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定向诱导：省际就业格局优化研究

马 荣 殷李松 聂 影

(1.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2.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3.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就业格局发生了两大巨变：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70.50%降至2015年的28.30%；二是非农劳动力空间聚集失衡，至2015年，户籍人口占34%的东部地区聚集46%的非农劳动力。(1)根据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这是劳动力群体对改革开放政策等的适应性响应累积，市场会加剧累积，计划难改累积，对此，释放财政定向功能，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是一种，也可能是一有效突围模式。在近半数以上人口的户籍仍在农村背景下，全面振兴县乡经济是最佳模式，不仅事关平衡充分发展大局，更关乎几亿人的长远福祉。因此，揭示财政对就业格局的诱导机理、诱导效应、诱导策略的意义深远。

一、文献综述

城乡就业格局方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格局(魏后凯，2016)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政府层面，应消除城乡就业不平等的障碍，建立农村失业登记制度，为城乡提供平等的创业及就业环境和机会，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政策方面，杨晓妹等(2014)认为财政税收政策会影响城乡就业格局，因此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来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统筹城乡就业。社会保障方面，要充分保护农民工的各项社会权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2014)。对于城乡劳动力转移动因，相关文献将其归结为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与资本吸纳效应。恩格尔效应是指随着收入增加，家庭食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教育娱乐等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Crafts，1980；周启清 等，2017)，这种产品需求差异拉动了城乡劳动力转移。鲍莫尔效应认为工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推动着城乡劳动力转移(Lewis，1954；Alvarez-Cuadrado et al.，2011)。资本吸纳效应认为工农业部门的资本水平差异吸纳着城乡劳动力转移(许和连 等，2013)。

地区就业聚散方面，最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现了经济繁荣时劳动力流入、衰退时流出现象(Blanchard et al.，1992)，只是当时并不常见，学界也少有关注。但10年后，美洲、欧洲、亚洲等地都出现了就业聚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业出现了去中心化趋势，即人口相对密集的大都市区就业比例下降，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就业比例上升(Carlino et al.，2002)；区域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丰裕度的差异(Saito et al.，2016)，引发了较大的地区就业增长性差异。意大利减税政策调整不仅影响了部门就业，对地区就业也产生明显影响；在意北部地区，减税会激励工人在正规部门就业，增强其议价能力，引发工资上调，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引发了地区就业下降，而在意南部地区，由于非正规部门经济发达，减税刺激了公司扩张与工人就业，从而显著增加地区就业(Festa，2014)。在丹麦，对地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商业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时，有些区域不受冲击，有些区域则会发生衰退或繁荣(Ostergaard et al.，2015)。结论同样得到了Coffey et al.(2016)、Bryan et al.(2017)等的实证支持，前者发现1981—1996年间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端服务业就业出现了地区就业集散，而后者发现英国电力生产技术部门中，出现了区域就业繁荣与衰退并存现象。亚洲地区就业聚散现象更为突出。伊朗德黑兰大都会地区出现了多中心就业演化趋势(Dadashpoor et al.，2017)，韩国港口地区的就业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Seo et al.，2018)。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出现了城市群支撑的大都市带，人口与就业正向大都市聚集(孙全胜，2018)，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出现了稳定的就业空间集聚。刘桂春等(2017)发现辽宁省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移动轨迹呈现高度一致性。当前，由于外来劳动力流入减少(徐芳 等，2017)，这种趋势有所放缓，使得就业核心区域在减小，但其就业密集性却在加大(沙勇 等，2014)。

