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身份、国家建构与国际冲突
——一种来自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

一、引 言

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与心理过程之间的交集，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学科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影响，即一方面将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当中，来分析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社会政治现象，另一方面研究政治进程的发生、发展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机制。(1)郑建君：《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与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国际政治心理学实际上是政治心理学的分支，是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层面上的应用，它为更好地重构和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为理解国际政治世界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描述性和解释性逻辑。(2)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从身份研究的角度来看，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是以“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作为切入点的。所谓社会身份，是指“一个个体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来自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的认知，并且同这种成员关系所具备的价值和情感意义交织在一起”。(3)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452-476.因此，社会身份理论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体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并且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对于这一群体的认同感。由于一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基于对于自身作为该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的认知而产生对群体的认同，从而在个体之间就拥有了共同的认同对象，进而就在这些个体之间形成了群体身份。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的群体身份具有内聚力，并且将自身同其他群体区分开。实际上，国家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公民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感就是基于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成员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认同感便形成了民族主义。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它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带来了权利、自由、政治主权和民族解放，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它则带来了好斗性，特别是如果被人为操纵就有可能形成狂热的排外情绪。(4)马珂：《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因此，社会身份理论提供了对于国家形成原因的解释，即个体基于对共同的身份的认同而形成了国家。在社会身份理论看来，身份具有稳定性和坚韧性，而这就将它同建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等其他理论对身份的研究区分开。(5)Thomas Risse,A Community of Europeans?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Spher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p.31.这是因为后者强调身份是通过差异产生的，也就是说自我的身份是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才得以建构起来的，因此身份事实上只能存在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当中。同时，他者总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消极的存在，因为在建构身份的过程中，人们总是通过“他者化”(othering)过程将他者表述为是对自我的威胁。(6)Senem Aydin-Duzgit,“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Accession of Turkey: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13, 14(4):522-541.但是，这种通过差异所塑造的身份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内含于差异性中的消极性往往是通过“话语”(discourse)人为建构起来的，在一个话语中被表述为消极的某些特征在另一个话语中则有可能被建构为具有积极意义。(7)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p.18.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了稳定的身份之后，这个国家就会同其他国家区分开并形成明确界限，而这种将不同国家区分开的边界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群体身份之间的边界。由于社会身份理论所描述的身份形成过程是内向型的，因此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的国家的成员往往只具有内向型认同，即只认同他们所从属的那个国家。由于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将自身所认同的国家看作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从而导致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偏见和敌视，进而导致了国家间的冲突。可以说，群体或国家间冲突是社会身份理论所导致的必然推论，因而也推动了学者们从群体认同的角度对避免冲突的方式进行探究。

二、情感与群体身份的形成

如上所述，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从社会身份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一个群体或国家内的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个群体或国家内部，诸多个体产生了共同的认同对象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内的成员之间则拥有了一种“我们”的归属感。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成员是有自我身份需求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从属于一个国家来获得一种完整而稳定的自我身份，从而实现自身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8)Brent J.Stele,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p.19.所谓本体安全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在心理上的安全感，它同一个个体的社会身份紧密相关。要维持本体安全，一个个体就需要将自身体验为一种完整的、持续的，同时也不随时间而变化的自我。(9)J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12(3):341-370.只有具备了心理上对于自我的完整理解和体验，个体才能获得认知和行为上的确定性，进而保障自身身份不受外部因素威胁。

布伦特·伊斯利(Brent E.Easley)进一步将社会身份理论和“情感”(emotions)相结合，分析了社会身份中所包含的情感元素。他的研究方法是将国家理解为一个群体，并且追溯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一个群体或国家的成员的认知和情感实践表达、构成以及反映了该群体(国家)的总体认知和情感实践，并且因而决定了国家的行为。(10)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因此，群体或国家的情感事实上就是其内部的成员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并不是每一个单个个体情感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体情感的抽象综合。在一定意义上，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国家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的个人，并因而拥有人类特性——如理性、身份、利益和信念——的观点同社会身份理论是相似的。(11)Alexander 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30(2): 289-316.

