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识别及演进逻辑*

李少惠 王 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 730000）

1 引言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完善，既是一项政治议题，也是一个学术热点，在新时代语境下，更是构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与公共服务交叉融合的概念，作为公共文化的实现形式[1]，公共文化服务为公共文化发展营造广阔的公共空间[2]，充分发挥其培育共同核心价值观念的功能[3]；作为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对公民文化需求满足及文化权利实现的诚意交待。自2005年官方文本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建立覆盖城乡的六级网络、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保障基本文化权益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在政策的思维中，公共文化服务不再只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拥有更多的价值导向[4]，是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5]。毛少莹认为公共文化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实现公共文化权利为核心的价值理念[6]，邢娟提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应遵循“以民为本”“服务均等化”“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原则[7]。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是政府为协调并保障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基础性公共文化服务而制定的相关计划措施[8]，通常表现为文化法规、文化规划、文化纲领性意见及操作性办法等多种形式。我国最早的公共文化政策是1982年文化部出台的《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改革开放至2000年的政策复兴期和2000年以后的快速发展期[9]，从注重政治意图到迈向经济理性再到回归人本价值，最终完成文化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有机协同[10]。在此过程中，政策价值内涵不断丰富，包括以民族精神、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以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为内容的经济价值和以个体文化权益、文化自由、审美追求为基础的社会价值[4]。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作为政府履行职责、管理文化事务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价值取向是什么？不同时期价值元素的分布结构如何？为何呈现出不同的演进结构？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政策演进逻辑的追问。为科学地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拟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以2005—2018年间中央出台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借助QSR 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以期通过对承载于政策文本之上的价值理念的深入挖掘，把握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结构及演进逻辑。

2 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基本文化需求满足、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国家意识形态巩固、国际文化认同获得等目标[11]而频繁地出现于官方文本，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公共文化机构指导运行和公共文化经济支持与保障等领域出台得最为密集[9]。其中，制定公共文化设施相关政策的意图是平衡供需结构，提升供给效率，引入PPP模式的政策研究试图为私营机构进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供现实可行性[12]。现阶段比较成熟的投资管理模式有“政府—文化单位”模式、“一臂之距”模式和市场分散型模式[13]，因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不成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依赖于政府主导，亟需在立法规定、组织领导、资金投入和制度管理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多重保障机制[14]。以图书馆、文化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的是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要的职责。闫静通过对中美两国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系统梳理，对比分析二者的不同政策特点并就深层原因进行探析[15]；肖希明等学者以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尝试摸清其在整体建设、经费保障、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政策需求[16-17]；夏洁秋提出博物馆应强化其公共教育功能、构建宽松的准入制度以及合理开发公共空间[1]。无论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还是公共文化机构的运行都离不开经济支持和法律保障。经济领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主要包括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投融资政策的探讨[18]。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投入不平衡，供给主体单一，资金利用率较低是制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因素[19-20]。因此，政策制定需在加大投入、优化支出、鼓励多元参与等议题分配更多注意力，落实到地方层面，有学者对黑龙江、陕西、甘肃等地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细化研究，总体上都基于理论指导—制约因素—完善建议的思维框架[21-23]。对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的研究，广东省于2011年初步尝试设立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24]；苏州市于2015年出台《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办法》，明确图书馆等单位应当通过辅导、交流和培训等形式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业务指导[25]。这些地方的探索与实践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提供了整体思路，促进了2016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

任何政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26]。对公共政策价值的回顾与梳理，对于厘清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意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共政策价值表达的是集体偏好和系统原则[27]，一般包括公平、可持续、效率、效果、公开、开放和公共责任等价值[28]，在政策制定时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在政策执行中强调有效性、结果效用的导向[29]。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由注重效率转变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30]。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形态中，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31]；生态建设政策追求公平性、参与性、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等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平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则经历了“平均—效率—公平”三次价值取向的转换[32]；胡敏从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三个价值标准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33]；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落地之举，其核心价值涵盖了公平、均等化及与之相关的公益性、多样性、便利性和普及性等内容[34]。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发展脉络及涵盖内容进行了丰富研究，但并未超越表面化的政策文本，尤其缺乏与公共政策价值的结合，对承载于政策文本之上的价值取向关注较少，更缺少从量化分析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挖掘的研究。这为本文的拓展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以2005—2018年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关键词筛选、编码等步骤挖掘隐藏于文本背后的价值追求，并尝试解译不同时期价值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关键在于甄别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内涵，为确保政策内容高度契合研究主题，确定以下搜集原则：①相关性原则。根据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在政策搜集中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文本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涵盖内容及目标要求有明确规定。②权威性原则。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分析，需在筛选环节确定政策颁发主体的权威性及政策类型的规范性。本文选取中央层面正式颁发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部门规章等政策文本。需特别说明的是，国家或文化部颁布的发展规划尽管不是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但作为指导文化建设的专项规划，一方面可以客观反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文化发展规划的连续性发布为从时间维度考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演进提供了可能。所以本文将国家或文化部的五年发展规划中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的部门纳入研究数据库，最终得到有效政策文本共计123份（共680 506个字符）。为便于数据统计与分析，文章将2005—2018年的政策文本按五年规划的时间进行合并，由此形成2005—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国家层面颁发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3份，依次编号 NCP1（共 176 256个字符）、NCP2（共 293 053个字符）、NCP3（共211 197个字符）。