劳动力转移方式方面，较早的文献强调只有知识技能强的个体易于流动，而较近的文献提出了劳动力封闭流观点，即个体是融合于他人之中，以社会资本网络形式实现流动，在群体帮扶下，即使技能欠缺的个人也易于流动(Williams，2009)。就中国而言：从宏观视角来看，由于中西部农村大量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就业基石不断恶化，使得就业流向封闭流形式演化，导致大量劳动力持续外出务工(殷李松 等，2014)；从微观家庭决策视角来看，家庭规模减小、教育水平提升以及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社会资本网络的侵蚀等，则是农村劳动力跨省(区、市、县)流动的微观动因(黄敦平，2016)。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与户籍人口严重不匹配，也会引发农村劳动力以封闭流形式进行跨省(区、市、县)聚集(杨刚强 等，2016)。另外，一些非经济因素也会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比如，与大多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视角不同，何微微等(2017)则强调情感需求成为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动机，对未来城市收入的预期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越强；情感需求在城市得以满足的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越大；而自身职业发展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关系不明显。赖俊明(2017)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考察了农村家庭农地处置意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近年来，面对市场激励引发的区域就业失衡格局，学界开始关注财政支出的诱导功能。首先，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与福利性支出，生产性支出通过道路通讯等设施为生产创造条件，而福利性支出如医疗、社保等支出为消费提供服务(严成樑 等，2016)，进而可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Rajan et al.，2001)。其次，经济、财政与就业关系方面，总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投资与各产业总产值之间均具有长期正向关系，其中对工业影响最大，其后是服务业，而对农业促进作用最弱(张宏霞，2010)。当非农产业比重提高时，地方财政配置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而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地方财政配置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赵德昭，2017)。再次，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产出与就业弹性都具有显著影响(张斌，2012)。尤其地，在供给侧改革导向下，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显著正相关，对不同区域的产业与就业的影响差异大(程德智，2017)。就具体组成部分看，科教投入增长会促进产业与就业结构优化，而生产性财政支出增长则有可能对产业与就业结构的优化产生抑制作用(王金波 等，2018)。最后，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与传统视角有别，有研究关注财政政策的区位定向诱导功能，认为现有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支撑基石是地区就业不平衡，而这又是开放激励、市场激励引发的劳动力群体响应的累积。对此，强调开放激励、市场激励等，就难达预期，只有充分释放财政区位定向诱导激励，才是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因为它重建户籍匹配就业格局，有助于区域经济与就业的平衡充分发展(石奇 等，2012；贾敬全 等，2015)。

综上，尽管文献意义明显，然而还没有建立起统一框架，无法全面揭示财政对就业格局诱导机理、诱导效应、诱导策略，难以充分释放财政定向功能，诱导就业格局优化。对此，本文展开两大探索：一是扩展Alvarez-Cuadrado-Poschke模型，建立区位-就业格局理论模型，讨论诱导机理；二是分解诱导效应，给出诱导策略，这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意义明显。

二、财政定向：就业格局诱导机理

关于就业格局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会引起农业部门资源流向其他部门，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源于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现代化的非农部门由于资本的积累，工资水平的提高，吸引了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而非农部门的利润再投资又使这种过程不断持续(Lewis，1954)。针对这种现象，Harris et al.(1970)提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说明这种由于非农和农业部门实际工资差异引起的劳动力流动。这种认为工资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的观点被称为“劳动拉力假说”(Gylfason et al.，2006)。还有研究则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引起就业格局变化的原因(Nurkse，1953)，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就业结构变革的主要推动力(Ngai et al.，2007)。这种观点被称为“劳动推力假说”。

Alvarez-Cuadrado et al.(2011)将劳动拉力和劳动推力都纳入其模型中，根据假设前提(封闭经济，存在两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化非农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及消费者是同质的、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认为，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相对降低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导致农业部门产生剩余劳动力，形成劳动推力，而工业部门的高工资吸引了农业劳动力，形成劳动拉力，这两方面力量促使就业格局发生变革，但它们对非农产品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

Alvarez-Cuadrado-Poschke模型使用非农产品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数据考察了就业格局变革的决定因素。区域经济平衡充分发展模式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非农劳动力聚集与户籍人口分布的不匹配。然而，按照“中西部支持东部，东部带动中西部”两个大局战略设想，中国走的是非平衡发展路线，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非农就业聚集与户籍人口分布矛盾，即尽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0%降至2015年的28.30%，但是非农劳动力聚集与户籍人口分布并不匹配，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户籍人口占34%，而其聚集的非农劳动力却高达46%(2)根据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显然，通过城镇化将全国户籍人口聚集于东部地区是不现实的，对此，唯一且可能的突围方向是重建非农劳动力聚集与户籍人口空间分布相匹配的就业格局。

