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人民：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柯 平 胡 娟 边 荣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伟大转折。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响应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号召，我国图书馆事业也在积极改革，与时俱进，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发展之路。文章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速度、模式与经验，对过去40年的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实践证明，必须践行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才能实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

1 发展道路：中国图书馆人的选择

1.1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解放前，中国图书馆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国内纷纷模仿美国图书馆的模式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转向苏联学习。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依循的是苏联走过的路径，其选择的道路是由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众多任务决定的。在加强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开架阅览、图书分类编码、引导馆员树立竞争意识、重视人才培养等图书馆实践方面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这对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起着关键指导作用。但随着1960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图书馆事业不再追随苏联的脚步，开始走向独立、自主、自强发展的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图书馆事业也迎来了对外开放，图书馆人也开始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国外的差距，认识到自身发展的现状。我国图书馆界开始转向对西方图书馆事业发展经验学习。借鉴的内容，包括现代图书馆思想理念、法治化建设、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技术等。与此同时，图书馆界与国外交流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如派出留学生、馆员互访、参与国际会议、翻译国外著作等[2]。

图书馆界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总结国外图书馆界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体现为图书馆数量大幅增加，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图书馆体系；出现图书馆章程规范，图书馆事业有章可循；图书馆业务水平与服务质量均有所提升；图书馆教育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

1.2 道路的选择

1.2.1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服务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我国图书馆服务的宗旨。为实现更好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目标，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规定“省馆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3]。

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丰富化，除了传统的以阅览和外借形式为读者提供印刷型书刊资料，利用新技术提供文献缩微复制服务，设立参考咨询岗位提供咨询服务、情报检索服务，开设普及文献情报知识的专题讲座，举办相关展览等也逐渐成为我国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在服务过程中，图书馆人紧紧把握着“读者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致力于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

1.2.2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资源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资源建设有了较大革新。首先是资源建设的理念更新，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逐渐转变为“读者第一”，更加关注读者对资源的利用。其次是资源的建设不再只是关注数量，更加关注资源的质量是否满足用户需求。再次是载体形式也开始多样化，我国图书馆的馆藏载体不再局限于印刷型态，包括声像、缩微、机读文献、光盘与电子书目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载体逐渐纳入图书馆馆藏范围[4]。在中文电子资源建设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以磁盘及光盘为主要文献数据库载体，随后数据厂商不断涌现，典型的如当前被广泛运用的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全文电子数据库[5]。在外文电子资源建设方面，1997年以前，联机检索与购买光盘等是主要方式，随后采取购买网络版的外文资源数据库，1997年开始，我国图书馆界采取了国外资源联合采购模式[6]，以克服国外电子资源昂贵、经费紧张的问题。另外，我国的图书馆分类工作也在持续发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于1975年出版，1979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对分类法进行修订与完善，1999年正式定名《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成为我国大部分图书馆采用的分类法[7]。2010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已出版更新到第五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的重要工程之一，凝聚着许多图书馆人的心血，促进了规范的、便于组织和检索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图书馆业务工作标准化。

1.2.3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管理

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图书馆管理注重馆藏量、重藏轻用、实施闭架管理、被动服务、主要提供一次文献[8]。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图书馆的管理也需要与实际国情相结合，向中国特色化发展，优化内部管理结构，从而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对图书馆管理体制问题做出决定，决定在文化部成立图书馆事业管理局[9]。1999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旨在加强高等学校图书馆图书情报事业的建设，挖掘高校图书馆的教育以及情报功能[10]。文化主管部门历来承担着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201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主管部门对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责任。

顺应改革举措，图书馆界也深刻践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建立了与现代图书馆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管理，其具体做法表现为调整机构、理顺关系、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推行分配制度改革；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展人事管理改革, 实行岗位聘任制度和岗位津贴制度等。

1.2.4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现代化

我国图书馆现代化首先是实现从手工到计算机的跨越，实现图书馆的自动化。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图书馆研制机读目录成功，随后众多国家也开始试验研制，利用机读目录开展服务，国际书目工作走向了计算机化。1985年，我国在计算机汉字程序编码上有了突破性成果，汉字的自动化输入输出问题得到解决[11]。1988年，我国也走向了计算机编目时代，用MARC技术开展图书编目，逐渐取代传统的手工工作。同年，我国开始建设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1992年2月，《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出版面世，我国编目工作的标准化得以推进，基于此逐渐实现我国联合编目、联合检索以及数据共享，这是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基础动力。