因此，社会身份理论将国家看作是构成了国家的个体的集合，而这些个体的集体认同就塑造了国家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身份反映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一种归属感，是个人在心理上的一种需求。这种理论来自群体社会心理学，即将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在这方面做出了典型贡献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他根据人们对于群体的态度和立场，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即为“我群”，它同外群体的“他群”相对应。拥有内群体身份的成员对自身所属的群体具有安全、认同、热爱以及忠诚等积极情绪。然而，这种积极情绪所引发的则是对于外群体的歧视现象，或者称为“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也就是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群体(内群体)看作是美好的和优越的，而将外群体看作是低劣的。(12)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很多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群体社会心理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当中，比如伊斯利指出，不同的个体有目的地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将他们自身统一理解为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进而，他们就认同了这个群体，将群体的表述作为自己的表述，“群体成员身份一旦定义了个体，这些个体就不再将他们看成是独特的个人，而是群体的相对可替换的成员。”(13)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社会身份理论关于身份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观点得到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的有力支持。所谓自我分类理论，就是将群体看成是对个体而言具有心理意义的整体，个体出于社会比较以及获得规范和价值的目的而将他们主观地同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群体中，个体接受了他们作为该群体的成员的身份，而这个群体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这一理论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看成是由个体的心理需求所驱动的，群体实际上充当了社会认同的工具并且构成了人们身份的重要的和有意义的方面。(14)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

社会身份理论关注个体从一个群体当中获得特定身份的过程，自我分类理论则着重阐述将个体同群体联系起来的心理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还没有充分说明情感在推动群体认同中的作用，以及在不同群体形成后情感影响群体间互动的方式。对此，伊斯利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即“群体间情感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IET)对此进行解释。群体间情感理论的贡献在于它一方面将群体看作是拥有统一情感的整体，另一方面则认为情感在塑造了群体间互动模式的同时，也被这种互动所造就。(15)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由于群体间情感理论更加关注情感在群体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它更适合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国家间互动模式的研究。

所谓的群体间情感，是指“人们认同一个社会群体并对影响该群体的事件或客体做出情感性回应时而产生的情感”，它提出了某一种情感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感受并且因而影响行为的多阶段过程。这些阶段包括：(1)激活个体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身份。(2)根据一个外部事件或问题影响群体的方式来对它进行评价。(3)这一情感经验被组成群体的成员所共享，从而成为群体的共同情感经验。(4)群体根据这种情感经验采取行动。(16)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外部形势都会导致群体间情感产生。只有当一种形势被认为有可能对本群体产生重大影响时，该群体的成员才会形成一致的群体间情感，进而以作为整体的群体而不是个体的方式来感受这种情感。(17)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情感和行为之间是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的，也就是说群体的行为同样会影响情感。一旦一种情感所激发的行动达到了预期效果，导致这种行动的情感就会消退。这是因为群体的行动已经改变了曾经导致这种情感产生的外部环境，而环境的变化则使得采取进一步行动成为不必要的，进而推动了情感的淡化。(18)④⑤⑥⑦⑧⑨ 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例如，在国家间关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个国家因为愤怒而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报复行动之后，这个国家的愤怒就会消退，进而报复的力度也会不断递减，而这是因为报复行动已经改变了导致最初的愤怒产生的外部环境。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群体间情感影响群体行为的机制以图1表示：(19)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

图1 群体间情感影响群体行为的机制

运用社会身份理论研究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将国家间关系类比为群体间关系。它主要包含两个特点：第一，群体成为个体所认同的对象，而群体情感也成为个体情感的一部分。因此，个体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作为群体的成员的方式来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第二，一个群体的个体成员都拥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可以认为一个群体具有一种单一的情感模式。(20)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但是，群体层次上的情感同个体层次上的情感也是有区别的，因此不能将群体情感简单理解为组成该群体的成员的情感的集合。在本体论上，群体层次上的情感不能被还原为个体的情感经历，同时也比个体的情感更加强有力和更不容易被改变。(21)Jonathan Mercer，“Feeling like a State: Social Emotion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Theory, 2014, 6(3):515-535.这种观点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于民族国家的研究，他将国家(民族)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一个本质上有限的，并且拥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点在于其成员之间并不相识，但是他们相互连接的意向却存在于每一个成员的心中。(2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6页。在国家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意向，即认为他们是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认为其他的成员同他们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当然，安德森所说的意向不仅仅包括心理上的，还包括语言、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是从个体对于群体具有认同感这一点上来讲，它同社会心理学是保持一致的。