然而，非农劳动力聚集本身就是开放激励、市场激励以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与户籍人口严重不匹配的累积结果(杨刚强 等，2016)。对此，无论是以“计划”思维强制干预非农劳动力流向，或是求助于开放激励、市场激励去重建区域就业格局，都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其唯一的突围方向是“诱导非农劳动力围绕户籍人口聚集”(石奇 等，2012；贾敬全 等，2015)。这种突围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对于那些涌向东部地区的中西部地区非农劳动力，其出生地的社会资本网络还没有完全破裂，可以修复(若仍然置之不理，则再历经一两代人，就会出现规模庞大的“回不去”群体，无法修复)；第二，两个大局设想中，政府承担着推动“东部带动中西部”的责任，并且政府强而有力，是唯一可以阻止因开放激励、市场激励而诱发的区域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并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诱导区域产业布局，从而使非农劳动力聚集与户籍人口分布相匹配的可依靠力量；第三，相比其他政策，财政政策既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失衡状况，进行逆经济风向行事，同时还可以根据各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聚集与户籍人口分布不匹配状况，实施精准诱导，即户籍人口越多、地区经济越落后，财政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就越向其偏向配置，以诱导产业、就业向其聚集，促进其经济快速崛起。

基于此，为了分析财政税收对就业格局的诱导机制，下面对Alvarez-Cuadrado-Poschke模型进行了扩展，推导出区位-就业格局理论模型。

(一)财政福利性支出、家庭部门决策与相对价格

财政福利性支出(gc)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它与非农产品消费具有互补性，因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能促进就业与人口聚集，相反则会导致人口流出，由此，财政福利性支出的互补特征会诱发家庭部门对非农产品的消费(φc为诱导指数)，提升其消费效用。据此，则家庭部门在收入约束下的最大化效应决策模型可表示为：

(Ⅰ)

其中，s为家庭部门储蓄，ca与cm为家庭部门对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消费量，ua与um为家庭部门对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偏好度，pa与pm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wa与w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工资，ra与r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利率，la与l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投入量，ka与k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资本量。求解模型(Ⅰ)的LM函数公式为：

(1)

其中，λ为货币效用。按一阶最优化条件，可得非农产品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2)

(二)财政生产性支出、生产部门决策与相对工资

政府对非农部门征税，并以财政农业生产性支出、非农生产性支出去诱导生产，前者主要通过提供道路、桥梁等设施以降低“冰山成本”，以及通过公共部门研发投入提供公共技术，为社会生产提供“智力”支撑，后者则主要通过提供水利工程、灾害预警等以减少灾害损失(孙正，2014)。就生产领域而言，相比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道路、桥梁、公共技术、灾害预警等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其中非竞争性是规模报酬的主要内在动力，构成生产溢出的源头，能促进生产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自发市场激励无法保证帕累托最优，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来提供道路、桥梁、公共技术、水利工程、灾害预警等。在此方面，辛冲冲等(2017)的实证表明：财政农业支出显著地驱动了农业经济活动，刺激了农业经济增长；在财政农业支出较大的地区，优化农业支出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会产生正效应，而在财政农业支出较少的地区，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财政农业支出产出效率越高，农业经济增长越低，部分地区存在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低效率运作。

生产部门在成本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模型为：

(Ⅱ)

其中，t代表税率水平，φa与φ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诱导指数，xa与x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产出水平，aa与a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θa、θm、βa、βm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按一阶最优化条件，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相对工资水平为：

(3)

(三)市场出清与相对资本

假设金融市场出清，当经济处于稳态时，则储蓄等于投资，并用于资本折旧和配备新资本(由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决定)，设δa、δm，na、nm为农业、非农部门的折旧率与人口变化率，则有：

lawa+lmwm+kara+kmrm-(paca+pmcm)=(δa+na)ka+(δm+nm)km

(4)

根据模型(Ⅰ)的一阶最优化条件，可得价格水平为：

(5)

