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电视开播的技术政治意义*

■ 李 煜

媒介演进的历史发展到当下的互联网阶段,媒介融合成为理解新媒体的路径指南,然而借助新媒体这个“后视镜”,回望中国两百年的媒介发展现代史,我们会轻易发现,媒介融合未必仅属于当下的新媒体。1815年,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是“历史悠久”的“新”媒体——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五十年后,又是英国商人将电报线架设在上海和吴淞之间,之后电影、广播……,每一代“舶来”中国的“新”媒体都是通过媒介融合的方式,借力、共生于旧媒介,使前现代环境下的中国迅速跟进西方自古腾堡以来五百年的传播历程。而这其中尤以电视最为突出,在新中国政治高层的强力主导下,电视自力更生,融合广播、电影、戏剧等一系列旧媒体,三年间就实现了电视在中国遍地开花的“跃进”奇迹。

所谓媒介融合,根据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特指数字时代,将“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或换句话说,是“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后设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和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使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的过程。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媒介融合其实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电子产品消费者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是“不同媒介产业相互作用的过程”。②在此理念之下,媒介融合未必是数字时代的专有名词,正如丹麦学者延森所言:“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③事实上,大众媒介技术在中国的兴起都是非原生性的,新媒体的落地,都需要借助已经有的“旧媒介”,进行新旧互动,融合彼此的人员、技术,乃至内容,探索生存之路。与当今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融合不同,这种媒介融合的特殊之处在于新媒介寄生于旧媒介,但不会模糊媒介之间的界限,而是在此过程中先融合再独立,逐渐探索出新旧媒介的区别,对接中国语境,才使得新媒介能“自己走路”,并最终形成独特的中国化特征。

在中国电子媒介的演进史中,电视的兴办和发展是较为特殊的历史模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为满足技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动员和国际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又是有关阶级政治和技术哲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验”的集中体现。④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创办的电视,已经不是媒介,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技术,从其研发到应用,兼行跨业,融旧纳新,是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行动的过程。这期间的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的,更是历史的和政治的。

一、电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技术可能性的集中体现:冷战背景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威廉姆斯认为,在讨论电视作为媒介科技的影响时需要先厘清科技条件、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⑤事实上,电视落地中国,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科技应用,而是与来自延安模式的广播传统息息相关,这首先就表现在政治高层的高度关切。1952年,在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就派人前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广播电视技术,并在1955年2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示,将“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电视台”列入文教五年计划。1956年5月,刘少奇在听取广播事业局领导的汇报后,对电视的发展提出了“先搞黑白电视,重点发展彩色电视”的主张,同时还提出了“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自己生产”的自力更生的要求,甚至具体建议广播事业局开办自己的戏院,并创办培养广电人才的广播学院。⑥这种高层关注的方式,成为新媒介——电视进入中国的独特历史源起,也由此使得电视的引进,不同于晚清电报、民国广播“舶来”时的“利(益)”与“(主)权”的反复权衡和考量,更多的是“不惜代价”的政治化的运行与指向。正是在这次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刘少奇批评了在全国征收(广播)收听费的建议。广播是非盈利的实现宣传目的事业部门,电视也不例外。正如威廉姆斯所言,要穿过科技决定论的“迷雾”,首先要认清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意向”(intention)问题。亦即,必须先识别特定科技发展时的目标和期待,如此方有可能理解此一科技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⑦电视在中国创办,首先是源起于冷战背景下围绕军备竞赛的一系列外围竞争。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示了导弹发射技术的优势,由此冷战双方——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11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⑧正是在此冷战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高奏凯歌,中国电视事业起步了。此时在苏联老大哥的倾囊相助之下,国内发展势头良好,经过近十年的顺利建设,农业发展稳步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工业项目也在1958年有了实质性进步,工业产量增长显著。同时,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冷战决胜中,中国电视的发展不由得紧跟世界电视发展的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视媒介已被视为同广播一样强力的宣传、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科技形式,是兵家必争之器。⑨1949年,全世界还只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荷兰、意大利六个国家办有电视,1958年底已有六十七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或借助它国援助开办了电视。⑩苏联早在1939年就开办了电视,1945年后又重新恢复电视的播出。此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德国(1952)、捷克斯洛伐克(1953)、匈牙利(1954)、波兰(1955)、罗马尼亚(1957)和保加利亚(1959)也纷纷跟进。最具政治冲击力的是,据说在1957年3月台湾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定在1958年台湾“双十”节开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力盟友,一定不能在电视的开办上落后于人,更不能迟于海峡对岸。于是,在社会主义盟友的帮助下,中国电视也要实现跨越式的“大跃进”了。

