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

刘振杰 顾 亮 李维安,3

(1.天津财经大学，天津300222；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100033； 3.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法律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与治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公司行为趋于规范化，但是受利益驱动及制度缺陷的影响，公司违规行为仍不断发生。据国泰安数据库的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数量达到824起。因此，围绕公司违规行为进行理论研究，深入揭示其产生的客观规律，对于防范公司违规、保护相关者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已有针对违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公司战略(贺小刚 等，2015；孟庆斌 等，2018)、股权结构(陆瑶 等，2012)等方面。由于董事会在上市公司中的核心决策作用，一直以来其都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Hermalin et al.,1998)。已有研究发现，有效的董事会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公司价值(李维安 等,2014)。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考察了董事会特征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陆瑶 等，2016b)。除显性正式的公司治理因素外，其他隐性的“软”因素也会对公司违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有研究探讨了董事之间的老乡关系、董事会断裂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考察董事会隐性非正式因素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既有研究在分析正式因素的影响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这就使得对于何种董事会更为有效的认识与理解无法达成共识(Chou et al.,2013;叶康涛 等,2011;Schmeiser,2012)，并促使学者逐步重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特征是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因素(Carter et al.,2004;张耀伟 等,2015)，其可能会对决策风格，以至于决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虽然有研究考察了CEO和董事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的影响(陆瑶 等，2016a)，但是尚无文献探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如何影响公司的违规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着重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多基于成熟市场的背景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影响(He et al.,2011)，而本文则立足于中国情境细致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为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对比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二是，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正式结构出发，系统考察董事会独立性、权力结构及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董事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合作、冲突以及相互学习等)，并由此引发对董事会断裂带、异质性以及网络属性等方面的探究。区别于此，本文重点聚焦于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特征，因而对董事会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

论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研究述评和假设提出，主要是在回顾非正式层级、公司违规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厘清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内容涉及研究样本的选择、模型的构建、变量的说明以及数据的来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着重围绕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同时验证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最后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研究评述和假设提出

作为公司的决策核心，董事会在公司战略决策、高级管理人员的甄选和激励约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公司董事会战略核心作用的发挥依赖于董事会团队的高效运作(Huse,2007;Micha⊇l et al.,2010;Citroen,2011;Mahadeo et al.,2012)。因此，有关董事会团队运作方面的主题一直是董事会治理领域研究的焦点，而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又主要集中在董事会正式治理机制(37)正式治理机制一般指法律或制度规定的董事会规则，与之相对，非正式机制则是指没有成文规定的董事会运作和决策规则。方面。总体而言，有关董事会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视角展开。一是经理层和董事会关系的影响。例如，陆瑶等(2016b)的研究显示，CEO对董事会的影响越大，公司出现的违规行为越多。二是董事会结构特征的影响。蔡志岳等(2007)发现，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状况会提升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而独立董事比率则有利于降低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董事会中董事背景特征的影响。车响午等(2018)的研究显示，聘任兼有法律和会计特征的董事可能会导致公司违规行为增加。上述研究为理解董事会特征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者开始关注非正式层级、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机制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并认为非正式层级的存在有助于弥补董事会决策过程中正式机制的不足(Peng et al.,1996；Estrin et al.,2011)。李长娥等(2017)发现，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战略的发展；谢永珍等(2017)的研究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王凯等(2018)也证实，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战略变革具有促进作用；武立东等(2018)指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提高董事的自我意识、个体影响，从而增加政治行为；可以通过减少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搜寻、信息加工，进而降低程序理性。但遗憾的是，除陆瑶等(2016a)考察了CEO和董事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外，既往研究鲜有涉及非正式机制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和公司违规