(6)

根据模型(Ⅱ)的一阶最优化条件，可得工资、利率水平为：

(7)

(8)

(9)

(10)

假设产品市场出清，则农产品市场、非农产品市场存在：

ca=xa

(11)

cm=(1-t)xm

(12)

将式(5)～(12)表示的价格、工资、利率、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代入式(4)，则有：

(13)

式(13)表明“投资效用”等于“储蓄效用”。设农业和非农部门的金融市场均出清，则有：

(14)

(15)

将式(15)除以式(14)，可得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相对资本为：

(16)

(四)自发激励、财政诱导与就业格局

城乡劳动力转移是拉力(非农产品和农产品相对价格p决定的恩格尔效应)、推力(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相对工资w决定的鲍莫尔效应)和吸纳力(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相对资本k决定的资本吸纳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记ν1、ν2、ν3分别为拉力、推力和吸纳力作用指数，则有：

lm

la=pυ1wυ2kυ3

(17)

将式(2)、(3)、(16)代入式(17)，并考虑政府预算约束，则城乡就业格局模型为：

(Ⅲ)

模型(Ⅲ)表明，就业格局是人口(na、nm)、产业(xa、xm)、公共品(gc、ga、gm)等组成的系统，由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资本吸纳效应决定(等式右边前3项)，公共品则通过三大效应诱导就业格局。

另外，由模型(Ⅲ)还可以看出：虽然高税率对非农产品生产不利，会延缓劳动力转移，但是它可通过增加财政生产性、消费性支出，加快诱导劳动力转移；反之，亦然。很明显，政府应权衡税率，以诱导劳动力转移。

假设政府目标是寻找最优税率以诱导最大化城乡劳动力转移。求解模型(Ⅲ)要注意gc、ga、gm是税率t的隐函数，因此，首先将约束函数分为三个，即：

gc=txm-ga-gm

(18)

ga=txm-gc-gm

(19)

gm=txm-ga-gc

(20)

(21)

显然，就现代经济长期增长本质，以及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而言，一味强调减税并非是政府的最优决策，税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支出问题。面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竞争性，政府应利用税收为社会提供具有非竞争性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道路、桥梁、公共技术、水利工程、灾害预警等。不是利用政府强力介入具有私人竞争性生产领域，去招商引资，为争夺人力资本提供各种优惠措施，而是要为落后农村与中西部地区提供摆脱低水平生产“陷阱”提供市场空间保护、非竞争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可持续公共要素投入体系。随着老龄化加速，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争夺加剧，落后地区产品销售空间扩展面临发达地区的强力挤压，若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转轨平衡充分发展轨道，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先富帮后富，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的至关重要环节。

(22)

(五)区位关联与就业格局

(23)

其中，F(·)为外地人口、产业、公共品等情况，W 为空间权重指数矩阵。由于农业不具有就业聚集能力，服务业虽有此能力，但其依赖于工农业发展，依据工业发展状况，存在四种就业聚集。一是省内就近聚集。省内各地工业强大，引发劳动力就近聚集。二是省内层级聚集。省内工业滞后地的劳动力向超前地区聚集。三是省际跨域聚集。工业滞后省份的劳动力向超前省份聚集。四是省际回流聚集。工业滞后省份状况改善，引发回流聚集。

(六)财政诱导就业格局的路径

将政府最优诱导下的约束函数式(18)、(19)、(20)代入式(23)，则有：

(24)

式(24)给出了最优财政支出诱导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其中：

三、财政定向：中国就业格局诱导效应

(一)实证模型与空间溢出效应

从理论模型出发，借助空间建模技术分三步推导实证模型，并获得空间溢出效应公式。

(25)

其中：ηs、ηt为空间或时间异质，指各地特有因素如矿产资源或某些年份的重大事件对就业格局的影响；j为人口、产业、公共品与异质外的所有因素。对式(25)取对数，则有：

ln (lma)=ηs+ηt+ψcln gc+ψaln ga+ψmln gm+ψxaln xa+ψxmln xm+ψnln xn+Wln F(·)+ ξln j

(26)

