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 结合实际 稳中求新
——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探索、发展历程

陆嘉琦

按照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的安排，2002 年9 月22 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简称“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有关第一次考试前前后后的情况，笔者曾在2012 年第3 期《科技与出版》的“特别策划·那些难忘的岁月”中撰文《重要的第一步——回味首次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作了介绍。本文拟谈谈这项考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的情况。

一、考试用书的编写出版

为了做好考试工作，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简称“考试办公室”）从2001 年起组织刘杲、巢峰、蔡学俭、邵益文、杨陵康、阙道隆、林穗芳等众多中国出版界的精英拟订《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大纲》（简称《考试大纲》），编写考试辅导教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辅导教材终于在2002 年5 月出版了第一版。这版教材有3 种，分别是《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初级》《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级》和两个级别共用的《出版专业基础知识》，还有一种学习用书《出版法律法规选编》，也是两个级别共用。

第一次考试之后，根据考试的实际情况和考生们的反映，2003 年开始对辅导教材进行调整，重新编写出版了《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初级》和《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级》，以方便考生们学习更有针对性，而学习用书《出版法律法规选编》也改名为《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选编》，仍然是两个级别的考生共用。

2004 年对2003 年版的各种考试用书进行了修订。基本架构保持不变，各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修改。

2007 年，根据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对《考试大纲》和辅导教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修订。主要是从保持整个系统一致性的角度对两个级别四门科目的考试内容和要求进行调整，充分体现对考生“应知”和“应会”的要求，使初级和中级的考试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分度，所以有些模块是互分有无，有些模块是互分详略，并在《考试大纲》中明确说明“本《考试大纲》中对于中级职业资格的考试要求，是以考生已经具备初级职业资格条件为前提的，是初级职业资格考试要求的延伸、综合和提高。也就是说，中级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并不限于中级两门科目中所具体列出的范围，而是必然还涉及初级职业资格考试的相关内容，以之作为基础”[1]说明2。同时，因为内容模块作了重新安排，为明确体现“应知”与“应会”的区分，辅导教材的名称也作了调整，分别改成《出版专业基础·初级》《出版专业实务·初级》和《出版专业基础·中级》《出版专业实务·中级》。

2011 年进行的修订基本延续原有框架体系和知识模块，适度调整，主要是对具体内容进行了修订，着重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体现新闻出版总署的新要求，反映行业的新发展。

2015 年再次进行的修订，也是基本保持原有的框架结构，仅个别章节进行调整、增补、删除；各个模块的具体内容，按照出版业的发展现状，除旧补新；一些表述形式予以优化。同时，根据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需要，补充编写了一种新的辅导教材——《数字出版基础》。直到撰写本文时的2019 年底，这套教材还一直沿用。

此外，除了《考试大纲》每年出新版本之外，学习用书《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选编》的修订周期也与辅导教材不完全相同，在两版教材之间常常根据当时有关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及时出版新版。

还有一种学习用书《著作权案例评析》，是2004 年考试结束后，根据许多考生的反映和希望，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新闻出版总署人事司共同编写的。2005 年出版第一版，2009 年进行重大修改后出版了增订版。

二、试卷结构调整

考试办公室邀请的出版行业专家们做出版工作是游刃有余，而对于职业资格考试则都不那么熟悉。感谢人事考试中心的专家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解考试学知识，说明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2 年的考试得以如期举行。此后，根据出版工作实践的特点和实际需要，以及考生们在考试中反映出来的种种情况，考试工作专家委员会与人事考试中心的专家同心协力进行探讨，不断研究试卷结构，并进行了多次调整，力求使之相对比较合适。表1 反映了2002—2009 年各门科目试卷结构的调整情况。[1-5]

