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离骚》中,后半篇最重要的情节就是“求女”,不但独具特色,想象力还非常丰富,因此,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如今,其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均非常高。但也正是因为其构思过于奇特,内容十分“荒诞不经”,所以实际的内涵非常隐晦,难以揣测。自汉代以来,无数的学者都对其开展了研究,并且对其含义进行解读,实际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是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又似乎皆有成理,因而增强了人们无所适从之感。基于此,本篇文章主要对《离骚》“求女”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思考。
关键词:《离骚》“求女”回顾
屈原最为著名的一部代表作品就是《离骚》,对《离骚》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全面地把握,是每一个对《楚辞》和屈原进行研究的学者所绕不开的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离骚》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在《离骚》中,有这样一句:“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其中“求女”一词就是源于此,在现实中,大多数的人在对《离骚》中主人公追求神女和美女这一类情节进行概括时,会将该二字应用进来,具体来讲,就是指求“宓妃”、“媒有娥佚女”和“留有虞之二姚”,通俗来讲,就是“三求女”的情节。但是对于“三求女”这一情节而言,其存在两种说法,即广义和狭义。以广义的角度来分析:首先第一个情节,就是上昆仑,求帝女;其次第二个情节就是游春宫,求下女,此处指的也就是狭义说法的“三求女”;再次就是离乡国,西行求女。本文对于《离骚》“求女”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思考,从本质上来将,就是对研究史进行相应地研究,而且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求女”的具体问题,但是不论是狭义的“求女”,还是广义的“求女”,其均属于本身的研究范畴。
一、“求女”研究的发端——汉代王逸的“求贤臣”说评析
(一)“求贤臣”说的渊源:王逸之前学人对“求女”问题的认识
根据相应的文献和历史记载,在公元前122到180年间,也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在世期间,刘安是首个对《离骚》进行整理研究的人。其在世期间曾经与宾客们共聚在一起对屈原作品进行广泛收集,并且将其整理成册,并且将《离骚传》作了出来,对于该原著而言,其已经失传已久,但是根据汤炳正先生的进一步考证,在如今的《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两段内容,就是当时《离骚传》的序文,是经后人之手,将其串了进来。根据相应地整理,可以明确刘安对于《离骚》主旨的深刻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即“存君兴国”。
此外,班固也对《离骚传》进行了评论,基于此评论,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离骚传》内容,班固曾有言:“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根据这一段文字,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刘安的《离骚传》中,曾经对“有娥佚女”和“二姚”等有相应的感悟,即“以所识有所增损”,虽然实际牵涉到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将其与之前的序文联系在一起,可以进一步推测,刘安中《离骚传》的主旨就是围绕着“求女”的所求对象之“有娥佚女”和“二姚”的探讨。此外,根据相应的材料可以发现,并没有对混沦漫游和具有通话色彩的“宓妃”进行谈论,历史的范围有所侧重,而且将历史的人物选取进来,进行相应的增减,可以明确地是,刘安对于《离骚》的看待态度是极为严肃的,又或者是极为郑重的。
继刘安之后,在西汉末年又有一人,即刘向。其遍校经书,通过相应的收集和整理,将《楚辞》16卷编订了出来,而且还将其自己撰写的《九叹》一卷录入了进来。对于《九叹》而言,其主要就是将代言的方式应用进来,对屈原的骋志抒怀,代为抒发,虽然后世在对其评价时,认为其实际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通过作品的本身可以将刘向对屈原及作品理解进行较好的注脚进行看待。虽然在通篇的文章中,没有对“求女”直言诉说,但是,通过相关文字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刘向本身对于“求女”问题的一些理解。而且在《九叹》的九篇文章中,其中三篇文章都将“高丘”一词提了出来,由此分析可以明确,其代指的就是楚国。之所以对“高丘”如此看重,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离骚》中,“高丘”二字乃是“求女”一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与此同时,王逸给予其相应的注解,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虽去,意不能已,犹復念楚国有无贤臣,心为之悲而流涕也。”基于该解释,可以进一步窥见“求女”的发端。
此外,在刘向的《九叹·愍命》中,存在这样一段内容,即“逐下秩于后堂兮,迎宓妃于伊雒。刜谗贼于中廇兮,选吕管于榛薄。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河之畔无隐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根据该段内容可知刘向对于“宓妃”的认可,也是辅君振邦之属,与此同时,对《离骚》中“求宓妃之所在”的理解则不言而喻。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不论是刘安还是刘向,其对于“求女”问题的看法都相对隐晦,而且未对其进行直白和深入地探讨,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呈正面且积极的。
(二)“求贤臣”说管窥:王逸对“求女”问题的认识