记公式(26)中ln(lma)为l，记人口、产业、公共品矩阵(ln gcln galn gmln xaln xmln xn)为x，记参数转置系列(ψcψaψmψxaψxmψn)T为β1，记ln j为z，则存在：

l=ηs+ηt+xβ1+Wln F(·)+zξ

(27)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记ln F(·)为xβ2(β2为空间关联系数)，则有：

l=ηs+ηt+xβ1+Wxβ2+zξ

(28)

式(28)将就业格局分为四大部分:异质η、本地效应xβ1、外地效应Wxβ2和遗漏效应zξ(即“所有遗漏”因素对就业格局的影响效应)。

第二步：基准模型。显然，式(28)中“所有遗漏”因素间具有空间外部性，即有：

z=ρWz+ν

(29)

z=(In-ρW)-1ν

(30)

其中，ρ为空间关联系数。式(30)由式(29)变形所得，将其代入式(28)，则有：

l=ηs+ηt+xβ1+Wxβ2+(In-ρW)-1νξ

(31)

遗漏因素如法律、习俗等会渗透至人口、产业、公共品以影响就业格局，设为线性渗透，即：

(32)

其中，γ代表渗透率。将式(32)代入公式(31)，可得：

l=ρWl+(In-ρW)(ηs+ηt)+x(β1+γ)+Wx(-ρβ1-ρWβ2)+ε

(33)

记：

τs=(In-ρW)ηsτt=(In-ρW)ηtα1=β1+γ α2=-ρβ1-ρWβ2

(34)

则式(33)变为：

l=ρWl+τs+τt+xα1+Wxα2+ε

(35)

式(35)是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PM)，如果就业格局还存在路径依赖，则SDPM可扩展至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DSDPM)，这是基准模型，公式表达为：

l=σl-1+ρWl+ϑWl-1+τs+τt+xα1+Wxα2+ε

(36)

其中，σ、ρ、ϑ为时间依赖、空间依赖、时-空依赖，统称路径依赖。

第三步：备选模型。对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DSDPM)，若无时间依赖、时-空依赖，则为SDPM。对SDPM，若无自变量交互，则为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PM)，若只虑z的外部性，不考虑渗透性，则为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PM)。这样，本文备选模型有SDPM、SLPM和SEPM，对应形式为：

SDPM l=ρWl+τs+τt+xα1+Wxα2+ε

(37)

SLPM l=ρWl+τs+τt+xα1+ε

(38)

SEPM l=τs+τt+xα1+z z=ρWz+εt

(39)

根据式(36)，即可获得就业格局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改写式(36)为：

l=(I-ρW)-1(σI+ϑW)l-1+(I-ρW)-1(xα1+Wxα2)+(I-ρW)-1(τs+τt+ε)

(40)

然后，在特定时点上，式(40)对第k个变量求偏导，即为短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

[∂E(l)/∂x1k…∂E(l)/∂xnk]=(I-ρW)-1(Iα1k+Wα2k)

(41)

类似地，在长期中，若式(40)对第k个变量求偏导，即为长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

(42)

矩阵(41)、(42)对角元素均值是直接效应，其他所有行(或列)元素的均值则为间接效应。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按理论模型信息并参考文献成果，将变量指标、经济含义与计算方法列于表1。

就业格局。由于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以及资本吸纳效应，农业劳动力在各地释放，从农业部门流出，并在全国(3)不包含港澳台。下同。范围内向非农产业聚集，所以就业格局可以用非农产业就业比例与农业产业就业比例衡量，指标设定为各省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除以各省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

人口指标。考虑群体外出目标是务工收入，这与地区经济差距有关，经济欠发达地区易发生劳动力群体外出务工，而经济发达地区则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接纳地。群体外出会使本地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农村社会网络联系趋于松散，缺乏情感和亲情的联系，劳动力会对本地的归属感减弱，外出务工的心理成本较小，这会引起更多劳动力外出；接纳地则恰好相反，由于常驻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容易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家庭社会网络，会降低外出务工的风险(潘静 等，2014)，所以选定人户分离(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和省际经济差距(各省份人均GDP/全国人均GDP)。