三、群体认同与国家身份建构

从上述关于群体身份形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家同样是由具有共同的认同和情感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国家就是一种“参照群体”，即个体在心理上所从属的，并且为他们树立和维持各种标准，提供比较框架的群体。(2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在这方面做了代表性研究的学者是威廉姆·布鲁默(William Bloom)，他注重从内部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并据此关注国家内部的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24)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p.16,p.20,p.23，p.37.布鲁默指出，人类除了物质方面的需求之外还存在着自尊、自我实现和心理安全等方面的需求，而社会化则是实现这些需求的主要途径。(25)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p.16,p.20,p.23，p.37.社会化意味着个体是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来获得关于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知识的，并进而产生了对这个国家的强烈认同感。通常，被社会化的对象主要是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的儿童，他们被训练在情感上认同特定的国家象征，如国旗和国歌等，以及通过在学校中接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而培育出一种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的身份感。(26)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p.16,p.20,p.23，p.37.

通过对国家成员进行社会化，这些成员就可以培养出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从而形成统一的国家身份。布鲁默提出了关于国家认同理论的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在相同的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成员倾向于做出相同的认同，内化相同的身份。第二，在相同的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成员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来保卫或增强他们的共享身份。事实上，这种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构国家的过程，人们通过塑造相同的认同和身份来建构出国家。(27)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p.16,p.20,p.23，p.37.由于拥有了国家身份，国家的成员才能拥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也才能对外部环境采取一致行动，因此可以说身份是国家成员获得心理安全的前提条件。(28)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p.16,p.20,p.23，p.37.事实上，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在身份上拥有安全感是其在心理上保持良好感觉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人存在着身份上的模糊或分化，或者不能协调不断变化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的话，他就会经历个人身份的崩溃，导致焦虑甚至是绝望的情感。对于个人而言，拥有一种稳定的国家身份也是其心理需求的一部分，是建立安全感的条件之一。这一点在政治上的意义在于，当大众中的个体都共享一种相同的认同的时候，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就有可能实现。(29)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1,p.52.

布鲁默同时指出，国家的成员在认同相同的国家象征的同时也内化了这些象征，以便当面临着对这些国家象征的威胁或者增强这些象征的机遇的时候，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心理群体来开展行动。(30)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1,p.52.也就是说，在外部环境影响他们的国家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他们有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塑造新的认同，也可能来保护或者增强现存的认同。因此，认同实际上充当了将个人层次上的心理特征转变成全社会共同的心理特征的渠道，并因而将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为。国家身份要得以维持，认同就必须被共享并因而形成共有信念，只有如此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有动机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或增强他们共同的国家成员身份。

事实上，其他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布鲁默所谓的建构认同的社会化过程。例如，有学者指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总体上看，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被记忆以及它在当代被重新表述的方式。第二，这些表述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方式。第三，政治生活被这些表述所塑造的方式。(31)Mark A.Wolfgram,“Collective Memor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3, 15(3): 426-431.根据这种研究方法，有学者研究了所谓的“受害者身份”(victimhood)在塑造一种共同身份当中的作用。在这部分学者看来，受害者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理解“伤害”(harm)的方式而存在，并且将经受伤害的经验作为身份的基础。(32)Tami Amanda Jacoby,“A Theory of Victimhood: Politics, Conflic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ctim-based Identity”，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43(2):511-530.另外一些学者则注意到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这一因素在塑造认同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公共教育已经成为政府培育一种独特的国家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工具。通过历史教科书，主权国家的特性得以体现出来，并且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公民对于本国独一无二的起源、历史和现状的理解和叙述。(33)Jean-Louis Durand and Sebastian Kaempf，“Reimagining Communities: Opening up History to the Memory of Others”，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42(2): 331-353.