冷战,是20世纪热战的延续,其重要特征就是美苏两大阵营在“铁幕”两侧展开的各种局部代理人的热战。而在这些热战背后,是两大阵营内部以军备竞赛为核心的高精尖技术水平的较量,更是两大阵营之间内部资源、文化、技术、市场规模、劳动力人口素质等要素总量和协作能力的综合比拼。因此,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高度协作和交流状况,也是此前任何历史时期从未达到过的。这种貌似全球化的倒退,其实正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起源之一,即冷战结构中形成的阵营内部的经济和文化的密集交往。从广播发展来看,1946年4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成立了“国际广播组织”(OIR),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1951年12月,中国加入了该组织,并于1953年5月,与该组织东道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第一个广播合作协定。同年,前文提到,中央广播事业局选派大学生分赴苏、捷两国学习广播技术,其中就有人专攻电视专业。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电视传播的技术,完全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协作。

然而,冷战招致的两大阵营的格局,却使阵营内部的民族国家主权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状态,其政权、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发展道路等主权范畴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苏两大轴心国。中国要摆脱这种“殖民式现代化”(colonial modernity),甚至要赶超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自然会招致孤立,最后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乘着“大跃进”东风兴起的电视事业,命运多舛。1960年9月,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带走了“成千的”蓝图和技术资料,电视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协作项目,变成了孤军奋战的社会主义中国技术可能性的集中体现,不得不走上独立自主的技术民族主义之路。

二、兼行跨业上马电视——群众技术路线

电视的开创之路又回到建国前“舶来”新媒介事关国家主权的语境,再加上社会主义的“正义”战胜帝国主义“非正义”的政治性,这就使得1958年“五一”劳动节试验播出,并在四个月后的9月2日迅即正式开播的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具有了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之后,以“北京电视台”为样板,各地方电视台也纷纷跟进,1958年“十一”国庆节,赶在台湾之前试播了上海电视台。同年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也建成试播。三年后,全国已经有电视台、试验台和转播台23座。1962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事业调整方针和精简机构的报告,提出了“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要求,这23座电视台只保留了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5座。1963年又增加了哈尔滨、长春、西安实验电视台,同时规定将太原、南京、武汉、合肥电视试验台撤销,但可以进行电视教学之用。基本上来看,经过前三年跃进式发展及后两年的调整,全国的电视基础就剩这12座电视台,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各台开办的具体信息见表1)

表1 中国早期电视台情况汇总表(1958-1961)(按开办时间排序)

表1 中国早期电视台情况汇总表(1958-1961)(按开办时间排序)