3.2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方法是对文本或其他符号资料的度量，本质上是一种编码[35]，其非直接介入性使得研究过程受研究者主观影响较小。同时，编码过程可被重复检验且编码结果也可被逐级追溯，进而能够确保研究的信度。在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们以此为分析工具，对政府职能转变测量[36]、公共服务注意力配置[37]、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变迁[32]、科技创新政策演变[38]、教育政策逻辑[39]、安全生产问责制度发展脉络[40]等进行了探究。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是政府颁布的表面化、静态型的文本资料，通过对文本信息的深度挖掘，将定性的文字信息转换为定量的直观数据，以期科学把握政策文本内隐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结构。QSR NVivo11是一种用来处理半结构或非结构化定性资料的质性分析软件，本文借助该软件将不同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非结构化的文本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试图超越表面化的文本记忆，厘清隐藏于政策文本背后的价值取向。

3.3 技术路线

本文借助NVivo11的自由节点编码功能对文本进行编码和探索性研究。经典扎根理论（Classic Grounded Theory）强调编码过程中理论在资料的系统整理和深入挖掘中的自然涌现，而非事先提出先验性的假设（Glaser,1967）。沙茨曼（Schatzman,1991）[41]提出运用“维度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框架来组织资料或达成对资料的理解，即根据分析资料和研究问题确定研究框架，设定对应的编码节点进行更为细致的编码。本文的研究意图本非通过逐级编码实现理论抽象，而是依循一个确定的分析框架，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类型和内容进行分类，并实现概念操作化。具体步骤为：借助ROST4.6分词软件筛选高频词并提炼关键词；按概念类属将选定的关键词归于所确定的分析维度，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取向树状节点框架；然后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操作后的政策话语进行逐句逐段编码，依托编码结果对各项价值意蕴分阶段统计。文章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归纳不同时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结构，并结合特定历史背景，挖掘政策演进的内生逻辑。

4 研究过程

4.1 分析维度确定

公共政策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取向的行动引导[42]。确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的分析维度不仅要借鉴文化政策建构的分析视角，而且要结合公共文化的特定功能。麦圭根以西方国家为经验提出文化政策建构的三种话语结构，即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公民话语[43]。其中，国家话语源于“国家干预”理念，强调国家作为主导力量发挥文化重塑灵魂功能以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个人；市场话语受经济理性假设和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产生，文化机构运作及服务提供需以市场和顾客满意为标准；公民话语意在通过发生于公共空间的交流、批判对文化政策的制定产生作用。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纯粹的单一话语体系比较罕见，通常表现为三种话语结构同时存在和相互交糅的情形。洪明星[44]对麦圭根的理论工具进行修正，提出“国家—市场—社会”模型并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进行全面分析。

政府以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在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34]，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实现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45]。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形态前置”特征[46]成为政府主导推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理论预设和动力来源。新时代语境下，提供更加接地气和普遍受欢迎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应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意在解决供需错位、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中除了追求效率目标，还需兼顾社会公正、和谐、进步等价值因素[47]。而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政府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隐认同于公民生活的点滴，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始末，最终促进文化共识的形成。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层次的价值理念，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确定为实现政治认同、追求社会效益、培育公民理性三个维度。

4.2 建立树状框架

我们将实现政治认同、追求社会效益、培育公民理性确定为树节点，子节点的建立按照软件筛选高频词与人工提炼关键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文借助ROST4.6对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剔除低于总词频5%的词语；在此基础上，回到政策文本中对高频词进行词意分析，去掉无实质意义的“加快”“领域”“面向”“发展”等词汇，确定本研究的高频词词库；最后从高频词词频库中结合本文的分析维度逐步提取、凝练关键词，以此作为内容分析的子节点。树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取向树状结构

4.3 文本编码

编码过程依托NVivo11软件按树状框架进行。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既具宏观指导意义，又有微观针对性，因此对信息量大、涵盖内容较丰富的部分逐句编码，对信息量小、涵盖内容单一的部分逐段编码，遵循“参考点—子节点—树节点”的编码层级。其中参考点即为反映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意蕴节点信息的词语或句子；子节点由高频词凝练的关键词表示；树节点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追求的价值理念。当某一政策语句所表达的内容涵盖多个节点时，我们需要结合原文语境进行语意判断，为保证对文本信息的准确编码和充分披露，允许同一条政策语句编码为不同的子节点，最后按照政策编号进行三阶段编码，待编码完成后按照参考点进行数据统计。

