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
[摘要]档案人文关怀价值近年来受到国际档案界颇多关注,其与档案情感研究关系密切,是档案情感价值的具象分支之一。论文聚焦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人文关怀对象取向,与档案工作者和利用者两种人文关怀对象比较,提出其存在形式和功能定位上的特殊之处,即存在形式层面档案内容反映者表现出群体具象性、社会性和形成逐步显像化的特征,功能定位上表现出影响可持续与价值可扩散特性,最后提出基于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两种人文关怀实现路径,即解档与建档。
[关键词]人文关怀档案内容反映者对象取向档案情感价值
[分类号]G270
Analysis on Archives Refle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 Object Orientation
Zhang Zhixiong
(Department of Library,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
Abstract: The value of archival humanistic car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archives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ffective value of archives research and is one of the figurative branches of archives’ emotional valu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bject orientation of the archives,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two humanistic objects of archivists and users,and propose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its existence form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The group’s figurative,social and gradual visualization features,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shows the influence of sustainability and valu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and finally proposes two humanistic care realiz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archives content reflecters,namely,the solution and documentation .
Keywords: Humanistic Care; Archives Content Reflecters; Object Orientation;Affective Value of Archives
2018年国内外档案年会已落下帷幕,一些会议将“档案的人文关怀价值作为热点话题,积极倡导尊重人性、以人为本,发挥档案的人文关怀作用”[1]。人文關怀即“人本位”,探讨其对象取向问题非常必要。英国、加拿大及新西兰年会都传达出人文关怀的一个特殊对象——档案内容反映者[2]。我国新时期的档案事业发展需要融合和创新,我国档案界应积极跟进,关注这一特殊对象。
1文献回顾
就人文关怀对象而言,国内档案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关注对象集中在“互联网+”、公共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视角下的档案工作者及档案利用者。如杨静等对“互联网+”下的档案馆公共服务人文理念进行了探讨[3];徐海静从公共档案馆社会责任研究入手,提出要对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人文关怀[4];向春华以公共档案馆建设为背景,提出“要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突出人文关怀”[5];陈今冠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下的人文关怀作了思考[6];卫奕等提出人文关怀是“获得理想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根本途径”[7]。
国内图书馆学围绕人文关怀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读者和馆建两方面。如商晓帆提出图书馆人文关怀的重要内容是“尊重读者权利和保障图书馆员权益”[8];倪丽萍提出“数字图书馆在建设中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9]。
综上,国内档案学及图书馆学人文关怀的研究较多关注工作者和利用者。关于档案内容反映者,虽然实践中有涉及,但理论界目前还未看到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旧式的人文关怀对象取向的分析得出其原因,并分析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人文关怀特质,最后提出基于不同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人文关怀实现措施,以期为新时期档案事业创新发展作出理论贡献。
2旧式的人文关怀对象: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
人文是“一个与‘人’和人性有关的文化概念”[10],关涉“人的生存、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以及人的利益、需要、创造和发展”[11]。人文围绕人本身展开,针对人本身的关爱、关照或关注则构成了人文性质的关怀。简言之,人文关怀就是“人对人本身的自我关怀”[12]。需注意的是,自我关怀并非仅指自己作用于自己,而是指人类间的互相作用。因此,强调人本位的人文关怀,认识其关怀对象是要领之一。英国和爱尔兰档案文件协会2018年年会“聚焦‘人’这一中心词,将档案相关方细分为四类——‘档案形成者’‘档案管理者’‘档案利用者’和‘档案记录中的人’”[13]。
2.1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
人文关怀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没有缺位,表现为重点关注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其以开展民生档案服务和建设档案人才队伍为表现。
开展民生档案服务关怀档案利用者。我国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把以人为本作为档案工作的核心,努力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档案信息的利用需求”[14]。很明显,我国档案事业将档案信息利用作为执行以人文本理念的现实体现。实践上,“最多跑一次”“馆社联动”“全覆盖”“一站式”等口号也证实了当下的档案民生服务热潮。这种便民服务理念的渗入实质上是对档案利用者的人文关怀,是一种对需求的关照,是一种对需求能否满足以及能否便利实现的关注。