序号电视台台址试办时间正式开播时间停办时间恢复时间备注1.中央电视台北京1958.5.11958.9.2未停办开办时曾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现名2.上海电视台上海1958.10.11959.10.1未停办3.黑龙江电视台哈尔滨1958.12.201968.12.20未停办开办时曾为哈尔滨实验电视台,1978年7月1日改现名4.天津电视台天津1959.7.11960.3.20未停办5.辽宁电视台沈阳1959.9.271960.4.231967.1.171969.1开办时曾为沈阳电视台,1979年4月23日改现名6.广东电视台广州1959.9.301960.7.1未停办开办时曾为广州电视台,1979年1月1日改现名7.吉林电视台长春1959.10.11960.5.1未停办开办时曾为长春实验电视台,1978年10月1日改现名8.江苏电视台南京1960.5.11962年底1965年6月1968.10.1开办时曾为南京电视台,1979年6月3日改现名9.四川电视台成都1960.5.11967.1.11969.10开办时曾为成都电视台,1978年7月改现名10.山西电视台太原1960.5.251963.2改播电视教学节目1963.2.191965.7.1恢复播出综合节目,呼号为“太原电视台”开办时曾为太原实验1963电视台,1978年8月1日改现名11.福建电视台福州1960.7.11962.81970.12.26开办时曾为福州电视台,1976年用现名12.贵州电视台贵阳196019621968.7.1贵阳实验电视台1975年用现名13.陕西电视台西安1960.7.11965年6月5日改为西安电视台1967.1.51968.8.1开办时称为西安实验电视台,1965年6月5日改为西安电视台,1978年5月5日改现名14.甘肃电视台兰州1960.9.71961年初停办1972.6.1开办时称兰州电视台,1978年10月1日改现名15.安徽电视台合肥1960.9.30试验播出1962.10保留教育节目1969.316.浙江电视台杭州1960.10.11961.1.11962年底-1966年1970.12.26开办时曾为杭州电视台,1970年12月用现名17.山东电视台济南1960.10.11962.7.11969.5.1开办时曾为济南电视实验台,1971年9月15日用现名18.湖北电视台武汉1960.11.71962.71963.11.6以电视教学为主1965.9.15正式播出,1967.1停播开办时曾为武汉电视台,1978年9月2日改现名19.云南电视台昆明1961.12.311962.3.211969.10.1开办时曾为昆明电视台,1979年10月4日用现名

说明:根据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记载,1963年2月之前,全国共计有23座电视台和电视试(实)验台。本表未记录的地方电视台还有5座,即黑龙江齐齐哈尔电视台、辽宁省鞍山电视试验台、辽宁抚顺电视试验台、辽宁省本溪电视试验台和江苏苏州电视转播台。本表中兰州(甘肃)电视台于1961年初停办。合计23座。

我国电视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电视技术大发展的时期,当时最先进的电视技术如彩色电视的兴起、电视覆盖的网络化、磁带录像机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得电视节目进入制播分离的高水平发展阶段。而当时,我国电子工业非常落后,对这些先进的技术根本不了解,甚至连基本的电视设备制造技术都尚未掌握,不能生产摄像管和显像管,一些必要的元器件也还在试制阶段,不能配套。

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社会条件下,电视作为国家的现代神器,其创办就不再像新闻事业内部系统的新媒体迭代那样循序渐进,而是成为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兼行跨业的群众技术运动。

早期的电视工作者来自“四面八方,虽然热情肯干,但未经训练,甚至连必备的常识也没有”。各电视台人数有限,“(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分别来自上海广播电台,电影厂、文艺团体共30人”。根据上海电视台整理的老电视人口述历史,其中技术人员大多来自广播电台,摄像、记者、录音则来自各地新闻纪录片或电影制片厂,播音员、播报员则来自电台,或戏剧学院表演、导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从部队复员的文工团舞蹈演员。这些电视拓荒者们大多没有关于电视的专业分工意识,“电视台建台初期,台里只有三十几个人,领导号召我们要做多面手,一专多能。在这个号召之下,我做过好几种工作。我们不放电影的时候就到演播室帮忙拉电缆,很多同志都参加过。后来剧场转播没有人了,我还参加过剧场转播,在二号机,因为二号机镜头变动不大”。

中央(北京)电视台也大致如此。“当时电视台只有30多人,……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艰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个记者什么都得干。白天出去采访拍片……照明人员也没有专职的,只有一个老电工兼作照明师的工作,记者还要帮助扛灯、拉线……晚上回来还要洗胶片、剪接、写稿。我们不但要采访新闻、拍摄纪录片,还要担负电视剧和剧场、体育实况的摄像工作。当时电视剧播出,没有录像,都是现场直播。这就需要多次排练,摄像师要十分熟悉剧情,以便及时提供镜头。”

电视发射技术更是突出了这种跨行业、多部门协作的特点。经过三年的学习,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的技术人员于1956年5月学成归来,专攻电视技术的章之俭和钟培根到清华大学,与该校无线电系合作,共同进行黑白电视设备的研制工作。经过不到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57年5、6月间试制出了试验机。这极大地鼓舞了“自力更生”研制设备的信心。于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除进口一些必要器材,如摄像管外,电视台的所有设备,包括中心设备和发射设备均采用国产元器件。设计由章之俭和钟培根负责,并请清华大学协助,设备制造任务由北京广播器材厂承担。电视接收机由四机部下达给天津七一四厂试制生产；同时请外贸部门进口一些苏联等国的接收机以应急需”。采用这种横跨大学和工厂、从广播局到四机部再到外贸部、从北京到天津的协同作战方式的并不只是中央电视台一家。