从表1 可以看出，在卷面总分值一直保持200 分不变的基础上，试卷结构调整的总趋势是逐步降低选择题所占比例，提高综合题占比。尤其是单选题，从2003 年开始，首先是中级实务，然后是中级基础，先后从40题降到了30 题，而从2007 年开始，四门科目的单选题都降到了30 题。多选题题量最多的是2002 年的中级基础试卷，为50 题，但只维持了一年，2003 年起就与其他科目一样相对稳定在40 题，直到2007 年都降到35 题。综合题的变化，则是总分值在最低为60 分（2002 年中级基础试卷），大部分为80 分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到90 分、100 分；各科目的综合题数量原来参差不齐，多的有10 道，少的仅3 道，经过几次调整，逐渐统一为均是5 道；与此相应，综合题的单题分值也从原来的悬殊甚大（如2002 年时最低的是6 分，最高的是40 分；2005 年时最低的是4 分，最高的是22分）逐渐调整为大部分在20 分上下。

试卷结构进行如上调整的缘由，主要是考虑到要强化对考生实践能力的测试。众所周知，选择题主要适用于考核一般没有多少灵活性的固定知识点，通常把教材背熟了就能顺利回答，况且单选题有时还可以单凭简单的逻辑分析而不必运用专业知识就能答对（或者说是“蒙对”）。这类题目过多可能会使得考生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上，而放松了对知识的真正理解。综合题有利于测试考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题目过于短小而又密布差错（如一道校对题里的短文才200 字左右，却有10 处错误[2]92；一道审稿题里给出的材料只有4 句话，每句都有错误[3]128），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情况不大相符，难怪有些考生对审稿题或编辑加工题仅仅批注“此文错误过多，应该退稿”而不具体作答。综合题的题量过多，一方面使得考生常常来不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难以展现自己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降低了其中每个考点的分值，导致综合题中难度比较高的考点往往分

值与单选题相同，使得考生的得分偏低，尤其在初级的试卷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难怪有不少考生在好几年中一直认为“初级比中级难考，与其考初级，还不如直接考中级”。经过命题专家们的不断分析研究和持续调整，综合题存在的不足逐渐被解决，在总分值逐步上升的同时，题量下降，单题分值提高，同时各题的分值差距也逐渐缩小。到2009 年，形成了各科目基本统一的试卷结构，即单选题30 道、多选题35 道、综合题5 道且各题分值大致相似。

表1 2002—2009 年试卷结构的调整情况

经过多年探索研究而形成的试卷结构，一直延续到2009 年，可以说是稳定下来了。但是，这种稳定只是相对的。根据出版业发展的实际情况，2009 年之后在“保持延续性，酌情适当调整”的原则下，对试卷结构还有两次调整。

一次是在2010 年。根据报名参加考试的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期刊虽然与图书同为传统纸质出版物，编辑出版工作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工作的具体内容毕竟存在差别。譬如，期刊的必备结构部件与图书不同，一些规范性著录项目不同，无论是外部装帧设计还是内文版式设计，都与图书不尽相同。再如，一种图书能够形成一个出版项目，各种图书的生产成本及其定价往往是千差万别的，策划一种图书选题时，除了评价其社会效益外，还需要进行经济效益预测。然而，期刊是连续出版物，各期的篇幅至少在一年内保持稳定不变，相应的生产成本和定价也就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对于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人员来说，计算、预测出版物的成本和定价并非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内容，且即使在期刊改版或者进行部分调整（如变更篇幅、开本、稿酬标准等）时也需要测算其成本和定价，那也常常是主编的职责。因此，考虑到期刊编辑出版的工作内容特点，2010 年起的中级实务试卷中，分别增加设置了与图书整体设计题对应的期刊整体设计题，与图书成本定价计算题对应的、体现期刊编辑出版特点的案例分析题，各作为同一道题的分题，大题号（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相同而子题号（以拉丁字母表示）不同，考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岗位特点自由选择其中的A 分题（有关图书出版）或B分题（有关期刊出版）作答。[5]218,222