表1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产业指标。尽管服务业也能聚集就业，但它是为生产、消费服务，引入模型会掩盖本质，而且当工业与户籍人口偏离时，滞后地区的就业岗位、工业品双重不足，超前地区正好相反，从而出现劳务换工业品循环，其边界与出口相关(彭国华，2015)，所以设定为工业偏离(工业占全国之比/户籍人口占全国之比)与出口程度(A省出口值×汇率/A省GDP)。

公共品指标。尽管理论上分为福利性与生产性支出，但对统计年鉴中23个子项归类上，学界没有取得共识。如赵志耘等(2005)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科研支出、财政教育支出作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而金戈等(2010)在研究公共品支出与经济增长时，则将公共品支出分为纯生产性支出、纯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消费混合性支出。纯生产性支出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有助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纯消费性支出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进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生产-消费混合性支出则包含了前两者的效应，既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够增进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对此，考虑两大类都是通过诱导生产或消费来影响就业格局，并且教育支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体传媒、科技支出、农林水务、交通运输最为直接，所以将这些设定为公共品指标，既规避了归类争议，又具有政策操作性。

研究区间与对象为2007—2015年31个省份，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2007年为起点是基于数据可比性(此前财政子项经常调整)，以及之后出现国际贸易上升瓶颈。

本研究的权重矩阵为地理近邻0-1权重矩阵，在模型参数估计时，进行了行标准化处理。

(三)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估计参数用Matlab 2011软件完成。实证时，检验并确定最合宜模型至关重要，分为四步：

第一步：检验是否引入SLPM和/或SEPM。SLPM确定就业格局的空间外部性，SEPM确定“遗漏因素”的空间外部性。从表2可知：在空间固定效应、时间随机效应冲击下(LR空间固定效应检验显著、LR时间固定效应检验不显著)，就业格局与“遗漏因素”均存在空间外部性，不过，后者限于局部(第3列中(稳健)LM空间滞后显著，LM空间滞后显著，稳健LM空间误差检验不显著)。可见，应引入SLPM和/或SEPM。

表2 非空间面板模型估计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统计指标在0.1、0.05与0.01水平下显著。

第二步：检验是否将SLPM和/或SEPM扩展至SDPM。SDPM确定自变量的空间外部性。从表3可知：在空间固定效应、时间随机效应冲击下，就业格局存在自变量的空间外部性，因为，检验显示，既不能认为只存在就业格局的空间外部性(第4列空间滞后的Wald和LR检验均显著)，也不能认为就业格局只受到“遗漏因素”的空间外部性影响(第4列空间误差的Wald和LR检验均显著)。所以，应将SLPM和/或SEPM扩展至SDPM。

表3 包含空间和时间特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注：*、**、***分别表示统计指标在0.1、0.05与0.01水平下显著。

第三步：检验是否将SDPM扩展至DSDPM。DSDPM检验可确定就业格局演进是否存在路径依赖(或调整)。表4表明就业格局是动态演进(LR统计量显著)，存在时间路径依赖(就业格局(-1)的参数为1.0352，显著)与时-空间路径调整(W×就业格局(-1) 的参数为-0.1693，显著)。可见，应将SDPM扩展至DSDPM。

至此，可以确定，DSDPM为最合宜模型。参数估计见表4。

表4 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注：*、**、***分别表示统计指标在0.1、0.05与0.01水平下显著。

第四步：稳健性检验。

数据处理稳健性检验。实证模型构建时，考虑了“所有遗漏”因素通过外部性与渗透性对就业格局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对自变量的溢出效应解释方面，理解为以人口、产业、公共品为“载体”的影响，这种影响难以分离，可借鉴殷李松等(2017)的解释。对于数据处理的稳健性，本文以现有文献中常用的人口变量，如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人口知识结构(知识化，16～65岁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人口空间结构(城镇化)以及工业产值等替换模型自变量，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都会下降。另外，采用一般文献中只保留不含西藏的30个可比样本，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表明DSDPM仍是最合宜模型。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地理近邻0-1行标准化权重矩阵，并没有将省际经济距离、地理距离考虑在内，对此，借鉴林光平等(2005)的研究，采取省际经济距离加权和以经纬度为基础的地理加权，构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以检验结果是否稳定。结果表明，DSDPM的拟合效果最优，尽管估计的系数大小有所差异，但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也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可靠。