在《离骚》的文本中,“求女”一节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王逸提出了“求贤臣”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其在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可否令人信服。因此,我们不但要对王逸对于“求女”一节的具体解说进行考察,还要对其对一些相关内容的解释进行考察。
首先第一点,就是主人公的上征神游,也就是说,以“敷衽陈词”为节点,在其后一段开始。在文中提到了这两句,即“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和“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从表面上来看,会有一种从容悠然的感觉,但是根据王逸的解释,则将其分为了两种,“冀及盛时遇贤君”和“相羊而游以俟君命”,简单来讲,就是主人公此时是抱有一种观望和等待的心态,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楚君,而对于此种心态而言,可以进一步解析为一种被动的无可奈何,但是对于此种被动而言,其只有一个针对对象,就是楚王,因为自此之后,就可以感受到主人公一种非常急切的情绪。而对于此种急切而言,在王逸看来,其出发点就是“求贤”。而且也正是在此处,王逸对于“求贤臣”的看待开端得以开始。在当时,主人公对于楚国的实际现实情况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且在开展“求女”情节时,就发出了如此的感叹,即“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王逸则释解:“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楚国无有贤臣,心为之悲泣而流涕也。”也就是说,当时的楚国并无任何的贤臣,因此,不得不转去游春宫、折琼枝、诒下女。其中,王逸认为这里的“下女”所指的就是贤人,也就是“三求女”中所有的对象。
在此之后,就是取蔓茅请灵氛占卜和邀巫咸降神显灵,可以进一步看主人公在求贤无望之后给予自身的一些精神寄托。其中,灵氛有言:“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根据王逸的进一步解释,其认为“两美必合”所代表的就是明君与忠臣结合在一起,而对于“孰信修而慕之?”这一句,其主要就是将反问的方式应用进来,断言当时的楚国并无能识贤明的君主。与此同时,主人公采取了巫咸降神,进行占卜进而达到答疑解惑的目的,而得到的答复为“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在此处,王逸认为其所指,就是“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己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就是如果采取去国求索的方式,则求索的对象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通俗地来讲,就是由以往的下求贤臣,进一步转变为上求贤君和下求贤臣。而经历了占卜之后,则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主人公所说的“求女”与之前所说的“求女”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少了以往的期许,多了一份“自娱”。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在《离骚》的后半部分,王逸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情节:“神游”“求女”“求占问卜”中,始终贯穿的一个理念就是“求贤臣”。王逸的解释逻辑主要就是以主人公明君贤臣共与为治的“美政”理想为着眼点,并且以主人公境遇的不同而展示出的不同表现,进而形成了“求贤臣”的解释体系。
二、“求女”研究的突破——宋代朱熹的“求贤君”说评析
(一)宋代“求女”问题研究之一:对“求贤臣”说的继承和发展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又出现了一部影响力非常深远的楚辞注本,即《楚辞补注》,作者为洪兴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有这样的评价,“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兴祖是编,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日’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基于此,可以进一步看出,与之前王逸的旧注相比,洪兴祖有了相应的改进,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以训诂为基础,将考据的内容加了进来,其次第二点,就是疏通说明了王逸等前人之说,并且将补注作了出来。对于“求女”这一问题而言,洪氏对王逸的“求贤臣”说进行了继承,并且将其作为基础,在细节之处体现损益,而且将前述所说的两大特点也体现了出来。
举例来讲,就“三求女”来讲,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就是宓妃,洪兴祖不但对与“宓”字相关的几种字形进行了详细地考证,还将《洛神赋》引入了进来,进一步侧面地说明了宓妃的身份,而且在此之后,一部分人在对“求女”的对象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洪氏的影响。而对于“下女”而言,洪氏虽然没有将具体的补充材料提供进来,但是其对于王逸所说的“天下贤人”的看法有所异议,因此,将“喻贤人之在下者”补注进来,以供后人参考。
此外,在同一时期的钱杲之,将《离骚集传》作了出来,并且其对于“求女”问题的看法也是“求贤臣”,但是与王逸和洪兴祖等进行对比,其对于“求贤臣”的涵盖范围则更广,而且在进行层次划分时,也更加细致。钱氏统一了主人公的所有求索对象,而且将其统一视为“贤臣”“贤士”。但是其中九州的“求女”部分最值得注意,在前人对其进行分析时,大部分情况都是将明君和贤臣结合在一起,对其进行解读,将君臣二义结合进来,但是钱氏则对“君”丝毫没有提及,而且认为“臣”就是中心,因此,九州之“女”代表的就是“贤士”。
(二)宋代“求女”问题研究之二:朱熹的“求贤君”说