另一次是在2015 年。顺应出版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出版的发展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提出的新要求，这年的《考试大纲》中大幅度增加了对数字出版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实务能力的考核要求，考试办公室也组织编写了新的辅导教材《数字出版基础》。虽然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应该比较多地考核数字出版相关内容，然而，考试办公室也考虑到当时大部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状况，将数字出版内容“主要作为对从事数字出版工作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要求，今后将逐步扩大考试对象范围”[6]。按照这一安排，从2015 年起的各科目试卷都采取了将选择题分成全体考生必答和供考生自由选答的两大部分。必答的单选题有25 道，多选题有30 道，其中都适量增加了考核最为基本的数字出版知识点。新设置的选答选择题部分则分成两组，一组是传统出版（曾称“一般出版”）内容的，一组是数字出版内容的，每组各包含5 道单选题和5 道多选题，考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组题目作答。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试卷的结构有很大变化，但对具体某名考生来说，需要作答的仍然是30 道单选题和35 道多选题，可以视为试卷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与此同时，在初级实务试卷的综合题部分增设1 道选答分题（子题号为B），在中级实务试卷中对应图书整体设计题和图书成本定价题又各增设1 道子题号均为C、内容有关数字出版的选答综合题。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初级实务试卷的综合题变成了6道，中级实务试卷的综合题变成了9 道，但是每名考生都仍然只要对5 道综合题作答。[7-8]

三、题型的发展

考试题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综合题部分，涉及考核方式和题目形式两个方面的变化。

1.考核方式的创新变化

初期的综合题有不少问答题或者简述题，如“什么是出版物宣传促销的原则？有哪几个原则？”[2]92“试述出版社图书质量管理的基本制度”[2]140等，还有一些填空题[3]136。这些类型的题目并没有充分发挥综合题的优势，还是容易引导考生死记硬背辅导教材内容，而无助于他们把相应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另外，虽然一直存在审读短文并改正其中错误这类题目，但是没有区分短文是来自原稿还是校样，要按审稿的方式处理还是进行编辑加工或者是校改校样，结果考生的修改方式五花八门，体现不出出版专业操作技能，而这在出版工作实践中是有问题的，审读批注原稿、编辑加工整理稿件和处理校样应该各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否则不利于保证出版物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一些案例分析简答题由于设问比较笼统，很多考生感到不清楚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回答。书刊整体设计方面的综合题采用审核短文的方式考核，也是没有充分利用综合题的功能，依然停留在书面知识上，没能与工作实际挂上钩。

针对考试实践中的种种情况，命题专家们在命题时不断探索，改革综合题的考核方式，努力提高对出版工作实践的“仿真性”，同时做到考点明确，答题方式交代清楚。

问答题、简述题和填空题都被取消了，以消除死记硬背教材的误导作用。

一直保留的短文改错类题目明确区分是审稿还是原稿编辑加工，而校对题除了明确说明是校样处理外，还从2011 年起对初级考生与中级考生提出了不同的校对要求，前者是对照原稿进行对校，难度比较低，后者是脱离原稿进行通读校对，难度比较高。这三种题目中设置的考点也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审稿题主要是出版基本理论方面的内容差错，编辑加工题涉及语法规范、文字规范、形式逻辑、百科常识以及出版专业基本知识方面的差错，校对题则主要是文字性差错和格式差错。

书刊整体设计方面的题目不再要求考生照搬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改成案例分析，着重测试考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方面的综合题常常努力模拟出版工作实践场景，提供外部装帧设计或者内文版式设计的初稿样张，要求考生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审核并改正不妥之处。

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出现过偏差。一些案例分析题过分借鉴选择题的答题方式，将要求回答的问题都用选项列出让考生选择回答。结果，出现了不少“瞎蒙”的情况，反映不出考生的真实水平。于是，很快就作了改进，在保留选择回答部分考点的同时，还要求考生说明作出选择的理由。这样，考试得分的区分度便变得比较明显了。

经过年复一年的整合修改，在2008 年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综合题题型体系，一直延续至今。除了富有出版专业特色的改错类题目——审稿题、编辑加工题、校对题、短文改错题、修改病句题之外，还有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的简答题、计算题、将简答和计算融合在一起的计算简答题，以及写作题和古汉语方面的释词翻译题，并且简答题中常常有既要求考生作选择性回答，又作陈述性回答的题目。总的来说，综合题不再从书本到书本地死板考核辅导教材讲述的各种知识，而是密切结合出版工作实际进行考核，所以在辅导教材中往往找不到综合题的现成答案，但是答案所依据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都包含在辅导教材中。