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何允、王忻济,在晚年回忆参加上海电视台筹备的过程时谈到,“摄像机信道由北京广播器材厂提供,……9月,设备来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就派了一个工程师,帮上海做设备的调试”。由于没有磁带录像机,很多大型活动都需要电视转播车进行现场直播,“因为当时没有现成的转播车,只能买卡车来改装。……我们就买了一辆二手的美国5吨道奇卡车来改装。当时上海也没有改装经验,北京台的转播车还是由天津电车厂改造的,所以我们只能将卡车运到天津,请他们帮忙改造”。“那里的老师傅不够,就由上海客车厂派师傅到天津去帮助他们。……还有摄像管当时是通过香港进口的,大家知道当时历史的情况,我们要进口东西很困难的。通过香港进入到上海,摄像管这样重要的器件由上海运到北京,飞机又比较少,只能火车运输。上海铁路局也比较支持,提供了邮车的车厢来运,但是我们要自己跟着押运。”

1958年12月,哈尔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创办了。“在没有电视工业,没有进口设备的情况下,它的设备完全是自己装配的……。在试播的一年里,摄像机就更换了3次,发射功率提高了10倍,并创造性地用广播发射管代替了电视米波功率管……”在既无技术、设备,又无人才的情况下,广播战士们“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弄’来了苏联造的旧式摄像管,技术人员则到北京培训和实习,试验中遇到了无数难关,经过千辛万苦,群策群力,终于将障碍一一排除”。直到1960年5月27日至6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作现场会,推广哈尔滨电视台土法上马的经验,一个更大的跃进高潮掀起了。紧接着,天津、沈阳、长春、广州以及非省会城市抚顺、鞍山等地也陆续开办了试验性的电视台和转播台。一时之间,三分之二的中华大地上都有了电视台,甚至连工业基础相当落后的西南城市昆明都办了实验电视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电视的草创才进入前文提到的调整、压缩时期,一直到“文革”前仅剩12座电视台。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是在数字和网络技术条件下,“不同媒介产业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回看电视草创的短短三年时间,这样的“相互作用”是远远超出媒介系统的各个行业、部门、单位的相互交汇、贯通与合作。在没有微波传输技术的条件下,这12座电视台与和它们息息相关的社会各界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维系它们的是新政权贯通上下、全方位的权力网络,正是这个性能优良、组织紧密的无形“互联网”,才挑战了技术的决定性,实现了从无到有、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神奇飞跃。在这里,电视媒介技术的引进、研制、应用显然是一个政治展开的过程。

三、电视成为“微缩影剧院”——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

在因陋就简的技术条件下电视台建成了,然而,新媒介面临的最大困难才刚刚开始,即如何填充日常的节目时间。由于没有相应的磁带录像手段,早期的电视节目都采用了间接“录播”的手段,只是其“录”的工具采用的是电影胶片,即先用16亳米摄影机拍成胶片之后,按照传统的电影制作工艺流程在台内进行制作加工。根据当时的摄影记者李华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凡是国庆、“五一”节,北京都要举行盛大游行和焰火晚会,为了抢时效,当时电视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拍摄好的胶片是要经过冲洗、剪接、配解说词等复杂的工序,才能在屏幕上放映。庆祝游行都是上午10点开始,要保证晚上7点播出是相当紧张的。为此,要进行非常周密、详尽的计划,每个工种、每个人的工作安排,不能以小时来算,都是以分秒进行统筹的。最费时间是洗印胶片,如果全部胶片一次送洗,由于量大,用的时间就要长,再进行编辑等一系列工作,那是绝对无法保证播出的,所以决定分几次送洗胶片。定好时间、地点,由专人收集拍好的胶片,派专车走近路,以最快速度送电视台进行后期加工。”