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同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相比，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并不依赖于他者而存在。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借助实验研究指出，身份在总体上是先于他者的建构而存在的。(34)Richard Ned Lebow，“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 22(4):473-492.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出社会身份理论强调国家身份的内向型特点而非关系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其作为该国成员的相关知识并由此产生了对于国家的认同，进而拥有相同认同的全体社会成员产生了统一的集体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他者的作用被忽略了。

四、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冲突及其解决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人们会通过认同形成不同的群体。在国际关系中，这一群体则是国家。由于每个国家都具有自身的内向型认同并因而产生内向型身份，就会导致国际社会中同时存在着诸多拥有不同身份的国家。同时，具备内向型认同的国家的成员并不会将这种认同外溢到其他国家，因此不同的国家身份是不可能相互融合或转化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为理解国际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

1.社会身份与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因。

事实上，关于群体成员的内向型认同问题可以从族群社会学的“社群意识”概念中找到理论依据，就是说在一个族群的成员之间总会具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或紧密联系的意识，即具有一种“我们感”。(35)[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0页。与此相对应，对待外部群体就会有一种“他者”的感受。据此，有学者引入了“最小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概念，认为不同的群体认同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群体互动的过程中。(36)[美]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努夫等：《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133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个体在认知上具有排他性，因此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总是会面临着将自我和他者进行定位的问题，并且倾向于以消极甚至贬低的方式看待外群体。根据最小群体范式，群体认同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在群体之间的政治差异变得明显的时候，群体认同将会增强。第二，群体当中的成员倾向于夸大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低估群体内部的区别。第三，群体的成员倾向于将本群体的行为归结为环境因素使然，而将其他群体的行为归结为该群体本身的动机和愿望。(37)[美]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努夫等：《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133页。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群体之间的偏见，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偏见，群体之间才经常会充满争斗。

奥马尔·沙哈布丁·麦多姆(Omar Shahabudin McDoom)则将偏见看作是群体间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并指出由偏见引发的恐惧是导致群体间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情感也会推动群体层次上的心理活动并因此导致群体间的态度对立。但是，这种态度对立并不必然导致群体间的敌对行动，也就是说群体间的不安全感并不等同于群体间的暴力行为。为此，麦多姆认为有必要在群体冲突的态度部分和行为部分之间进行区分，前者是纯粹心理意义上的“群体对立”(group polarization)，而后者则是包含了行为的“群体暴力”(group violence)。这一事实表明，群体间的敌对态度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会转化为暴力行为，而麦多姆认为是物质和结构性机会共同决定了这种转化能否发生。(38)Omar Shahabudin Mcdoom，“The Psychology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2, 37(2): 119-155.也就是说，仅仅拥有敌对的情感并不足以导致国际冲突的产生，还需要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因素，如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间权力对比以及先前就存在的国家间敌对或友善关系模式等。同时，麦多姆提出了四种导致群体间情感对立的心理机制：一是“边界激活”(boundary activation)，即随着威胁的增加，将内部群体同外部群体区分开的群体身份变得越来越重要。二是“外群体消极性”(outgroup negativity)，即随着威胁不断增大，贬低外群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三是“外群体同质化”(outgroup homogenization)，即伴随着威胁增大，将外群体的成员“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的现象就越普遍，也就是倾向于将外部群体个别成员的敌对行为泛化为整个群体的敌对行为，进而将整个外部群体理解为“敌人”。四是“内群体连带性”(ingroup solidarity)，即随着威胁的增加，对群体内忠诚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四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对立。(39)Omar Shahabudin Mcdoom，“The Psychology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2, 37(2): 119-155.

从社会身份理论的角度来看，麦多姆所谓的群体对立实际上就可以看成是身份对立。他提出的四种机制都涉及群体身份的问题，即外部威胁的增加导致了内部群体对于身份一致性的需求的增加，以及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越来越尖锐的身份对立。进而，这种身份对立则有可能导致(但并不必然导致)群体之间的敌对行为。但在另一方面，情感既是导致敌对行为的原因，同时也是敌对行为的产物。因为群体之间的敌对行为本身也可以导致敌意等负面情感，从而导致群体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事实上，这种互为因果性的关系也可以推导到身份上，因为敌对的身份一方面导致了敌对的行为，而敌对的行为则反过来又强化了敌对的身份。