2.题目形式规范化

仔细观察考试初期的综合题，会发觉它们的体例很不统一。有的先在题头说明题目类型和基本的答题要求，然后出现题干，提供题目的主要材料；有的没有专门的题头，答题要求和题干材料混合在一起；有的把本题分值在题目开头列出，甚至还具体到其中小题的分值；有的却把本题分值放在全题的最后；有的明确说明“本题×分”；有的仅仅括注“×分”或“共×分”。这种体例不一的情况，容易分散考生的注意力，导致考生在考试时不能快速把握答题要求和了解本题的分值，浪费他们宝贵的答题时间。

在人事考试中心专家的指导帮助下，综合题的形式逐渐走向规范化：2003 年，分值的表述方式统一为“本题×分”。2005 年，除个别题干内容十分短小的题目外，大部分题目都设置了明确的题头，并且将本题分值在题头中列出，体例趋于统一。2006 年，全部题目明确分成题头和题干两部分，体例全部统一。2007 年，为适应计算机辅助阅卷的特点，试卷与专门的答题卡分离。为了方便考生能够准确地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答题，试卷上在综合题的题头首部统一增添了题型说明[如“66.审稿题：审读短文，改正错误，弥补缺漏。（本题20 分）”]，而在答题卡上则以题号加题型的形式（如“66.审稿题”）标明相应答题区域。2009 年，各科目试卷上同类型题目题头中的答题导引语都保持一致[如“审稿题：审读短稿，按照审稿的基本要求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或缺漏。（本题20分）”]。2010 年，答题卡上的标注统一添加了“答题区域”字样（如“66.审稿题答题区域”）。

至此，综合题的形式稳定下来，此后一直延续。

四、组织工作的技术改进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出版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提高组织工作效率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

1.试卷批阅评分方式的改革

考试初期，选择题的作答是采用填涂答题卡的方式，由计算机自动判读评分，而综合题则在纸质试卷上直接作答，由人工批阅评分。那时的人工阅卷工作需要工作人员不仅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而且还要付出辛勤的体力劳动。印在8 开纸上的一份试卷有10多张，30 份试卷装订成一本，其分量大致相当于一包A4 打印纸。材料组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徐令德女士率领下，日夜奋战，事先把试卷中的选择题部分用订书机订合（这样可方便阅卷人员一下子就能翻到综合题部分），在每本试卷的封面用记号笔写明各题的题号。批阅时先按照科目分成4 个大组，每个科目组内再按照题目数量分成若干题目组。某本试卷的某道题评阅完成后，就要流转到另外一个题目组。笔者至今还记得，2002 年与安徽的范源女士一起负责中级实务组的试卷评阅时，每天早晨和下午开始工作前，用一辆小推车到材料组领取试卷。在试卷评阅过程中，除了有时要与范女士一起商量解决试卷评分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或者复核检查各人的评阅质量外，笔者更多的时候是查看评阅人员身后堆放着的试卷本，按其封面的评阅记录组织管理科目组内的试卷本流转，也就是不断搬运试卷本。完成全部题目评阅的试卷本，要用小车及时送回材料组，由其安排流转到分数汇集组把每份试卷各题的得分累加记录在试卷首部后，再流转到登分组，按考号将各名考生的成绩录入计算机。为了防止成绩录入出错，四人一组分别在两台计算机上操作，每台计算机配备两人，一人读考号和得分，一人敲击键盘录入。录入完毕后，用计算机对分别录入的得分进行比对，发现不一致时要再查看试卷核改。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记得第一次阅卷时人手不够，考试办公室负责人孙文科先生就在国庆黄金周里带领总署人教司一批年轻干部来帮助加分、登分。