公司董事会肩负战略决策、监督和咨询等重要职能。然而，董事会的正式结构与其决策方式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一方面，强化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监督的有效性必然要求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还需董事会在知识背景、社会资本等方面存有充分的异质性，但是这些特征同时也会增加董事会决策的协调难度，导致决策的达成可能要以各种方案的相互妥协为代价 (Forbes et al.,1999)。另一方面，董事会决策机制具有特殊性，决策规则为一人一票制，在董事会进行决议时，董事长仅仅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不具有指挥或命令其他董事的权利。董事会结构与决策规则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非正式规则，能够对董事会的决策及运作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而非正式层级即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机制。非正式层级实质上是由于董事之间个体影响力存在差异(一般通过社会资本相关的因素来测度)，促使成员之间形成独特的信任与服从的等级，进而导致高层级成员支配低层级成员的一种非正式结构(Magee et al.,2008) 。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之所以能够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可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对于非正式层级较高的董事会，董事之间在社会兼职、企业兼职等社会资本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层级较高的董事通常拥有较多的兼职，并由此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相反，层级较低的董事兼职较少。在此类公司中，拥有较高层级的董事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监督整个董事会和其他董事个体的行为，这是因为董事重视自己的声誉并会为了维护声誉而强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等方面的监督(万良勇 等,2014；Fama et al.,1983)。另外，由于较高层级的董事通常拥有较多兼职，他们能够获取的信息和资源也相对较多，因而在专业方面更易享有较高的声誉(谢德仁 等,2012)。这类专家拥有较多社会兼职本身就说明，其拥有较强的社会关系和较高的社会声誉。董事职业的独特性，使之更为重视自己的专业声誉和社会声誉。为了维护并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影响(更多的兼职、更高的声誉等)，同时降低因渎职、违规而导致的声誉损失及法律风险，这些层级较高的董事大多对公司行为存在强烈的监督动机及意愿。

其二，层级较高的董事往往拥有较强的监督能力。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信息的获取是董事发挥作用的关键(Adams et al.,2007)。Duchin et al.(2010)在研究董事对治理的作用时也发现，低成本获取信息有助于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由于层级较高的董事拥有较多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他们能够与更多的、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交流，显然，这有助于其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专业知识及信息(比如，涉及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变化等方面的信息)，进而能够为防范公司的违规行为做好专业知识方面的储备。此外，层级较高的董事还能够通过交流，不断获取和积累公司违规行为监管方面的经验做法，这对于及时发现并阻止违规操作行为也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万良勇 等,2014)。

非正式层级较高时，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减少因决策不科学而导致的被动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升监督公司行为的能力和强度，降低董事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公司违规。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负相关。

(二)环境不确定、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

公司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其经营管理必然要受行业环境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环境的不确定性是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Hambrick et al.(1984)的研究指出，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董事会团队的作用愈加重要。我们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一，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董事会需以更快的速度开展科学决策，以降低公司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更加需要权变的状态下，正式制度的作用被削弱，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被强化。非正式层级越高，越有助于团队通过非正式的秩序弱化成员之间的分歧，协调行动，做出正确抉择，从而避免出现被动的违规行为。其二，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公司的违规成本更高。一旦出现违规行为，公司需要面对来自市场及政府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董事会团队的非正式层级作用更明显，更有助于进行科学决策，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违规发生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2：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有利于减少公司违规行为。

(三)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

Tsui et al.(2002)的研究表明，公司高管人员的层级差异对高管人员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正式机制中，董事长处于董事会的最高层级，如果其同时拥有最高的非正式层级，那么必定会对董事会治理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董事长和其他董事的差异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会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池国华 等,2014;黄继承 等,2013)。当董事长拥有最高的非正式层级时，董事长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都处于董事会的最高位置，达到了权责的高度统一，此时董事长更需对公司的行为负责，特别是在出现违规行为时，董事长作为最重要的责任人会首当其冲。因此，董事长为维护自身的声誉和权威，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加强对违规行为的监督，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同时，董事长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促进董事会运作效率以及治理有效性的提升，以尽可能减少违规行为出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董事长拥有最高的非正式层级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有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在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时，本文选取的初始样本为2009—2017年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