(四)财政定向：中国省际就业格局诱导效应

对表4的参数，根据式(36)编写并运行程序，可获得短期视角下，财政支出子项在诱导就业聚集的空间效应，直观显示为图1。

图1 财政支出对就业格局的短期诱导效应

由图1可以看到：

第一，省内分散聚集：社会保障(-0.08)、农林水务(-0.06)、文体传媒(-0.04)、教育支出(-0.03)。明显地，财政投入能使农村社保完善，教育改善，娱乐丰富，农业增收，则农业人口在短期内多选择向本地非农产业部门聚集。

第二，省际回流聚集：交通运输(-0.29)、教育支出(-0.06)、社会保障(-0.04)、文体传媒(-0.03)、农林水务(-0.01)。这是因为交通运输可为跨省贸易、资本投资提供便利，财政在教育、社保、娱乐、农业的支出会释放恩格尔效应，两方面共同诱导劳动力回流聚集。

第三，省内层级聚集：科技支出(0.05)、环境保护(0.03)、交通运输(0.02)、医疗卫生(0.01)。这是因为高水平医疗人才稀缺、交通运输于大中城市的工业品分销有利、环境具有信息不对称下的不对称监管(从农村至省会，人口越密集，破坏环境越易被举报、监管和惩治；反之，容易规避惩治)、科技人才是稀缺资源，所以这些会诱发就业层级聚集。

第四，省际层级聚集：环境保护(0.05)、医疗卫生(0.03)、科技支出(0.02)。非平衡发展下，破坏环境在发达省份中容易受到惩治，在落后省份则与经济增长间有博弈；另外，在医疗、科技人才争夺方面，发达省份处于优势地位。这些会诱发劳动力的省际层级聚集。

对表4的参数，根据式(36)编写并运行程序，可获得长期视角下，财政支出子项在诱导就业聚集的空间效应，直观显示为图2。

由图2可以看到：

第一，省内分散聚集：科技支出(-1.15)、医疗卫生(-0.48)、环境保护(-0.10)。这是因为：短期内，这些因素会诱导省内层级聚集，也就是从乡村至省会，科技、医疗人才越往上越密集，环境保护越往上越易达成共识。长期累积下来，就是科学技术、医疗技术、环保监管技术进步越来越快，并且会借助于技术设备、医疗设备、监管设备“固化”下来，并从上向下推广、渗透、扩散开来，这样，若排除了时间迟滞效应，即在长期视角下，科技、医疗、环保方面，除省会有“寡头源头”优势外，地市、县乡则是均等的，这会诱发就业分散聚集。

图2 财政支出对就业格局的长期诱导效应

第二，省际层级聚集：科技支出(1.64)、环境保护(0.89)、医疗卫生(0.73)、教育支出(0.39)。与省内分散聚集不同，发达省份与落后省份间，即便排除时间迟滞效应，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教育支出方面，不同省份占据不同的“寡头优势”，环境保护方面，基于缩小省际经济差距的期望，落后省份与经济增长的博弈更明显，这样会导致省际层次聚集。

第三，省内层级聚集：农林水务(8.48)、文体传媒(3.20)、社会保障(2.38)、交通运输(0.95)、教育支出(0.39)。省内短期分散聚集，于长远则是层级聚集。这是因为，县乡教育多是向外输送人才；农业人口就近向非农部门聚集后，则会不断提升技能、知识、眼界等，长远地会向县市更高层次聚集；交通运输则是物流、资本投资的载体。