20世纪90年代，全国开始普及图书馆自动化管理，采访、编目、流通等业务均实现了自动化。90年代中期，国际上掀起“信息公路”建设热潮，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火如茶，推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数字图书馆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图书馆自动化进入更高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深入发展，并与图书馆深度融合，图书馆开始走向智慧化，“智慧图书馆”时代到来。

1.3 前进的方向

1.3.1 法制化

图书馆立法是规范图书馆事业，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关于图书馆的政策与标准不断出台，但却一直缺少约束与规范图书馆领域的法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制工作开展进程加快，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接收了近2 000种提案，因此有研究者也提出要尽快制定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法”[12]。尽管学者们对于图书馆领域的立法工作抱有很高的呼声并予以积极推动，但由于当时我国致力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而对文化的发展则相对不够重视，导致该时期我国图书馆领域立法艰难[13]。进入21世纪后，政策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的倡导，文化事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两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图书馆领域法制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功、迈向新台阶的标志。

1.3.2 数字化

20世纪90年代，信息公路建设热潮使得信息资源的建设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方面，我国图书馆也开始走向数字化。1998年立项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和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1999年启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网络系统、2002年启动的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中美合作百万册数字图书馆计划）等项目工程的建设，加速了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数字图书馆建设专栏”，明确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项目和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覆盖项目[14]。《公共图书馆法》中也明确了“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以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数字化趋势已势不可挡。

1.3.3 社会化

图书馆社会化旨在通过改革图书馆的体制机制，有效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实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发展。《公共图书馆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对图书馆的社会化予以法律层面的认可。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提供服务也是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务于特定的校外用户。2002年，教育部对原《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进行修订，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在这条纲领性政策的指导下，高校图书馆逐步走向社会化。目前，高校图书馆社会化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向社会提供文献借阅服务；二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三是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资源共建与信息服务；四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建馆。在处理好服务高校与服务社会的矛盾前提下，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有助于充分利用馆内丰富的文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1.3.4 标准化

1979年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和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委员会（SAC/TC86）成立，2008年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9）成立。这些委员会的成立有效促进我国图书馆行业标准化工作不断发展。至2017年底，我国正式发布实施的图书馆领域相关标准规范共175项，其中国家标准148项，行业标准27项[15]。图书馆事业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如《图书馆机读目录格式》《图书馆古籍定级规范》《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二是标准化领域的科研课题，如“文化行业标准化工作现状与趋势研究”；三是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

1.3.5 均等化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要“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图书馆法》也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这与国际图联2002年8月颁布的《格达斯哥宣言》中所宣扬的平等服务、避免歧视的理念吻合[16]。公共图书馆主要由政府财政出资建设，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需提升服务均等化程度，扩大其服务的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 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笔者通过搜检国家统计局网站、查阅相关年鉴等方式获取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鉴于图书馆类型多样，仅以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定量描述与分析为例，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速度。

2.1 公共图书馆

通过《2018中国文化文物年鉴》获取到历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主要指标统计数据，包括机构数、从业人员、总藏量、总流通量、书刊文献外借册次、本年新购藏量和阅览坐席数等指标，并进行分析比较。表1是1979—2017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主要指标的发展速度情况。将各指标的环比增长率绘制成折线图，显示各类指标环比增长情况（见图1）。

表1和图1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共图书馆各项指标波动较为明显，总体正向增速值大，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机构数（1985年，35.33%），书刊、文献外借册次（1985年，60.12%），总流通量（1985年，28.40%）、总藏量（1985年，28.48%）的增速均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峰值，表明1985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规模提升的关键年份。1990年的年新购藏量增速（-34.14%）和1991年的书刊、外借册次（-34.17%）出现负值，为历史最低。进入21世纪以后，除却近十年间“本年新购藏量”增速值波动比较明显，其他各项指标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表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整体已进入稳定阶段。

