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信任与情境:跨文化归因下的欧洲想象
——基于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2017—2018)

■ 陈 薇 王中字

一、 研究缘起

在全球框架体系下,探讨形象认知已成为融通国际交往的重要议题。一方面,“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构成这个议题的重要维度①；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的心态描摹与认知想象,也成为世界认知中国的重要参考系。尤其在世界风云变化的今天,“长期韬光养晦的中国,已不经意间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种力量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心灵与意识层面,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已构成了寰球公众世界图景的重要部分。②

中国与欧洲是“遥远的邻居”③,亦是“东方”与“西方”的典范代表。而“东方”与“西方”不仅仅是划分世界的方位术语,更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那么,身在“东方”的中国如何看待“西方”的欧洲,其背后必然蕴含着较为驳杂的动机与深层原因。当前,中国与欧洲作为世界多元复合体系(Multiplex World Order)的重要战略主体,在全球治理与国际框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欧关系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此,就现实而言,探究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形象的认知并对形成路径进行解释和学理推演,不仅是对欧洲的“他者”形象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回应,也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阈下,就中国公众对他国形象认知心理的全面解读,为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和政策调适提供一种镜面参考。在这样的研究目的指引下,本研究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与欧洲现代文化投射下的“他者”镜像与意识形态空间不同,中国公众如何从本我文化的视角出发看待今日的欧洲国家？跨文化视角下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是基于何种维度进行表征建构的？对形象认知行为原因的推断基于何种逻辑程式而运作？这些都是本研究所关心且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一)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认知

有关“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以及形象归因等理论的研究叙述,横亘于东西方的时空之间,本身便是中欧跨文化研究的一类截面问题。因此,需要先厘清中欧各自有关“东方”与“西方”的本体概念。萨义德指出,“东方”和“西方”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东方”以自己的地理、文化和传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④从历史来看,欧洲与中国的对话较早出现于西方现代精神起点的1250年,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蒙元世纪“大汗的大陆”地大物博、政治安定、商贸发达,隐喻了西方现代文化萌芽中世俗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与王权强盛的政治期望。当时的王朝统治者对欧洲人和欧洲文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这一时期得以对话。⑤明朝时期,中国人看待欧洲及其文明的态度,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情感转换,从抵制排斥到态度缓和。到了晚清近代,以王韬为代表的沿海知识分子和其他满清外交官都曾将同时代的欧洲时局,想象成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⑥随后,一部分民国知识分子将欧洲视为寻找“改造守旧,自强中国”方法的宝藏之地。⑦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70年间,中国同欧洲先后建立起了建设性伙伴、全面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既是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对外关系战略调整中的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试图建构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事实上,在诸多话语体系与格局之下,欧洲形象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状貌描摹。例如,在旅欧中国人的游记中,欧洲是一幅包含浪漫、艺术和精致化日常生活的镜像。⑧在媒介视阈下,欧洲被勾画为一个全球超级大联盟的想象架构:虽然地缘分裂但政治运作高效,虽然经济面临着困境但逐渐复苏,科技被描绘为发达、先进与创新,欧洲文化则具有恒久的吸引力。⑨当然,欧洲形象不全然是正面,例如,2010年一项针对中国城市居民所进行的焦点团体访谈显示,国人对欧洲人的形象认知不乏“保守”“刻板”“效率低”“自我主义”等负面倾向。⑩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2015年发布的“中国人对欧洲印象”报告显示,从立陶宛的“自杀大国”到意大利的“虚弱形象”,中国以一种“他者”的方式来看待欧洲的文化和历史,这种认知甚至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想象。近些年来,更多具象化的调查数据呈现了中国公众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好感度与评价。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于2007年、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了三次有关中国公众对欧盟看法的调查。该系列调查显示,就国家影响力而言,有接近八成的中国公众认可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就国家好感度而言,中国公众最感亲切的国家依次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但在对华态度最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英德法依次成反比。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开展的“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2017—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总体形象评价打分分别为8.12、8.02、7.76、8.3(总分为10),意大利的形象评分最高,英国的形象评分最低。总而言之,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一直存在于随时空流变的多元体系之中,被视为一种跨文化形象认知的集合。因此,基于对其整体性、多元性与交互性的考量,本研究在形象描述的层次上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中国公众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总体印象如何？