这种阅卷方式延续到2006 年，终于出现了转机。这年阅卷完成后，考试办公室要笔者再逗留几天，随李宏葵先生、方新定先生和徐令德女士一起到天津大学去参观那里正在进行的计算机辅助阅卷。回到北京后，我们一起商量了出版职业资格考试采用这种阅卷方式的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2007 年春，徐令德女士专程去西安，进一步观察计算机辅助阅卷系统的现场使用情况，并与负责开发的工程师们就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商讨，大家共同针对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特点拟出了解决方案。考试办公室请示总署领导后，决定采用这套计算机辅助阅卷系统。与人事考试中心组织的其他专业的考试相比，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有特殊性，改错类题目的原文必须印在答题卡上；为了保密，答题卡就不能委托其他企业制作，只能由我们自己制作。徐令德女士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与阅卷系统开发公司多次联系，细心了解、分析答题卡制作的各种技术要求，并且及时纠正了对方提供的样板上存在的重大错误。这样，从2007 年开始，在保持选择题机阅评分的同时，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综合题阅卷工作采用计算机辅助人工的方式进行。试卷评阅时，题目的流转管理、每题各个考点得分的累加、每份试卷各题得分的总计、综合题得分与选择题得分的匹配等工作都由计算机系统代替人工自动完成。计算机辅助阅卷方式的使用，在降低阅卷工作劳动强度的同时，更使得阅卷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得以大大提高。

2.命题组卷方式的改革

以往把初审通过的题目按照试卷结构表的要求组合成试卷的工作十分繁琐。先要消耗大量纸张把每道题目打印在一张纸上作为题目卡片。各科目组专家分别用题目卡片选取题目后，再由专人按照题目卡片将相应的题目组合成试卷，花费时间很多。试卷审核过程中对题目的种种修改操作也比较繁琐，而且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为了改进这种组卷方式，考试办公室于2015 年启动了计算机题库管理系统的开发。经过命题专家组与系统开发方的反复沟通和信息技术工程师们的通力合作，2016 年年底这个题库管理系统基本研发成功。经过几次模拟实际场景的测试证实系统的可靠性后，2017 年起这套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各科目组可以通过局域网直接在题库中选择题目组卷，再也不用消耗大量纸张打印题目卡片，而试卷的合成与格式转换等也全部由系统自动完成，大大提高了组卷工作的效率。试卷审核过程中的题目修改，也变得比较简便。

五、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发展的主要特点

回顾近20 年来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进程，可以看出其发展的特点。

1.紧跟时代步伐

历年《考试大纲》和各版辅导教材的修订，都努力紧跟时代步伐，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体现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新规则、新要求。引导考生关注出版物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即使是用作各类改错题的文本，其内容也富有时代气息，契合社会热点，对考生作正确引导。

紧跟时代步伐的不仅仅是考试涉及的内容，考试的组织工作和考试方式也与时俱进，努力采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考生作答的便利性。

2.努力结合出版业实际

考试办公室和参与考试命题工作的专家们，在工作中经常通过对出版业实际情况的分析，对考试进行改革。试卷结构的不断调整，是从考生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考核他们的专业水平，又保证他们有比较充裕的答题时间。题型设计方面的改进，旨在引导考生们培养从事出版工作的规范意识，对工作实践的仿真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初级实务和中级实务的综合题都分别突出编辑岗位、技术编辑岗位和校对工作岗位的特点，让分别从事这三方面工作的考生都在对出版专业知识有比较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有得分强项题，尽量体现了考试对三类技术人员的公平性。题目内容的设计，既对工作实践中一些创新做法予以肯定，又强调对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有违国家规定的行为要力求纠正。越是实践中出现频次比较高的不规范行为（如图书版本记录页的设置位置及其著录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编辑工作的流程不符合《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要求等），考试就越是频频作为考核的重点，引导考生们全面把握相应规范，善于分辨正确与错失。

3.稳定中求发展

如果拿相邻年份的试卷来对比分析，一般会感觉试卷的结构和题型等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如果拿2002 年的试卷与2018 年的试卷相比，则会发现差别非常大。从前面列出的历年试卷结构调整变化的情况和综合题题型的变化，都可以看到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既有很强的延续性，又在基本稳定中有发展变化，比较形象地讲，是“一年一小步，数年累积一大步”。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不让后一年的考生作答与前一年截然不同的试卷，使得试卷结构和题目情况的一些发展变化不至于对考生得分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对不同年度的考生保持公平性、公正性。

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已经连续举行了18 年。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这项考试还将持续进行下去。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在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的指导下，这项考试在既往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必将有更多的创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