表1 1979—2017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主要指标发展速度

通过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以及历年《中国图书馆年鉴》获取到少儿图书馆2005年至2017年的统计数据，指标包括少儿图书馆机构数、少儿图书馆从业人数、少儿图书总藏量、少儿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四项指标，分析我国少儿图书馆发展速度（见表 2），并绘制少儿图书馆发展速度折线图（见图 2）。

图1 1979—2017年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速度折线图

表2 2005—2017年我国少儿图书馆发展速度

图2 2005—2017年我国少儿图书馆发展速度折线图

根据表2与图2，发现：除却2006年和2011年少儿图书馆从业人数（分别为-3.31%，-16.83%），2007年和2011年少儿图书馆机构数（分别为-2.33%、-3.09%）以及2013年总藏量（-1.62%）出现负增长，2005—2017年间我国公共少儿图书馆的各项指标总体均呈正向增长，其中总流通人次在这13年内均正向增长。2012年少儿图书馆从业人员、少儿图书馆总藏量相比2011年涨幅明显，为13年内增速最高。数据表明，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我国公共少儿图书馆的发展增速偶有波动，但也已经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2.2 高校图书馆

通过查阅历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获得全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相关数据，绘制了表3和图3，表3反映了2011—2017年间全国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的分布情况，图3为2006—2017年高校图书馆馆均资源购置情况。

表3 2011—2017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分布

图3 2006—2017年高校图书馆馆均资源购置情况组合图

由表3可知，近年来约有50%的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在200—999万元区间，其中经费200—499万元的高校图书馆占比数量最大，但占比数值正在逐渐减小，而500—999万元区间的占比数值不断增多，表明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正从经费200—499万元段跨入500—999万元段。年度经费投入大于1 000万元的高校图书馆占比也在逐年增加。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对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投入总量在持续加大，对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同时还需进一步解决高校图书馆建设差距明显的问题。

由图 3可以看出，2006—2008年，高校图书馆的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呈下降趋势，2009—2017年则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馆均纸质资源购置费较为稳定，但2017年的馆均纸质资源购置经费低于2006年；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远低于馆均纸质资源购置费，后不断上涨，2015年两者基本持平，2015年之后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超过馆均纸质资源购置费。表明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方面，纸质资源的购置建设已经进入平稳状态，且出现轻微的下降趋势。而电子资源的建设则日益扩大，投入正不断加大。数字时代，馆藏资源的建设需平衡好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配置，根据社会文化需求进行合理调整。

表4 2006—2017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四项指标发展速度

通过计算2006—2017年高校图书馆的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纸质资源购置费、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建筑面积的四项指标的环比增长率，分析2006—2017年间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速度，获得表 4。

表4显示，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在2007年和2008年连续出现负增长，2010年和2014年两年出现增速高峰，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的环比增长率较为波动。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均为正向增长，2011年是其增速峰值（38.71%），2014年再次出现增速小高峰（27.13%），电子资源的购置已然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的重点建设内容。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馆均建筑面积增速达到10.61%，随后增长速度变缓，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建筑建设已经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2.3 速度与质量：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国速度”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数量全面攀升，各类型图书馆发展态势平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底子薄、基础差，迫切需要快速振兴，而后在进入信息时代、知识时代时又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图书馆界一直存在着重速度而轻效果，专注数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要实现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下一步则需要重点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平衡问题。

要解决“中国速度”背后的矛盾，首先要完善国家的顶层设计，对能提升图书馆效益、效能的举措予以政策的支持与规范；其次要培养图书馆人的质量意识，加强高层次人才的队伍建设，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这是开展图书馆事业质量建设的基础；再者要进一步加强图书馆界的评估工作，评估中需强调图书馆业务效果的评价权重，以评估来推动各级图书馆对绩效与成效的重视，最终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

3 发展模式

3.1 纵横结合的模式

我国图书馆事业已经具备完善的发展网络，形成了纵横结合的发展模式。

纵向上，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展，各有侧重。在资源建设上，省级公共图书馆是地区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与本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共同开展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省级图书馆负责做好文献覆盖广度工作以及文献专深度的兼顾建设，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则更多的将精力投入到本地文献的收集整理中；在业务发展方面，省、市两级图书馆负责对基层图书馆开展业务指导，提高基层图书馆专业服务能力，实现本地区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携手共进。