RQ2:中国公众如何看待中欧关系与国际事务？

RQ3:中国公众对欧洲的关注与接触程度如何？

(二)跨文化视角的形象归因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不同的认知主体从自我出发去认知他者,或者从他者视角认识自我,期间交织着复杂的认知心理与行为。因此,有必要介入一种能够聚焦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框架,在其引导下对影响认知的动机因素进行分析,并在特定的语境下寻求适切合理的因果解释。这里,我们尝试引入跨文化视角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以探知跨文化视角中“人”的态度与行为,并了解态度与行为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研究态度和行为的理论视阈,归因理论起源于西方,奠基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Fritz Heider),他于20世纪40年代,最早将其描述为公众如何解释(归因于)自我和他者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凯利(H.H.Kelley)提出了“三维归因理论”,即“归因于行为者,归因于行为者所处情境或关系,归因于客观刺激物”三个维度。随后,这一理论被认知心理学家韦纳(Bernard Weiner)于70—80年代陆续完善。归因理论关注多重归因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系统联系，一方面,依靠特定的手段对归因对象进行理性、系统的评估；另一方面,对归因结果在态度、情感与行为层面的影响予以测量。

正是因为归因理论对社会心理与行为之间逻辑关联的解释性功能,它常常被用于跨文化认知和交往的研究。如阿德尔曼(Adelman,M.B.)曾引入归因理论,论证了信息面向、社会情感支援等要素对公众跨文化交往的重要作用。在国家形象领域,归因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事实上,美国政治学者默瑟(Jonathan Mercer)很早就运用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探究国家声誉认知形成的问题。默瑟认为,国家声誉是国家形象类型的判断,人们倾向于使用不同的归因来诠释其他群体(out-group)的行为。如果是“合意(desirable)”于认知者自身利益的认知对象,例如“看待盟友”的问题,认知者使用“情势归因(situation-based attribution)”来解释这种合意行为,即将负面声誉的形成更多归因于客观的不可抗拒因素,或者是内部政治立场的差异；如果是“不合意(undesirable)”于认知者自身利益的认知对象,往往使用“属性归因(character-based attribution)”来解释行为。虽然这种归因方式因为强调单线条的“非黑即白”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质疑,但这种研究思路为跨文化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归因研究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参考。例如,有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描绘,一定程度上被归因为对中国政治体制这一“不合意”属性的批判。一些研究也将文明冲突、外交格局以及传播策略视为西方媒体歪曲中国形象的深层归因。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欧洲国家形象的归因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中欧建立双边关系和经贸往来的背景下,外交与跨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多重作用,是影响中国对欧洲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对中国教科书中的英国形象进行归因,发现文化价值的本地化与时代利益的关注策略是影响英国形象认知的主要因素。而情感的接近性与媒介营销,是以时尚品牌为代表的意大利国家品牌形象为中国市场所接受的重要归因源。由此可见,解释跨文化形象认知是可以借助归因理论来实现的。事实上,理解形象认知的归因逻辑,正是对形象认知者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因果解释的过程,由此厘清跨文化传播中“自我”与“他者”理解的差异,为现实行为提供调节与交际导向。回到本研究,中国公众的欧洲观被视为一种复杂的跨文化形象认知集合,为了探知影响这种形象认知的具体因素,我们从归因的角度提出以下问题:

RQ4:影响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认知的归因有哪些？

本研究在考虑归因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根据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或称“归因的协变认知模式”,对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认知进行归因。凯利的理论从三方面解释了认知归因的方式,并增加了影响归因形成的三种假设,由此保证了研究的缜密性和完整性。因此,在RQ4问题下,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1归因于作为形象认知行为主体的中国公众自身；

H2归因于中国公众所处的认知情境或社会关系；

H3归因于中欧交往中的客观刺激物。

根据以上假设,在统计运算的协助下,观测形象认知归因的统计多线索和协变量,以此探讨中国公众的欧洲观背后多元复杂的认知归因,并尝试建构相关归因模型。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于2018年10月至11月展开的“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全国性民意调查。该调查从大国观、美国观、邻国观、欧洲观四个维度,考察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同时了解中国公众的跨文化交流的情况与对全球重大事件的认知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欧洲国家众多(43个国家和1个地区),对逐个国家形象进行调研的难度较大,因此仅选取欧洲的“四大经济体”和“欧洲四大工业强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方学界又称之为“EU-4”或者“Big Four”)进行代表性研究。以这四个国家作为欧洲国家代表的研究不乏先例,例如傅立门(Duncan Freeman)等在对中欧概念差异和中欧国际角色流变的研究中,就选取这四国进行探讨论证。基于此,本研究选取这四国作为欧洲的代表性国家。