可以看出,作为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电视台的摄影师,李华的工作方式与在新影厂时没有实质区别,但却是在极端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追求不同于新闻纪录片的电视时效“同步”“现场”的主要方式。这也是在电视开播实践中对中央有关方针的贯彻执行。1957年10月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曾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电视台的筹备工作。会议对电视台试播的方针做了如下规定：“在电视试播期间,节目主要靠实况转播和电影以及少量的室内节目,而自己摄制的节目,开始时只能限于新闻纪录片。”

于是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开播的第一天即播出了新闻节目,这一节目就是由新影厂拍摄的纪录片——《到农村去》。此后,新影厂的长短纪录片和《新闻简报》就成为国家级电视台长期的、经常的和大量的新闻节目来源,因此,有人把中国早期的电视新闻阶段称为“纪录片时代”。根据时长,当时的“电视新闻”又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创作手法都是列宁所说的“形象化的政论”,是苏联模式的复制和应用。

其实,由于技术条件及节目制作经验严重不足,电视台自办节目的能力较弱,自己制作的“电视新闻”数量也非常有限。于是,在开办之初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得不依赖各界的支持,尤其是电影和戏剧界的帮助。据北京电视台自己统计,开办初期,电影占播出时间的75%,转播剧院演出占15%,自办节目仅占10%。到了1959年底,统计结果表明,故事影片占时50%,剧院转播占时30%。余下20%,一部分是和中心工作关系不密切的纪录影片和过了半月20天的新闻简报以及一部分科学教育影片；另一小部分是现代题材的小型文艺节目。

在电视上播放电影,从电视播出的角度来看,其实仍然算是一种直播,即在节目播出时,一面放映影片,一面用电视摄像机摄取影片画面,同步播出。北京电视台早期播放的大量的电影,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在开办之初,1958年5月4日就首次播放了影片《林冲》,之后这个月还播放了四部电影。除动画片《骄傲的将军》与电影院同时上映外,其余四部均提前两个月左右播出。电视成了首映电影的内部电影院。

自制节目能力更弱的地方电视台也不乏从电影上想办法的电视节目,比如南京电视台(即江苏台前身),就有一个颇具特色的专题节目《一个青年演员的成长》。节目介绍了张辉的成长过程,并请他本人到演播室,讲他怎样演第一个戏,拍第一部电影,老演员如何辅导他,根据讲话内容,还配上他的生活照和剧照。中间讲到他演的电影时,还插放了电影《家》《快窗烈火》和《风从东方来》的片断。

电视台对电影资源的随意调用,是有深刻的时代特殊性的。这首先是由于政策上的鼓励。1960年1月20日,文化部召开会议,讨论电影局和北京电视台的协作问题。会议决定:1.北京电视台需用的影片,由北京市影片发行公司负责供应,并按市委规定的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月交电视台播放的原则,派员商定具体方案；2.电影局将指定一些制片厂拍摄一部分专用以出国的电视新闻片、电视纪录片和短的电视故事片；3.电视台需要的干部、机器设备问题,电影局与广播局将商定方案,密切协作。其后,北京市影片发行公司拟订了《关于北京电视台租用影片的供应办法》,规定每月10日前,北京电视台应拟定下月影片播出计划提交公司,公司在排片时据此尽先予以安排。影片一经发行公司确定发行日期,在电影院映出前15天内就可以供应电视台播出。

其次,电视覆盖有限,电视机拥有者是少数有特权身份的单位和个人。北京电视台最初的发射半径只有25公里,电视接收机的数量极少。1958年北京全市接收机数量只有50部左右,而且大多是机关、部队、工矿、学校等集体单位的,观众不满千人,尚不如放映一场电影的观众人多。其他省市的电视接收机数量自然还不如北京大,如西安有15台,昆明有30多台。电视播放影片不仅扩大了电视的影响,也为电影作了预告宣传,同时,也不会对电影票房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除了大部分买票入场的流动观众之外,还有一批数量虽小却异常重要的电视观众——拥有家庭电视机的高级干部,包括国家党、政、军领导人及其家属都是早期北京电视台基本和固定的观众。据说毛泽东主席每天都看电视,电视新闻成为他了解全国情况的诸多渠道之一。有时毛泽东错过了电视新闻节目,有关方面会通知电视台再播放一遍。这种点播可能并不罕见,1959年7月8日,邓子恢副总理办公室曾打电话点播影片《电力牵引擎》,北京电视台于当晚和第三日连放两次。

