研究侧重二元族际交往，多个民族的交往研究不足，当前社会流动增多，真实情境的族际交往一般涉及多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存在多重交叉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如民族团结的各种心理现象如何进行操作性定义并通过研究获得量化的结果，如何运用因素分析法确定民族团结的心理要素等。

2.在研究对象上

侧重研究高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族际交往研究不足。更多的研究者将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民族类院校的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研究焦点，对内地学校、普通院校的民族团结教育涉猎较少。

3.在研究方法上

首先，前人在研究民族团结教育时侧重以调查问卷为基础进行量化分析，质性研究范式不足。调查问卷涉及的社会距离和族群偏见态度很难准确测量，因为他们可能填写或者是告诉访谈者的是社会所接受的回答，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感受，顺从团体和群体参照标准的压力促使个体不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因此，问卷调查的设计和结论有可能严重影响调查结果。

其次，前人在研究重视民族团结教育时侧重理论思辨，轻实证调研。民族团结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密切相关，只有对宏观的社会历史、经济背景的描述性分析和理解基础上，才能理解行动者的族际关系认知与行为。

最后，西方族际关系研究范式依旧占统治地位，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概念、研究工具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缺乏本土心理学视角，缺少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视角分析，其研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值得深思。

(二)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展望

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关注情境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互动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认知，有助于揭示民族团结心理和民族交往的实质。族际(民族)交往心理体现了民族关系的心理基础与心理指标体系，从内在方面折射着民族关系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跨地域流动逐渐增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来自中东部的汉族进行经商和贸易活动，少数民族跨地域流动进入中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信息化背景下，中东部族际关系将成为我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尤其关注微观的个案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度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改进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针对性策略和建议，如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民族类学校、民汉合校如存在不同的办学模式，合校合班、合校分班等；针对不同地区的学校如中东部地区的普通类学校、中东部地区的新疆内高班和西藏内高班(以及内高班的不同办学模式)、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散杂区)等；建立在对个案的深度阐释，正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和人类学提倡的在“个案中概括”，立足宏观分析微观，通过微观反观宏观。基于此，立足中国大地，结合中国真实情境，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开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