本研究遵循问卷与抽样等标准化程式,调研问卷涉及对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学历、家庭收入、生活状况和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询问,同时考虑到人际交流、国际事务接触、媒介接触、对认知对象国的关切程度这些因素对形象认知的影响。在执行与抽样上,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委托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公司具体实施,调查对象为我国大陆成年网民。调查人员按照项目要求的年龄、性别、学历等条件,以2018年6月我国大陆网民人口学特征为标准予以配额抽样,对样本框发出邀请,实际样本结构如下:性别:男50%、女50%；年龄:18—29 岁41%、30—39岁28%、40—49岁18%、50—59岁7%、60岁以上6%；教育程度初中以下学历者25%,高中25%,大专和大学占20%、30%。通过严格的质量把控,确保作答的唯一性、诚信度和有效时长。遵循这样的原则,在该公司在线样本库中随机发放调研问卷46380份,最终获取2500份有效样本。

四、 研究发现

由于形象认知涉及的要素众多,层次弥广且多样,这里从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的总体印象、对中欧关系与国际事务的认知、对欧洲的兴趣、亲身经历、了解程度、新闻接触等情况出发,全面考察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的态度、情感与行为。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形象认知的归因进行具象性探究并进行总体归因建模,实现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认知影响因素的学理化归纳。

(一) 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的认知

1.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的总体印象

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或象征”,更多意义上存在于行为主体的认知概念中,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态度和看法的总体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将“总体印象”作为测量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形象认知的因变量予以考察。这并不是问卷中涉及国家形象评价因素的唯一变量,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对国家实力的评价、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以及对双边关系的评价等。因为“总体印象”是一个兼具较强的代表性、概括性、首因效应的总体性评价,如此设计避免了领导人变量的人员流动性、复杂细化变量的多繁性与双边关系变量的摇摆性等对统计回归论证可能带来的困扰。

这里通过提问“您对以下国家的印象如何？”让受访者对欧洲四国的总体印象进行打分(取值范围为1分—10分,1分代表印象“非常差”,10分代表印象“非常好”)。结果显示(见图1),在欧洲四国中,受访者对意大利的评分最高(9.0)；德国与法国印象得分持平,均为8.5上下；相较而言,受访者对英国印象的评分较低(8.2)。整体来看,中国公众对欧洲四国的印象评分普遍较高,体现了对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传统欧洲强国的积极态度。

图1 中国公众对欧洲四国总体印象评分

2.中国公众对中欧关系与时政事件的认知

这里通过测量受访者对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对时事政治事件的看法,来了解中国公众对中欧关系与国际事务的认知。首先,在回答“如何看待中欧关系”这一问题时,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中欧关系“重要”或“很重要”。其中,43.9%的受访者强调中欧关系“很重要”,36.4%的受访者认为中欧关系“重要”,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中欧关系“不重要”(见图2)。

图2 中国公众对中欧关系的认知(单位:%)

自2013年起,英国“脱欧”一直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时政焦点。在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一些英国国内精英要求重归英国本色的声音越来越响。2018年6月26日,英女王批准英国“脱欧”法案,随后英国正式发布了“脱欧”白皮书。作为中国在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不言而喻,本研究透过问题“你认为‘脱欧事件’之后,英国是否会加快与中国的合作”(取值范围为1—5,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来了解中国公众对“脱欧”事件的相关认知。结果显示(见图3),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同或完全认同“脱欧”后英国将加快对华合作；约7.5%的受访者对此持反对观点,其中,仅1.4%的受访者完全不认同英国在后“脱欧”时代会加强对华合作。