4.4 编码结果统计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秉承的价值理念、体现的价值内容所占百分比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所有政策文本体现的价值类别中，追求社会效益价值以45.31%的比重高居榜首，实现政治认同则以36.33%的比例位列第二，排在第三的是培育公民理性价值，只占18.36%。从体现内容看，数据分布较为不均。在政治认同方面，“政府主导”和“适时回应”覆盖率较高，分别占17.76%、占10.38%，在所有内容中排第一和第三的位置；而“先进文化引领”占6.19%、“执政党利益”占2%。在社会效益价值取向中，“增强活力”占16.77%、“公平均等”和“技术先行”都占9.98%、“资源整合”占8.58%，这四类内容的覆盖率相对落差不大。体现公民理性的“需求满足”占7.98%、“权益保障”占4.99%、“文化参与”占4.79%，“公民义务”的话语最少，仅占0.60%。

表1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类别及体现内容的比例分布

5 研究发现

笔者基于时间序列维度对 2005—2018 年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内涵进行识别和确定，以编码分析结果为依据，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发展脉络，客观呈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结构并进一步挖掘价值演进的基本逻辑。

5.1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结构

根据NVivo11编码结果绘制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占比图，直观反映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治认同、社会效益、公民理性三类价值意蕴的序位明显不同：第一阶段，政治认同作为主导性价值统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第二阶段，社会效益构成统领性价值指导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第三阶段，三种价值的落差逐步缩小，政治认同与社会效益并驾齐驱，公民理性紧随其后共同牵引着以治理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价值演进态势上，政治认同整体呈下降趋势，社会效益呈上升走势，公民理性呈现“低比例高稳定”的演进趋势。

图2 2005—2018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序位

5.1.1 主导性价值阶段波动较大，基本性价值地位日趋重要

第一阶段呈现的价值结构为政治认同＞社会效益＞公民理性，三种价值由高到低呈阶梯式分布；在第二阶段，社会效益遥遥领先于政治认同与公民理性，三种价值呈山丘型分布；第三阶段里，三种价值在平衡稳定的序位中略有波动。总体来看，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初步建立时期，实现政治认同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任，它作为价值基线进入政策话语体系履行政府责任，回应社会需求，充分体现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中国特色价值导向。进入2010年以来，追求社会效益作为主导性价值牵引着政策走向，意在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供给方式的多样性和服务内容的数字化，实现城乡、区域、群体间公益性文化成果享用的协调均衡状态，在政策文本中具化为频繁提及的“均等化”“社会力量”“市场化”“数字文化服务”等内容。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三种价值保持了基本的序位：社会效益＞政治认同＞公民理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差异区间。公民理性作为基本性价值，在思想引领及行动策略中体现为保障文化权益、满足文化需求、鼓励个体参与及明确公民义务等内容，特别强调以基本文化权益为导向，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推崇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吸引力，制定政策需重点关注的价值内容，处于日趋平稳、日益重要的位置。

5.1.2 政治认同：突出政府主导与适时回应，愈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实现政治认同的价值追求中，体现政府主导与适时回应的政策话语占比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服务自身属性所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并具备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无法完全交由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有效提供。政府作为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服务的承担者，对于普遍性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和公益性文化成果的均等享用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公共观念、社会归属感及文化认同感有积极作用[48]，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协调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重视和主动回应利于提升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进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力度及接受传统文化的约束程度构成了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精神养分滋养着民族、社会团结稳定地向前发展。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现代化创新对于增强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49]。这与近年来文化部连续出台的戏曲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支持性政策所秉持的价值理念相吻合。

图3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体现“政治认同”价值比例变迁图

5.1.3 社会效益：重视社会化供给和数字化服务，始终坚持均等化使命

转型期“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映射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体现为政府主导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资本进入的政策设计。在互联网普及、自媒体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满足公共文化的全域需求，完成文化惠民的落地目标客观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及服务方式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演进不可避免地契合着这一导向，体现“增强活力”的文本信息在三个阶段稳步增长，表明实现主体及投入多元的社会化供给是政策制定的关注热点，也是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重点。从第二阶段开始，表达“技术先行”的政策话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一阶段该信息的覆盖率为2.56%，第二阶段暴增至10.57%，第三阶段稳增至12.43%，说明注重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创新与便捷化体验方式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结网生根”“触手可及”，成为踏上时代新征程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重要走向。不可回避的是，从公共文化服务进入政策议题开始，均等化既是重要使命也是核心目标。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均等化的概念，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均等化思想体现在有关城乡、地域、特殊群体以及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成果等信息之中，它直接关系到文化权利的保障、民生需求的满足与公益性质的体现等内容，可以说，对公平和均等化的重视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