第四，省际回流聚集：农林水务(-8.61)、文体传媒(-3.86)、社会保障(-3.17)、交通运输(-2.71)、教育支出(-1.06)。诱发省内层级聚集的因素，自然会引发省际回流聚集，因为省内层级聚集就是各省经济持续增长的就业支撑，交通运输既为工业品分销提供便利，也为资本跨省投资提供便利，所以有助于省际回流聚集。

四、财政定向：中国就业格局诱导策略

从长短期、省内省际视角，将财政支出子项在诱导就业聚集的空间效应及诱导类型汇总，列于表5，即可获得各财政支出子项诱导就业格局的策略。

第一，社会保障、农林水务、文体传媒、教育支出要采取偏向农村投入的策略。这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具有：首先，短期内会诱发农业劳动力就近向非农部门转移；其次，长期内自发诱导非农劳动力向县市聚集；最后，非平衡发展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会诱发劳动力回到所在省份的非农产业部门聚集(回流聚集)。对此，若采取偏向农村投入策略，短期内有利于农村的全面振兴，而长期则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交通运输方面，财政支出可采取无偏向策略。这是因为就省内而言，就业会沿着道路体系，从乡村城镇至县城地市，再到省会的层级聚集；省际层面上，则沿着交通体系，出现回流聚集。鉴于还有近半人口在农村，流向是层级聚集，所以顺其自然。交通体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对于近半人口在农村背景下，是必不可少的投入，并且长远来看，人口向乡村城镇至县城地市聚集则是普遍规律，因此财政在交通运输方面支出，则应根据人口、就业聚集流向，适时动态调整，适度即可。

表5 财政支出对就业格局的诱导策略

第三，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技支出要采取偏向中西部省份投入的策略。这是因为：这些方面的投入就省内而言，尽管短期内是层级聚集，但长期则是就近聚集，这于平衡充分发展有利；另外，就省际而言，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层级聚集，即这些方面会引发就业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中国的非平衡非充分发展方面，最为主要的是东中西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由于中西部发展不充分，而支撑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中西部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只有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技支出方面采取偏向中西部省份投入的策略，才能减缓或逆转。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财政支出通过福利性支出、农业生产性支出、非农生产性支出诱导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和资本吸纳效应的释放，作用于就业格局，存在明确的机理与路径。

第二，区位视角下，非平衡发展模式中省际就业格局存在四类聚集：省内就近聚集、省内层级聚集、省际回流聚集、省际层级聚集。

第三，财政在社会保障、农林水务、文体传媒、教育上的支出，会诱导省内短期就近聚集、长期层级聚集以及省际回流聚集；交通运输支出会诱导省内层级聚集与省际回流聚集；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技支出，会诱导省内短期层级聚集、长期就近聚集以及省际层级聚集。

(二)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支出农村偏向策略。根据财政支出诱导类型，应在社会保障、农林水务、文体传媒、教育支出方面采取偏向农村投入的策略，以推进乡村振兴。对此：一是推动养老、社保、文化、教育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二是加强对农村医疗硬件设施投入，注重医疗机构成员的培训；三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提高农业综合附加值；四是加大农村水利、生态环保、科技推广投入，构建农业防灾与保险相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

第二，财政支出中西部偏向策略。根据财政支出诱导类型，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技支出方面要采取中西部偏向策略，因为这些方面具有自强化特征，若无财政支出偏向战略，省际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诱发劳动力的省际层级聚集。对此：一是按户籍人口匹配原则配置高水平医疗人才，通过财政支出补偿形式，缩小区域间的医疗人才收入水平差距；二是加大对中西部省份医疗硬件设施投入；三是加大财政对中西部环境保护与科技方面的投入。

第三，财政支出在交通运输投入上的均等化策略。消费、生产的“通畅便利”与交通运输体系分不开，存在劳动力沿着交通运输体系的省内层级聚集与省际回流聚集，所以财政支出在交通运输投入方面要实施均等化策略。对此：一是量质齐升，振兴交通运输体系的服务档次，不仅仅是硬件提升，更重要是服务水平提升；二是加强政府财政在交通运输体系的多点合一、资源共享、公共信息平台等方面的建设投入，提升使用效率与社会满意度；三是完善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拓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运输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