图3 英国“脱欧”之后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提升

3.中国公众对欧洲的兴趣、关注与接触

了解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认知,其中重要一环是了解中国公众对欧洲的兴趣、关注与接触程度,由此从情感到行为层面测量文化交流情况。首先,在回答“除中国以外,您对在那些国家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这一问题时,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欧洲四国表达了兴趣。其中,受访者对英国和德国的感兴趣程度最高,达到三成以上,对法国的兴趣略低于其他三国。在询问“曾经去过哪些国家”时,法国和英国得到了最多中国公众的青睐。在关注新闻报道的题项下,英国的新闻报道得到受访者的最多关注(27.4%),而对意大利新闻的关注量在这四国中占比最低,仅为8.8%(见图4)。

图4 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亲身经历与新闻接触情况(单位:%)

其次,在问及受访者对欧洲主要国家的了解程度时,大多数受访者对这四个国家“了解一些”,其次是“比较了解”；对英国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而对意大利则相对陌生,回答“不了解”意大利的受访者远高于其他三国,这与前面的亲身经历和新闻接触数据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就人际接触程度来看,在回答“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您接触的欧洲人多么？”这一问题时,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与欧洲人产生人际接触,3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接触，回答接触较多与很多的受访者仅为5%(见图5—6)。

图5 中国公众对欧洲主要国家的了解程度(单位:%)

图6 中国公众与欧洲人的人际接触程度(单位:%)

(二)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认知的归因要素测量

为了揭示具体的影响因素,这里将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的总体印象视为因变量,将人口统计学几种相关变量，中国公众对中欧关系与国际事务的认知，对欧洲的兴趣、关注与接触情况等视为自变量,共同纳入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分析。鉴于因变量(对欧洲国家的形象评价)的调查需要基于李克特量表定制下的连续变量,因此将执行适合于“定序变量”的一系列线性回归分析,并就形象归因进行具象性探究。

在统计检验中,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79,即对14个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达到79%,高于“中度凝合”的标准,通过ANOVA统计检验,这一线性回归模型被证明具有统计效度(df=14,F=19.12,Sig=0.001)。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可以测量的“中国人欧洲形象归因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得出因子矩阵。

一是归因于行为者。在形象归因的判定问题中,认知行为者社会生活的认知态度以及其他附加社会身份判定维度,是描述行为者的重要指标,因此,这里对认知行为者的人口统计学等变量进行考察。根据统计结果,该因子维度的解释力为53.1%,我们发现与行为者本身直接勾连的相关变量有(见表1,p<0.05)“学历”(与英国形象认知相关)、“职业”(与德国形象认知相关)、“生活满意度”(与法国、意大利形象相关)、“收入水平”(与德国形象认知相关),这些变量都对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认知具有正向影响。

二是归因于行为者所处情境或关系。在归因于情境关系的问题中,认知者在特定情境中对某一客体产生的首要反应植根于其原本的知识储备和情感态度,因此,人固有的记忆系统往往会建构情境知觉过程。在本研究中,对“认知对象的原有了解程度”也被视为测量情境归因的重要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该因子维度的解释力为49.2%,与认知者所处情境或关系直接勾连的相关变量有“对德英法意感兴趣程度”“是否去过德英法意”“对德英法意的了解程度”“对欧洲人的接触程度”“对中欧关系的认知”。如表2所示(p<0.05),对四国的形象认知都与“对德英法意的了解程度”这一维度的变量有关,且都受到了“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正向影响。

三是归因于客观刺激物。在归因于客观刺激物的维度中,与社会事项相伴而生的新闻舆情事件,被作为刺激公众认知、影响公众态度的重要客观刺激物。因此,了解认知者对时事或新闻的关注程度是测量感知刺激物的重要一环。在本研究中,与客观刺激物相关的变量是“对英德法意新闻的关注程度”与对“英国脱欧事件”的关注程度,涉及相关国家的流行时事与媒介接触情况。以英国“脱欧”为例,由于它对国际局势有巨大的影响力,当公众对其关注,有可能会触发刺激受众对特定国家的情绪。结果显示,该因子维度的解释力为38.7%,“对新闻的关注度”和“英国脱欧事件”变量与英国形象认知正相关(见表3,p<0.05)。