图4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体现“社会效益”价值比例变迁图

5.1.4 公民理性：文化权利占据核心地位，公民义务逐渐受到关注

公民的概念不仅包括了权利而且还有责任[50]。公民理性价值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权利享有和义务履行两个向度的内容。其中权利享有涵盖了主体意识觉醒、文化需求满足、文化权益保障及文化参与维护等内容，义务履行则涉及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爱护、公共文化空间的遵守以及公共文化活动的筹备等内容。从编码结果和统计数据来看，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演进中体现权益保障及需求满足的政策话语覆盖密度显著高于文化参与及公民义务，文化权益第一阶段占比7.69%，第二阶段占比6.91%，文化需求第二阶段占比8.54%，一跃成为在公民理性价值导向话语中受到热点关注的内容。这一时期保障文化权益和满足文化需求是政策的重要导向，进入新时代，更要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优质高效、差异化、新业态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所以在第三阶段文化需求再次以9.04%的占比领先于其他内容。需引起重视的是，公民义务这一政策话语在第三阶段“破零”，表明政府在维护公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权利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义务履行，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多次提及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拥护，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爱护及合规使用等内容。

图5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体现“公民理性”价值比例变迁图

5.2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演进的基本逻辑

图6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价值演进的基本逻辑

5.2.1 以遵从党政意志、礼敬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执政党领导，传达政府意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同时引导社会思想风气，巩固社会意识形态。在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从指导思想到目标任务都明确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具体工作部署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农家书屋建设中要保证每个书屋拥有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公益性文化活动开展要依托传统节目、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可以说，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正确导向下进行，将党政意图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纲领性规划和操作性办法中。政策文本中的“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等内容印证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演进中的上述逻辑。

5.2.2 以保障公民权益、促进服务均等为基线准则

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为逻辑起点[51]，文化权益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最普遍和最主要的还是对文化成果的享受权和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权。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由享受国家所提供的文化成果、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微观层次上的效果是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宏观层面上则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贡献之一。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而充分发挥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技术新产品的作用，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不因地域、城乡、民族、身份等差异影响人们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质量和数量，正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具体来说，以保障公民权益、实现服务均等为基线准则在政策文本中体现为：第一，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以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把握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质，广泛开展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第三，加强面向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文化关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社会公平。在编码过程中，“统筹城乡、突出基层”“保障基本、促进公平”“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化、便利性的要求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加大对‘四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根据特殊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等政策话语，就很明显地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上述逻辑和特征。

5.2.3 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文化治理为行动目标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和意义是培养合格公民[52]，让公民充分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这一方面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意识，调动其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利于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可以说，注重个人体验的公共文化服务是进一步优化供需对接、满足百姓基本文化需求的适宜之举。现阶段，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常见形式就是公民个人的参与，以社区为依托的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及企业的参与等[53]。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着力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在活力，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热情，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建立多元共治、高效运行的现代治理结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对“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的具体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是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由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要求建立有决策功能的理事会，这一制度性安排凸显了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性质，对于提升公共文化机构的内部治理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有重要意义。

5.2.4 以推进资源整合、创新数字服务为技术工具

公共文化资源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石，推进资源整合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上的创新。依托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对载体资源、文化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及制度资源进行“再造”，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其社会效益[54]。随着网络化和数字化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运用数字化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促进资源整合，打通不同类型、部门、地域的公共文化资源利用壁垒，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优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是新时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盼的必然选择。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就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将散落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馆藏资源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融合不同资源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最终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化服务的过程[55]。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发展来看，技术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运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丰富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和供给；第二，通过资源整合形成规模优势来提升文化内涵和综合效益。比如，201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要以文化惠民工程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资源共建共享为重点，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服务新业态”。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再次强调“整合利用闲置学校等现有城乡公共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再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法律的权威来保障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和数字服务的互联互通，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重视资源整合利用，创新服务供给方式的重要举措。

6 结语

伴随着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围绕文化设施建设、载体搭建和活动组织等内容展开，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成为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责的重要抓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出台的数量不同、内容迥异，源于不同时期政府所追求的价值理念的不同。价值追求表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工作的基本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内在逻辑。以中央层面颁布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 ROST 和 NVivo 软件，通过分析维度构建、关键词筛选和文本编码等过程，笔者总结归纳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结构，并推断了价值演进的基本逻辑。然而，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现成数据库，鉴于文本编码的现实可行性，本文仅筛选了中央层面典型且紧密相关的政策文本，文本覆盖面小；另一方面对政策的价值识别建立在实现政治认同、追求社会效益、培育公民理性的分析框架内，价值维度建构过程易于理解和操作，但过于简单并且各维度有交叉重合部分。这些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空间，也是笔者下一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