对于朱熹的“求贤君”说而言,其处处说“求贤君”,但是又处处只说“求贤君”,因而其本身又具备模糊和笼统的特点。在评析《离骚》的过程中,以往的观点认为,该文的前半部分就是对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遭遇进行阐述,正常情况下,在“求女”的考察范围内不将其纳入进来,但是朱熹却基于“美人”一词的发现,进一步将前半篇与后半篇文章的“求女”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朱熹有言:“美好之妇人,盖证词而寄意于君也。”在之前的注释中,王逸认为“美人”代表的含义就是“怀王”,虽然其所指的也是“君”,但是未免说的过于“实”,而朱熹则以一种托意的眼光来看待,不仅实际的立意点与以往相比更高,而且其实际的说法也更具合理性,而且朱熹还有这样一个看法:“若宓妃佚女,则便是美人……不当别出一条,更立它义也。”也就是说,在“美人”这一意义层面上,将宓妃、佚女均包含了进来,在《离骚》的后半部分,则“求女”的范围则呈现显性扩大的趋势发展。
举例来讲,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一句中,从表面的角度看,其就是希望在楚王处于盛年时期,对其进行辅佐,但是追究其深层次的含义,则是表现了主人公的迫切心情,希望与楚王早日愈合,此外,在这两句中,即“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在这两句中,楚王的代指就是“灵修”,而且并没有将“美人”一词运用进来,同时,朱熹有言:“灵修,言其秀慧而修饰,以妇悦夫之名也。”从实质的角度来分析,对于“美人”这一词而言,其实际的意义是不停转换的。
在灵氛占卜的一些情节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经常交替出现的就是“美人”与“女”,基于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在朱熹的眼中,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对等的,而且通过相应的占卜,可以进一步明确主人公在之前的四方“求女”虽然失败了,但是也给予了主人公相应的鼓励,鼓励其继续进行求索。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发现,与王逸的理解进行对比,朱熹的理解与其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对于这两者的说而言,又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三、二十世纪以来的“求女”研究评析
对古人的研究纵横观览,需要注意的有两点:首先第一点,就是研究者们所处时期的不同,其会受到不同学术思潮及不同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且以小的范畴的来分析,还与个人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关联,进而在看待“求女”的问题时,实际的角度及侧重点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但是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其总体存在的大环境又是相同的,即封建社会。因此,势必会带有一些儒家封建伦理纲常的固有思想,虽然实际的表述说法有差异性,但是又万变不离其宗;其次第二点,就是在考察各家对“求女”及相关问题记性考察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将史料与训释全面结合在一起,进而参照屈原的现实遭遇,进而对“求女”进行深入地解读。而中国在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不论是学术研究的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而且在对“求女”问题进行评析时,将以下特点呈现出来。
第一点,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整体的研究思路朝向更为丰富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简单地来讲,就是以整体为出发点,进行相应地考辨,在整合的过程中,也进行了恰当地取舍,对“求女”问题进行多个角度地探讨和分析。
第二点,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实际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具备多元化和综合化的特点。不但将传统训释的方法采取了进来,还将史实考订的方法应用了进来,但是并不是将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中西方的新兴学科结合进来,以新的理论视角来对其进行研究。
第三点,就是将宏观的研究视角和微观的研究视角结合在一起,以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举例来讲,在对“求女”问题进行考察时,则以章节中的文意为基础进行深入的理解,并且进行进一步地扩大,扩大到整篇文章的结构中,对“求女”的来龙去脉进行阐释,并且解释其意旨,将文本中的深层逻辑全部解释出来,又或者是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将屈原的其他作品的情节引入进来,进而与《离骚》中的“求女”进行对比;以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则可以将“求女”的具体对象作为主要的着手点,并且对自古以来存在的争议性问题进行新的突破口寻找。
结语:总而言之,本篇文章对《离骚》“求女”研究进行了全面地回顾与思考。就《离骚》“求女”问题的研究来讲,其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在这两千多年时间中,对于“求女”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其寓意上,而近年来,相应的研究学者又引入了新的研究角度,进而对“求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在未来阶段,对于《离骚》“求女”问题的研究也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王章才.屈原《离骚》诉舜、谒帝、求女为何均告失败[J].职大学报,2020(04):6-10.
〔2〕周建忠,徐瑛子.胡濬源《离骚》“求确”探赜[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9(00):119-130.
〔3〕冯俊. 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