2.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的冲突解决。

针对群体间身份对立导致冲突这一问题，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解决途径。伊拉·卡哈达(Esra Cuhadar)和布鲁斯·德通(Bruce Dayton)认为，社会身份必然会导致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出现。这是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在本质上寻求模式化的承认，进而这种承认推动人们在不同的客体、环境和行为之间进行区分。在社会领域当中，人们寻求模式化承认的趋势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形成，将同“我们”相似以及不同于“我们”的人进行分类。(40)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人们在聚合到一个群体内部之后，就希望能够在这一群体当中获得个人的高度尊严，而这就会导致他们对于其他群体的偏见。这种偏见就在于个体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看待他们所属的群体，从而使他们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而这就导致了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群体的评价会高于外部群体。通过抬高自身群体而贬低外部群体，内部群体的自尊得到了增强，个体对他们所属群体的能力和动机的评价也会变得更积极。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对于积极的自我形象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群体内的社会凝聚力也得以增强了。(41)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

由于对待其他群体的偏见是导致群体间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因而消除群体冲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消除这种偏见。进一步讲，消除偏见的主要途径则是增强群体之间的接触。(42)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卡哈达和德通指出，群体之间缺乏接触推动了群体间偏见的形成，并且使其逐渐制度化。一旦这种偏见得以制度化，合作的缺乏就会增强对于外部群体的消极态度和信念，并且进而巩固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不过，当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进行互动的时候，他们各自原有的关于外部群体的观念就会受到挑战，群体之间的差异就有可能减小，而共性则有可能增加，群体间成员的相互理解也会随之增强。(43)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

图2 个体接触导致群体态度变化，进而产生群体合作的过程

但是群体接触导致群体之间偏见减少，进而推动群体间相互理解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接触的效果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卡哈达和德通提出了群体接触推动理解的四个条件：第一，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平等的地位。第二，这些群体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第三，群体之间具有“合作性的相互依赖”(cooperatively interdependent)。第四，群体接触得到法律、规范或制度的保障。(44)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不过，群体接触实际上就是群体之中的个体同其他群体之中的个体之间的接触，因此还需要特定的条件将个体同群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对此，卡哈达和德通认为有三种途径可以建立这种联系：第一，推动一种“最佳接触模式”(optimal contact situation)在不同的环境中重复发生，以便它可以反复发挥作用。第二，在群体接触中突出个人而不是某一群体成员的身份，这有助于消除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的明确界限，并且推动积极情感从具体的个人外溢到整个群体。第三，促进积极情感在不同的外部群体之间的传播，它推动了不同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身份。(45)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这三种途径可以推动个体的态度转化为作为整体的群体的态度，从而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此基础上，卡哈达和德通进一步指出了群体接触导致态度变化的四个过程：第一，学习关于外部群体的知识，这可以帮助抵消原有的关于外部群体的成见。第二，改变自身行为，即认为通过对外部群体采取积极的行为，可以逐渐推动对于外部群体的消极态度的转变。第三，建立情感纽带，它可以推动对外部群体的“移情”(empathy)的产生。第四，对内部群体进行再评价，这有助于减少存在于内部群体中的傲慢感。(46)Esar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1, 12(3): 273-293.根据上述分析，由个体接触导致群体态度变化，进而产生群体间理解的过程可以如图2所示：

同时，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探究了消除群体(国家)间冲突的途径。对此，彼得·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结合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说明，而这同样同两国之间的接触和互动相关。格里斯指出，群体之间从形成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划分，再到二者之间产生冲突需要经历一个四阶段过程：形成群体内认同、形成群体内积极性、产生群体间竞争以及产生群体间冲突。因而，冲突只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事实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的前两个阶段，但并不必然要经历后两个阶段，从前两个阶段到后两个阶段的转化是有条件的。(47)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11(2): 235-265.在格里斯看来，要实现从群体内积极性向群体间竞争的过渡，就需要存在着群体之间的比较。但是即使存在着比较也不一定会产生群体间的竞争，就更毋论群体间的冲突了。如果群体间比较能够导致竞争，那么这种比较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同重要的他者进行比较。第二，这种比较必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这种比较必须是零和性质的。这三个条件都是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群体间的竞争得以出现，那么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得到满足。(48)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11(2): 235-265.换句话说，假设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能得到满足，群体间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所引发的冲突就不会出现。