(1)研究样本

根据本文考察的主题及已有研究的惯例，我们主要按以下程序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数据不全样本；剔除财务处于异常的ST和PT公司；鉴于A股、B股、H股和N股在市场和制度因素方面存在差异，为防止因市场不同而造成统计误差，剔除在B股、H股和(或)N股发行的同时也在A股发行股票的公司。

(2)配对样本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依据公司的规模、行业及绩效进行配对样本选择，具体原则为：配对样本公司在配对时期内未发生违规行为；配对公司与研究样本隶属于同一行业；配对样本与研究样本在公司规模及绩效水平上相近(90%～110%)。

2.数据来源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数据通过数据库和手工收集2009—2017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的兼职信息进行计算而得。根据以往研究，对董事兼职一般分为公司兼职和社会兼职，公司兼职是指在其他公司担任高管职务，社会兼职是指在社会组织中担任职务。在此基础上，将董事会区分为公司关联和社会关联两种类型。公司违规数据源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本文选取了386家违规公司样本以及386家配对公司样本。表1列示了样本公司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由表1，从年度来看，2009—2012年间，违规样本公司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达到最高值65家；从行业来看，违规样本公司属于制造业的最多，共263家，占总样本的68.135%，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次之，共19家，占总样本的4.922%。

表1 研究样本的年度及行业分布

注：行业代码依据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编制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导》。

(二)变量说明及模型设计

1.变量说明

(1)因变量：公司违规(Misconduct)。参照已有研究，如果公司当年被披露存在违规事件，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自变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IH)。已有研究指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最优测度方法是通过对样本公司董事进行访谈，但是实施这一方法在时间和成本上均存在很大难度，大样本研究中不易实现(Micha⊇l et al.,2010;McNulty et al.,1999)。一种有效的替代办法是，寻求合适的代理变量进行测量，虽然这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测度误差存在，但却可以为使用大样本数据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提供可能。基于此，学者围绕如何衡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开展了大量工作(Mace,1971;Zajac et al.,1996;Neff et al.,2006;Beckman et al.,2002)。Blau(1977)指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可以有效地度量团队非正式层级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程度，He et al.(2011)及张耀伟等(2015)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因此，本文通过测度董事会基尼系数来衡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

其中，Gini表示基尼系数，y表示董事会中董事兼职数量，ry表示董事会中每个董事兼职数量的排名，cov(y,ry)表示董事兼职总数y和每个董事排名ry的协方差，N表示董事会中董事的数量(Lerman et al.，1984；Kamdem,2012)。其中，董事兼职数量参考Neff et al.(2006)、He et al.(2011)的方法，利用董事担任公司高管及社会职位的数量来衡量。

(3)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EU)、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DF)。其中，对于环境不确定性(EU)，参照Ghosh et al.(2009)、申慧慧等(2012)，用公司过去5年经行业调整的非正常销售收入标准差来衡量。具体模型如下：

Sale=φ0+φ1Year+ε

其中，Sale为销售收入；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在样本选取当年定义Year=5，上一年定义Year=4，以此类推；残差ε为每年非正常销售收入。首先，根据回归的残差ε值计算非正常销售收入5年的标准差，再除以5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值，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然后，利用上述方法计算同一行业内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其中环境不确定性的中值即为行业环境不确定性；最后，用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除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得到该公司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EU。

对于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DF)，当董事会中董事长拥有最高的非正式层级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财务状况(Roic)、公司规模(Size)、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Nature)、公司股权集中度(Owner)、董事会结构(Board)、资产负债率(Debt)、运营收入增长率(Operate)、高管薪酬(Tmtperpay)、法律环境(Law)，以及行业(Ind)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控制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说明

2.研究模型

为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logistic(Misconduct)=β0+β1IH+β2EU+β3DF+β4Size+β5Nature+β6Owner+β7Board+

β8Roic+β9Debt+β10Operate+β11Tmtperpay+β12Law+β13Ind+β14Year+ζ

(1)

logistic(Misconduct)=β0+β1IH+β2EU+β3DF+α0IH×EU+β4Size+β5Nature+β6Owner+

β7Board+β8Roic+β9Debt+β10Operate+β11Tmtperpay+β12Law+β13Ind+β14Year+ζ

(2)

logistic(Misconduct)=β0+β1IH+β2EU+β3DF+α0IH×DF+β4Size+β5Nature+β6Owner+

β7Board+β8Roic+β9Debt+β10Operate+β11Tmtperpay+β12Law+β13Ind+β14Year+ζ

(3)