横向上，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从而降低图书馆资源建设成本，实现文献资源建设的效益最大化，提高文献保障率。如广东省的公共、教育、科研三大系统图书馆在广东省文化厅、财政厅、教育厅、科技厅的领导规划下，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17]，其地区性的跨系统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拥有共享数据库检索、联合参考咨询等功能[18]，解决了原本三大系统彼此孤立、资金投入量大，文献资源却浪费严重的问题，是我国三大系统图书馆彼此紧密联合的典范。

3.2 总分馆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开始了总分馆建设的探索实践。2000年,上海按总分馆模式建立了由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以及街道/乡镇图书馆联合的新服务体系，随后北京、苏州、嘉兴、佛山等地也开始探索总分馆的建设[19]。2012年12月，山西省总分馆管理系统在太原市图书馆开通，以山西省图书馆作为总馆进行领导推动，形成“市-县-区”三级图书馆网，以中心（市级馆）-骨干（区〈县〉级图书馆）-网点（街道/居委会/社区图书馆）的紧密联系为基础，完成全省94家公共图书馆一证通用、通借通还的目标[20]。相关的总分馆模式的学术研究、项目与课题也在不断开展。

2016年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和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下联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工作目标。《公共图书馆法》中也进一步明确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建设的基层总分馆制建设。总分馆建设模式适合我国人口多、地域广的特征，我国要全面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目标，必须坚持总分馆建设模式。

3.3 示范区模式

2010年，文化部与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并下发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方案》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标准》。2013年第一批31个示范区验收合格； 2019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名单，共有30个城市（区）名列其中[21]。至此，全国共有93个城市（区）入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示范区的创建标准对各地区的图书馆设施网络建设、服务供给、服务组织支撑、资金、人才和技术保障措施、服务评估等方面均做出了严格要求，因此通过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能有效引起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促使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可显著促进各城市（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3.4 基层发展模式

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数量多、分布广，直接服务于占我国人口50%以上农民群体，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基层普及、城乡群众文化精神生活的极大活跃具有重要意义[22]。《“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要服务基层和提升效能，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向城乡基层延伸，并将“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室建设”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设立流动图书车配备项目、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项目、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活动项目等以满足基层群众需要。基层仍需不断发展图书流通点，将图书馆服务深入到基层百姓生活中，积极开展基层阅读推广活动，提高基层百姓文化素质。

建设基层图书馆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是构建我国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全民享受均等化、标准化的公共文化权益，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但基层图书馆的发展一直以来存在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图书馆数量与服务群体人口不成比例、专业人才匮乏、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未来发展还需要克服较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图书馆人为之努力。

3.5 自助服务模式

随着物联网技术以及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领域开启了自助服务模式。2005年，东莞设立了我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用户可自助办理借还书的图书馆[23]。2008年由深圳市图书馆首创的“城市街区24小时图书馆系统”研制成功，投入使用，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同年，国家图书馆也推出了一系列基础自助服务，如自助办证、自助充值、一键式元数据搜索服务等[24]。2018年，上海图书馆引进的第一台机器人馆员“图小灵”上岗，解决了基础的读者问询工作[25]。利用新技术与设备，图书馆的自助服务程度已得到切实提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需求作为人类的精神需求已越来越重要。图书馆作为人民获取精神食粮的服务设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同时也面临着服务数量不断加大与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的压力。图书馆业务引入高新技术，可以缓解图书馆运营压力，提高图书馆服务效能及用户满意度。

4 发展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积累了丰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经验。总结借鉴40年来的发展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

4.1 政府作用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由政府统一领导与管理。《公共图书馆法》就明确了文化主管部门对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责任。高校图书馆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科研图书馆由科研主管部门负责管理。财政、人事、劳动、计划等间接管理部门则承担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人才保障、政策依据、设施保障等方面的各项责任[26]。政府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十八大以来，我国极其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文化自信，出台了较多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政策来规范文化领域事业发展，力图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图书馆方面也出台了诸多政策法规，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方案》《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国家层面对于图书馆事业的谋篇布局明确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走向，如《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等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指明路径与方向。