根据上述理论，格里斯认为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比较导致竞争的三个必要条件难以同时得到满足。首先，由于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美国并不是中国理想的比较目标。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将自身同近邻的亚洲国家(如日本)进行比较。其次，两国之间比较的内容也不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后果。最后，只有对于地位的比较才是零和性的，但中国并不寻求在地位上挑战美国。(49)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11(2): 235-265.因此，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仍然有很多途径来处理和解决它们。那些认为两国间存在着竞争并因而会导致冲突的观点无疑夸大了竞争的副作用，而忽视了国家控制竞争的手段和能力。

事实上，不仅是在广义的群体成员之间，而且特定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也有助于减少冲突。这是因为通过面对面交往，领导人之间可以传递真实的信号，从而避免意图不确定所引发的问题。(50)⑤ Marcus Holmes，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p.5,p.6.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看来，即使其他国家目前没有敌对意图，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它们将来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意图，而这种相互怀疑和互不信任所导致的结果往往就是国家间敌意的螺旋式上升。(51)[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4页。但是通过面对面交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直接模拟同他互动的另一个领导人的意图，也就是通过将自身假定为处于对方的环境中来模拟对方的思维模式。通过这一过程，互动双方就可以形成思维上的同步，从而使任何一方都可以直接评价对方的意图，并判断意图的真实性。(52)⑤ Marcus Holmes，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p.5,p.6.因此，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可以大大降低误判他国意图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国家采取激进或冒险的行为。在外交实践中，这种例子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2018年6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了两国领导人历史上的首次会晤。根据会晤后的声明，朝美两国将构建维护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而朝鲜方面也重申了实现半岛全面无核化的承诺。(53)《特朗普称美国不再面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4/c_1122982121.htm.朝美领导人的直接会晤对于促进朝鲜半岛稳定，特别是朝核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朝美两国长期以来在半岛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如美国要求朝鲜首先放弃发展核武器，而朝鲜则认为是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才迫使其发展核武器以自卫。由于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所以长期以来朝核问题一直陷于僵局之中。尽管单次会晤并不能彻底解决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敌对状态，但无疑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半岛局势的缓和开辟了道路。

五、结 论

根据本文分析，社会身份理论是解释群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工具，而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则解释了认同和身份得以从内部产生，从而形成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的过程。进而，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的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又产生了偏见，并且推动了群体间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则是国家间冲突)的发生。同时，现有研究也表明加强群体(国家)之间的接触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无论这种接触是发生在广义上的群体成员还是特定的国家领导人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身份理论不仅推动了对于群体冲突本身的研究，也推动了对于消除群体冲突的方式的研究，而这对于缓解当今世界上不断涌现的国家间和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具有一定意义。

在理论上，以社会身份理论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对理解国际冲突具有三个贡献：第一，它为民族主义理论提供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支持，进而提供了解决民族冲突的新思路。冷战结束后，民族间冲突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突出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民族也是由其成员在主观上所界定的，是一个心理政治实体，并且以爱国主义形式的共有忠诚和情感为特征。但是正如群体或国家身份也会激发对于其他群体或国家的偏见乃至敌意一样，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变成沙文主义或排外主义。如果增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从而使一个民族的成员获得关于另一个民族的新知识，那么就可以缓解民族间的偏见乃至冲突。第二，这一理论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当前已有学者借助神经科学来研究身份形成过程，将身份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神经元(neutron)在大脑中互动而产生的，因此不是纯粹的观念性因素。这就提供了对于身份产生以及消除身份对立的负面影响的新解释。第三，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学将国家看作“黑匣子”的观点，不再仅仅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制度、权力分配、均势、相互依赖等宏观角度来分析国家间关系，而是将研究深入到国家甚至是领导人个人内部，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微观化发展。

但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理解国家建构过程和国家间冲突(及其解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国家间身份的对立性，忽视了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其他因素。事实上，国家并不仅仅是具有对立身份的群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5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9页。这种“类思维”超越了从孤立的、封闭的视角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的“物种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历史必然性。(55)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然而，按照社会身份理论的逻辑，形成一个将全人类囊括其中的共同体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国家间的对立身份无法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在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显然更具科学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5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页。这就使无产阶级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而形成了一个跨国家的共同体，相比之下，社会身份理论所强调的国家或民族的内向型自我认同则导致了对外的敌对性，进而导致族群、国家乃至地区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或国家认同，进而推动建立一个包含了全人类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