其中，模型(1)用于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的影响，模型(2)用于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3)用于考察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均值为0.487，最大值为0.888，最小值为0，说明不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差异较大；环境不确定性水平的均值为0.856，最小值为-14.586，最大值为61.470，表明各上市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差异较大；董事长是否为最高非正式层级的均值为0.354，说明并非所有董事长都处于最高非正式层级。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违规公司和配对公司比较检验

表4为违规公司和配对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环境不确定性变量比较分析的T检验结果。从中可见，违规公司和配对公司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均值分别为0.418和0.473，违规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显著小于配对样本公司；违规公司和配对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的均值分别为1.120和0.693，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 违规公司和配对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及环境不确定性比较分析

注：括号内为p值；*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三)实证结果

表5报告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同时列示了环境不确定性、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的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5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Z值；*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1中是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从中不难得知，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为-0.048，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模型2中是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董事长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董事长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会降低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模型3中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4中是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处于不确定性较低环境中的公司相比，处于不确定性较高环境中的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更大，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原因可能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团队之间的秩序、协调和监督更为重要，而非正式层级恰恰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模型5中是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董事长不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的公司相比，董事长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的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抑制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越小。由此可知，假设3不但没有得到支持，甚至还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当董事长拥有最高的非正式层级时，相当于其拥有董事会正式和非正式两个层面的最高权力，这可能会导致其产生过度自信。而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过度自信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如石广平等(2018)发现投资者过度自信会导致市场泡沫过度；潘爱玲等(2018)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公司并购溢价过高。在公司决策过程中，过度自信的董事长可能不允许不同意见出现，从而导致公司主动或被动的违规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董事长的影响力，导致其他董事监督其行为的意愿与能力不强，这也会导致公司的违规行为增加。

(四)稳健性检验

为证明本研究结论是可靠的，我们开展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

在上文的实证研究中，违规公司和非违规公司样本按1∶1的比例进行配对检验。在此，我们对违规公司和非违规公司样本按1∶3的比例重新配对检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从中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改变。

表6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续表6)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DF-0.512**(-1.983)-0.468*(-1.931)-0.658*(-1.723)-1.339**(-2.436)IH-0.567*(-1.875)-0.623*(-1.783)-1.237*(-1.867)IH×EU-0.234**(-2.332)IH×DF4.253**(2.256)Year_dummyYYYYYIndu_dummyYYYYYN15441544154415441544Pseudo R20.0170.0140.0120.0210.034

注：括号内为Z值；*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五)进一步研究

前文提及，根据董事成员社会关系的类型，可以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划分为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和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其中，社会关联更多是代表董事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公司关联则主要表明董事所拥有的专业资源。本文预期，在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方面，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的作用更大。为验证这一推断，我们开展了进一步检验，相关结果列于表7中。

表7 董事会社会关联、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Z值；*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6中是董事会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模型7中是环境不确定性对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模型8中是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9中是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环境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表7的分析结果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即相对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更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9—2017年386家违规公司和386家配对公司数据，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有：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本文预期相反，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划分为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和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的影响更大。

本文结论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

其一，要重视非正式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公司违规不仅仅受独立董事、监事会、内部审计机构等正式治理机制的影响，还会受非正式层级的影响。因此，在企业运行过程中，为避免出现更多的违规行为，应高度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效用。

其二，公司在选择董事构建董事会的过程中，应重视声誉、社会兼职等社会资本所赋予董事的权威。也就是说，需选择社会资本有差异化的个体任职董事会。

其三，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代表了成员之间基于信任、声誉等方面的相互认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促进董事的职业化，提升董事的声誉，并最终建立职业化的高管人力资源市场，为公司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