(三)总体归因建模

以上虽然较为具象化地呈现了中国公众对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形象认知的多重影响因素,但是尚未从理论层面萃取影响形象认知的逻辑程式,因此,对因变量的多线索和相关协调因素进行高度总结的归因建模是十分必要的。这一部分从行动者、认知情境与客观刺激物出发,尝试对影响“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的多重因素凝练归因。

表1 中国人对四国形象认知归因的多元回归系数表(第一部分)

表2 中国人对四国形象认知归因的多元回归系数表(第二部分)

表3 中国人对四国形象认知归因的多元回归系数表(第三部分)

第一个归因维度来自行为者。行为者的社会身份对形象认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身份是基于自然和社会迁移运作等因素而分化产生的,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在身份、收入、学历、居住地、生活满意度上的个性特质。社会身份的差异是影响公众对社会形象以及外界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将第一归因维度命名为“社会身份推动”。

第二个归因维度来自认知情境。如前所述,认知情境往往依托于与认知对象相关的固有经验,由此建构情境知觉程式。在这个过程中,认知者脑海中的相关知识是其信任和依赖的认知源,它们为认知形象提供了具身的强化性认知。本研究中,人际交流、了解程度、关系认知程度等系列变量,作为影响认知者的可被信赖的“知识经验”,驱动建构经验化的信任情境,从而作用于对欧洲形象的认知过程。因此,我们将第二归因维度命名为“信任情境驱使”。

根据以上三个形象认知的归因维度,我们建构了跨文化归因视角下“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认知模型(见图7)。从正向性认知流程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公众是形象认知的主体,在经历“行动者”“情境”“刺激物”三重具象的归因维度指引后,开启复杂的认知思维程式。这一程式从归因理论层面,可被抽象为“社会身份推动”“信任情境驱使”“流行事件催化”三维因素,进而作用于建构“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

图7 “中国公众眼中的欧洲形象”认知跨文化三度归因模型

五、 结论与讨论

如前所述,中国与欧洲作为“遥远的邻居”,对于彼此文化的审视都带着强烈的“本我”文化棱镜,在跨文化交往中发生镜像偏移并与本我形象互动,进而形成融合了“本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新的棱镜。本研究以“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全国性民调为基础,分析国人对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形象的认知及影响因素,试图通过归因理论来认识并分析棱镜的每一个截面,由此对欧洲的“他者”形象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建构提供经验性的参考并回应研究问题。为了进一步诠释本研究中欧洲形象的独特归因意义，这里结合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实际情况，分层次归纳中国公众欧洲观归因背后的现实成因，并进而进行相关的形象传播策略建构。

(一)欧洲形象认知的归因总结

第一个归因维度来自行为者的“社会身份推动”。该维度下的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生活满意度、收入水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德国形象认知的因素有“职业”和“收入”,从事高精尖技术职业的收入较高者往往对德国形象的认知更为深刻,而这两项也是决定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生活满意度”是影响法国与意大利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表现在生活满意度与消费行为模式的关联上。法国与意大利同属时尚国度,时尚关联着传统与创新、民族与世界,也关联着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自然成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有研究表明,时尚品牌是法国形象在华传播的重要符号与认知因素,更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的转移与形象体系的美化塑构。也有学者指出,这是时尚权力集中于欧洲少数国家的“领土化”现象的体现,在媒介与资本的合谋下,实现话语强权。

第二个归因维度来自“信任情境驱使”。该维度下的变量有对欧洲四国的感兴趣程度、亲身经历、了解程度、人际交流、关系认知程度等。研究结果显示,对这四国而言,“了解程度”与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中国公众欧洲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就政治与外交来看,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中欧关系重要或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近年来欧洲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地方安全、保护环境等议题上的主动承担和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近年来,中欧之间已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战略引领,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为三大支柱的“1+3”高层对话格局,为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认知开创新的情境。在经济领域,虽然近年来欧洲经济整体上在债务危机的困扰下复苏乏力,但随着中欧在贸易、投资和产能方面合作的深入,双方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自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截至2019年欧盟连续十五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其中,中德贸易占整个中欧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中英贸易与中法贸易也占比超过两成,意大利成为首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这些都成为驱动公众互知互信的一张“经济牌”。文化交流方面,法意两国的时尚品牌成为传递国家形象的符号象征,在华设立的歌德学院、法语联盟等不仅是传播欧洲语言文化的渠道,也成为欧洲主导贩售的一种文化外交。相较于政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更为稳定、隐匿且深入人心,成为驱动中国公众积极认知欧洲国家形象的正向因素。