再次,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共享,责权利不分,政府可以在不考虑产业利益、市场公平的经济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地调拨资源、动员群众，集中力量干大事。

在这样的优势资源配合下,国家级电视台很容易就成为了一个电影首映院。1959年播放影片126部,其中国产片69部,苏联片46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波兰影片共11部。1960年播放影片204部，其中苏联影片仅7部,越南影片1部,其余都是国产片。1961年播放244部,其中新片51部,旧片193部,且重播45片次。

初创时期的电视虽然一周只播出两到四次,但是节目内容的巨大需求量,仍不是平均年产量只有三十余部的中国电影生产所能满足的。然而,影片不足,戏剧填补。这其中最典型的是颇有戏剧传统的安徽省电视台(唯一直接以省而非省会城市命名的电视台)。初建时,他们就成立了专门的电视实验剧团,先后直播过黄梅戏《春香闹学》《夫妻观灯》,庐剧《借罗衣》《观画》,泗州戏《拾锦花》以及徽剧《贵妃醉酒》等。

地方电视台为增加节目的丰富性,加入了戏剧内容的便利创意,中央的北京电视台也有同样的努力和尝试,甚至由于其国家层面的权威性,北京电视台获得了更多的戏剧资源。同电影界一样,对于电视这样的新媒体,戏剧界也对其特殊性非常宽容,相当慷慨。只要付出少许成本费,比如摄像机占用的几个座位和剧场的电费,电视就可转播在剧院演出的京剧、话剧、歌剧、舞剧和苏联大剧院的芭蕾舞。

1963年,较为边远的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前身),为响应贯彻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关于加强阶级斗争教育和围剿资产阶级思想的指示,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鬼妖怪”赶出屏幕,纯洁革命文艺,大量播出了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现代题材的戏剧节目,转播了歌剧《血泪仇》、粤剧和歌剧《白毛女》等。1965年7月初,甚至实况转播了在广州举行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大演革命现代戏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

四、电视时代来临:作为新媒介的电视是综合媒介？

在电视创办早期,人员、物资是各省市、各单位四处借调,发射技术设备是土洋结合,节目内容则是影剧填充。这种新媒介拔苗助长的历史经验,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中国独特的传播史发展节奏。电视媒介在中国大跃进式的发展,又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晚清电报、民国广播媒介“舶来”时的特征:

其一,电视在中国的起步,走的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下兼行跨业的技术群众路线,融合了传统媒体的诸多内容,使之成为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国家的现代神器。作为二战后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电视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工业化、城市化纵深发展后,一种代表消费文化的符号媒介,具有高科技、高消费、高配适人群的媒介特征。而在1958年刚刚结束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新中国,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政治背景下,电视不再是媒介本身,而是在“冷战”之中,附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强烈意味,是“铁幕”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先进软实力的重要象征。由此,在一穷二白的社会条件下,电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不可能出现像西方国家,或晚清、民国那样的商业化的探索方式,而是一大二公、大干快上、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形成了媒介大跃进的超常规发展,成为了大众创造的“神话”媒介。

其二,初创的中国电视,作为“神话”媒介,很难有接触社会现实的可能,在“微缩影剧院”的意象下,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电视媒介观——电视是综合艺术,是“融合”媒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草创的中国电视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新闻媒介,不可能像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那样以日为时间单元,反映“大跃进”建设的日新月异。这个更加依赖技术条件的新兴媒介在上马之初,少有能真正实现“即时”“同步”“现场”的技术能力——要维持其日常播出需要无数的填补时间的“节目”,而且不能只有声音、只有图片,于是电影与戏剧就成为最现成的“节目”。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这是麦克卢汉对媒介史发展的评论,是对旧媒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惋惜,然而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这却是电视神话不落地的救世之歌。这样的“微缩影剧场”的电视创世,给中国电视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电视媒介观的综合化,电视是集电影、纪录片、故事片、戏剧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是综合媒介。事实上,电视的土法上马,不仅有电影与戏剧,更有作为孵化功能的广播媒介,以及报刊、文化宫、各种演出团体的持续支持,众多的媒介形式的参与,这些媒介形式在电视的镜像中被写实记录、远程传播,在电视这个拼盘中粗糙衔接,融合一体,成为新媒介中国化的最初经验。然而,技术条件的落后和制作经验的有限,以及“微缩影剧场”的天然优势,也使电视媒介失去了“自己走路”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尽管也有苏式纪录片启蒙在先,但是“形象化政论”的政治标准,使得电视媒介除了融合、综合之外,就只有“政论”一条路可走。问题是,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在以家庭为单位、小众收看的电视时间里,它是拒斥热性的报纸传播的内容的。