4.2 评估推动

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我国已经开展了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评估工作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革”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重创，数量和规模极大缩减。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展了评估工作，这无疑给当时落后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注入了强心剂。通过评估工作的开展，有效督促了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筑和设备的建设，人员队伍素质的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图书馆管理的加强以及促进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27]。

1986年我国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促进了高等教育评估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高校图书馆评估[28]。同年，为率先响应国家政策，山东省对省内高校图书馆开展了评估，随后评估工作不断发展至我国各地。1991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意见》。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征求意见稿）》发布，用以指导评估的开展。2004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图书馆被纳入一级指标“教学条件与利用”下的三级观测点。由于《评估方案》中规定图书馆需达到C级指标高校才能正常招生，很大程度推动了高校对其图书馆的建设。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修订版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其第四十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应鼓励图书馆积极开展业务评估评价活动，不断提高办馆效益和水平”，评估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图书馆评估工作的展开，提升了各界对图书馆的关注度，加快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还为我国今后图书馆的评估工作积累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经验。

4.3 开拓创新

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曾提出1980年到2000年间图书馆可能会完全消失的论断，图书馆消亡论因此一度盛行。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以昂首前进的姿态不断发展，并愈发显示出其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离不开图书馆人的开拓创新。图书馆人通过开展服务创新，不断发现图书馆发展的新机遇，寻找图书馆的核心定位。

4.3.1 创客空间建设

自十八大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建设如火如茶。图书馆利用其丰富的空间资源、文献资源、先进的设施技术等，积极投入到了创客空间的建设中，提供创业、创客教育等丰富的服务内容。

4.3.2 数字人文服务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发展，数字人文学科正在崛起，人文学者对于数字人文服务需求不断加大，欧美地区的高校图书馆纷纷设置了数字人文学科馆员，开展数字人文服务。近些年，我国图书馆界也关注到了图书馆提供数字人文服务的可能性，如上海图书馆提供基于关联数据的家谱数字人文服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方志数据库中对数字人文技术的利用等。

4.3.3 智库服务

201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图书馆界也敏锐意识到了新机遇的到来。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将智库咨询与传统的参考咨询经验相结合，积极参与国家智库的建设，为国家智库的发展提供知识服务。这些都是图书馆在新时代充分结合政策重点以及用户需求、优化服务方式与内容、提升服务效益所做的努力，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4.4 特色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图书馆界积极探索特色发展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特色发展经验。我国图书馆的特色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色资源建设，阅读方式的改变对图书馆的资源组织、资源来源、资源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图书馆需要开展特色资源的建设，向用户提供丰富的特色资源，实现服务的精准化[29]。二是特色馆建设，图书馆不再拘泥于传统形式，各类型的特色图书馆不断涌现，如杭州市积极结合地方特色与民众需求创建主题馆，截至2019年4月建成了18家主题分馆，包括自建形式的生活主题分馆、音乐分馆、电影分馆，与社会合作建设的佛学分馆、盲文分馆、围棋分馆、运动分馆、科技分馆等多种类型，获得了广泛好评，充分展现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化。

4.5 图书馆人精神

我国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拥有许许多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的可爱的图书馆人。经过“文革”的摧残，我国图书馆事业近乎停滞。面对遭到巨大冲击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重振旗鼓，重新出发，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实现了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在信息技术潮流的冲击下，图书馆人积极学习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将自动化技术运用到图书馆建设中，推动了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在缺乏法律规范的背景下，图书馆人奋斗16余年之久，克服层层困难推动《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翻开了图书馆事业法制化的新篇章。面对各种新政策、新环境、新需求，图书馆人积极寻找图书馆新的立足点，将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着图书馆地位与影响力。

正是因为有无数可爱的图书馆人，正是因为他们身上传承着艰苦奋斗、锐意改革、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爱岗敬业的图书馆人精神，我国图书馆事业才能够克服诸多困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道，在世界图书馆界发出中国图书馆人的声音！

（来稿时间：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