第三个归因维度来自“流行事件催化”。首先,媒介接触成为中国公众认知英国的重要渠道。英国传媒业发达，媒体市场化程度高，其传媒产品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这些都为中国公众认知英国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其次,就时政事件而言,英国的“脱欧”无疑是近年来影响国际局势的大事件之一。本研究显示,有接近六成的中国公众认为“脱欧”事件对加速中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说明了在“后脱欧”时代,这一“流行事件”尽管在部分政治议题上给中英两国带来挑战,但也拓宽了中英在经贸领域、人文交流与“一带一路”协作等领域的合作前景。近年来,中英双边关系已由双方元首互访开启了“黄金时代”,2019年英国已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调查数据也显示中国公众对中英关系充满信心。因此,由这一时政事件所激发的对中英、中欧关系转型的关注,也会影响到中国公众对英国形象与角色定位的评价与认知。

(二)中国公众对欧洲形象认知的策略建构

基于以上的归因总结，本研究进一步对中国公众欧洲形象认知探索可诠释、可参考的策略。

第一，积极寻求中欧交往利益的平衡点，在对话与沟通中增进中欧互信。跨文化传播不仅体现在东西方价值观的共享，也体现在处理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差异与文化偏见时，如何通过实现自由、双向、平等的对话来调适文化距离。在中欧交往中，增进国家政府部门和多层次的交往对话，特别是在交往的基础上促进彼此的理解，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寻找中欧利益的共同点与平衡点，以增进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

第二，优化东西方的互信情境，倡导积极多元的中欧人文交流与互联互通。一方面，注重多领域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发挥多元公共外交层次下中欧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增进国家地区、政府部门、学校、企业、民间多群体和多层次的交往对话，拉近民众的心理距离。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RT)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对陌生文化情境的不确定会导致不安，因此当我们对交流的对象有着更多的认知和了解，焦虑水平会随之降低。这种压力的缓解有利于建立跨文化理解者与诠释者之间的信任，化解跨文化冲突，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跨文化对话。

第三，提升媒介对重要国际时事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针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并不能仅依靠西方的“他塑”，要注重涉及国际重要事件中“利我”的正面舆论引导。此外，扩大中欧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欧媒体经验相互学习与相互了解，从媒介报道与合作交往层面，进一步推动中欧公众的互相了解与认知。

“要想永远保持好心情，就必须心胸豁达、待人宽厚，这样才可以避免很多是非。而有了好心情，才有好兴致，才能追求时尚，适时享乐，摆脱低级、庸俗的东西，使晚年生活的品位得到提升。”

诚然,影响中国公众认知欧洲形象的因素复杂,以上认知程式并未将之完全囊括。这也正如凯利(Kelley，H.H.)曾指出的,由于选择性心理、认知偏见与跨文化障碍等因素,归因偏差无可避免。无论如何,形象认知是一个随着时代格局而不断演进发展的多层次心理过程,受到来自不同时期诸如意识形态、媒介偏见、文化宗教和社会体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在跨文化语境下表现得更为复杂。在跨文化传播中,社会实践通过文化的表述行为实现意义,从而建构对现实的认知。如前所述,剖析跨文化形象认知的“棱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交流,以消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认知鸿沟,优化东西方的互信情境,进而更好地促进中欧之间的形象互构。本研究仅对中国公众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形象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未涉及欧洲国家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无论是基于历史性、现实性亦或理想性的因素,中欧之间形象的互现和互构,必然更为多元而复杂,在这种多边关系中探究彼此形象的归因,是下一步可以推进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前沿青年团队、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国家传播战略智库”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印象研究报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9期。

③④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8页。

⑤ 欧阳哲生:《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经验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⑥ 周国瑞:《从一则文献资料解析驻美公使崔国因》,《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⑦ 马绎:《民国知识界眼中的德国形象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⑧ 梅启波:《20 世纪30年代中国游记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⑨ 刘佳、许琳:《欧盟形象在中国本土社会化媒体上的征候》,《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⑩ 唐海华:《中欧关系调整下的中国民众的欧盟观——对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焦点团体访谈的深度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