其三,电视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神话媒介应运而生的,但是“微缩影剧场”的融合形式,尤其是茶余饭后的“八小时以外”的播出时间,给电视打上了娱乐休闲的底色。这正是中国媒介变迁的历史复杂性。举全国之力创办的电视媒介不是以宣传见长,而是以娱乐休闲见长，为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提供了方便。这是电视引入中国的最大意外,却也说明电视媒介属性的独特规定性。35年之后,电视要自己走路,《东方时空》开始改变“新华腔”的电视语态,有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同时,还引进了最新潮的电视栏目“MTV”(《电视音乐》),这种纪录片+流行音乐的混搭,正是对中国电视在新旧媒介场域中寻找自我发展空间的历史回应。

其四,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复杂性,还表现出一种与社会权力结构同构的媒介等级制。新媒介作为文化资本,总是为权力阶层最先拥有,比如那些早期拥有电视机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庭,促成了电视“微缩影剧场”的媒介现实。作为中国最早的电视观众,毛泽东在1964年12月为国家级电视台题写了“北京电视台”的台名。对于这个新媒介,他充满好奇与关注,有追踪观看的习惯,甚至还有前文提到的反复收看的“点播”行为,这种服务于少数高级干部的“内参式”的媒介特征,不但代替了他们对远离现实的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眼见为实”,而且又是对其工作压力的调适放松。也许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已经调整放慢的电视大跃进,在“文革”开始之后,又热度回升,电视荧屏赶走了旧式的“帝王将相”,迎来了新式的八大革命样板戏,在电视的特权观众的加持下,这八大样板戏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走向了民间大众。

其五,1958年电视媒介在中国高歌猛进,从中央到各省会纷纷上马搞电视台,释放出了广播媒介系统“条条”体制的内在压力。作为技术依赖性的电子媒介,依赖中央之力持续投入办广播已经捉襟见肘,电视的引进,正好成为各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初实验场,也为1983年后条块结合、四级混合覆盖的广电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中国特色的“条块”广电体制,其实是受中央—地方关系的框架制约的,只是在创办电视的过程中,被凸显了出来。

1949年之后,新中国开始着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这个框架虽然延续了传统中国五级政府的行政关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迅速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即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平抑物价、解决财政困难和支持抗美援朝,中央政府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在1953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了调整。事实上,早在1956年,中央政府就意识到了高度集权带来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956至1957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开始逐步有计划地下放企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权限给地方。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1958年初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下放权限,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放权的变革。由此建立起了“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的建设投资和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正是在这样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调整的背景下,电视搭上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历史顺风车,开始了超常规跃进式的发展。一时之间,三分之二的省和直辖市有了各自的地方电视台。然而,这种全面放权,一方面迅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其中在媒体领域的“浮夸风”表现为,一些工业基础落后的省份,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办了电视台,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因为经营惨淡而被中央勒令停办。

总之,中国的电视起步,具有鲜明的国际形势及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展际遇的特征,这种内外角力的影响,使得电视以融合媒介的特殊传播形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踽踽前行,难以找到自己媒介之路的方向；同时,电视的发展又受制于央地关系的深刻牵制,使得中国电视的探索,充满未知与可能。

注释：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② [美]雪莉·贝尔吉:《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赵敬松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240页。

③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⑤ [英]雷蒙·威廉姆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远流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⑥ 梅益:《少奇同志和广播事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播电视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⑦ 柯裕芬:《电视与现代生活:电视普及化过程中的“国”与“家”(1962-1964)》,《台湾社会研究》,2009年3月刊。

⑧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⑨ 柯裕芬:《电视的政治与论述:一九六零年代的电视设置过程》,《台湾社会研究》,2008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