档案工作者角度的人文关怀进展。如2018年9月20日,档案从业人员健康保护专题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会上有学者提出“从加强档案职业健康保护科学研究、运用绿色设备改进工作环境、建立科学的工作方法”[15]等方面关注档案工作者的健康问题;再如2018年中国档案学年会,聚焦新时代档案工作者的使命,“关注档案工作者的自信与使命担当”[16]。可见,档案工作者已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人文关怀对象。
综上,我国档案人文关怀的对象取向集中在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两方,是一种旧式的档案人文关怀对象取向。旧式并非代表重要性降低,并不意味着应漠视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档案利用者仍是我国档案人文关怀的重要对象。2018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的民生工作,并提出“要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工作建议[17]。可见,民生问题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档案民生服务也应是推进我国档案事业向前发展的一大主力,以民生问题导向的档案利用者依然是人文关怀对象的重要取向。
2.2静态、空间的人文关怀对象取向观
我国现阶段档案事业人文关怀对象取向表现出静态性和空间性特征,即静态、空间的人文关怀观构建了我国当下以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为目标的人文关怀对象取向。
基于空间逻辑下的馆建背景,我国档案人文关怀对象取向模糊了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主体。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是档案馆的重要主体组成部分。前文已提,我国档案学界较多以档案馆作为人文关怀的空间架构,如将公共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作为人文关怀的寄居场所。该种逻辑是将空间中的各个要素与人文关怀进行关联,档案工作者和来馆利用者便自然成为受关注对象。
静态视角下的对象取向促使档案内容反映者被忽略。静态视角即当下视角,关注当下较紧急事项。我国档案事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蓬勃发展,档案民生服务风生水起,但历史与未来也不容忽视,兼顾并行才是明智之举。
3.档案人文关怀价值增值的重要抓手:档案内容反映者
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关怀取向弥补了静态、空间取向观的不足。国内外一些档案部门或其它社会组织已将档案反映者作为档案人文关怀的对象之一,这正是档案人文关怀价值增值的重要抓手。因为档案内容反映者是动态、时间人文关怀观下的对象取向,具有区别于档案工作者与利用者的明显特质。
3.1国内外的档案内容反映者
档案内容反映者也被称为档案记录中的人[18]。这一特殊对象以战争背景和社群背景之分呈现为两类[19],与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国内视角,抗战老兵这一群体最能代表档案内容反映者。走访抗战老兵并为其建档,使其个人贡献成为共有记忆,是对老兵们的肯定与尊重,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如肥西县档案局为当地抗战老兵建立口述档案,查访预受访对象的主要经历、健康状况、生活起居习惯等,抢救这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活历史”“活档案”[20]。
国外视角,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于一战期间成立的国际战俘局(the International Prisoners of War Agency,IPWA)便收集了很多文件。其中一类文件的收集具有明确的目的——开展人文关怀。这类文件是交战国在冲突期间提交的400,000页囚犯名单,以及IPWA根据这些名单创建的囚犯姓名的索引文件[21],用于帮助囚犯与其家庭取得联络。IPWA虽不属于档案机构,但利用了相关档案进行人文关怀,发挥档案的人文关怀价值。其中人文关怀的对象——囚犯,是这些档案的内容反映者,他们既不是档案工作者(IPWA工作人员),也不是档案利用者(各交战国)。IPWA冠以这些囚犯文件档案之名,赋予其人文关怀价值。再如2017年,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原住民照片档案命名项目,“帮助了众多原住民找回年轻时的记忆、失散的家庭成员或居住过的老屋旧址,传递出档案机构对原住民的人文关怀”[22]。此外,相关案例还有美国的艾滋病故事项目(the HIV Story Project)[23]、英国BBC利用档案帮助失智症患者恢复记忆[24]等等。可见,不论是历史战争背景,还是现实社群视角,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人文关怀对象在国内外档案界已有所表现。
3.2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存在形式和功能定位
相比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对象取向在人文关怀视角下,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缘由在于档案内容反映者较之于其它两者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功能定位。
较档案工作者和利用者两种人文关怀对象而言,档案内容反映者在存在形式层面表现出群体具象性、社会性和形成逐步显像化的特征。首先,档案内容反映者的群体具象性。具象相对于抽象,档案内容反映者之于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更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这得益于这一关怀对象的具象特性。其次,档案内容反映者的群体社会性。人文关怀虽然面向个人,强调人本身,但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档案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映射着社会中的种种群体。如国际战俘局档案关涉到的一战囚犯群体、艾滋病故事项目关注的HIV感染群体等,均反映了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人文关怀对象对推进档案人文关怀视角投向整个社会的作用。最后,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形成逐步显像化,即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两种生成方式(已形成的和潜在的档案内容反映者)都表现出档案内容反映者的显像化过程。一种是相关档案已形成,但公众对于其反映的群体并不了解,在经过主动利用或公布开放后使其面向公众,从而逐步显像化。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关注的土著士兵,通过展览报道等手段,“肯定他们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現,揭示他们在战后遭遇的偏见或歧视”[25],使得公众得以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这一群体。另一种是相关档案未形成,但存在某一有记录价值或记录需求的群体,通过记录建档使其成为档案内容反映者,从而传递人文关怀。这种记录式的人文关怀行为直接推动了相关档案内容反映者群体的显像化。如艾滋病故事项目,通过记录HIV感染者的故事向外界宣传这一群体的现状,使公众深入了解该群体。
所以,内容反映者作为人文关怀的对象,与相关档案是否已经形成无关。因为档案人文关怀的最终成果不绝对是记录或建档,档案在人文关怀中充当的只是一种工具。如国际战俘局收集已形成的囚犯名单档案开展人文关怀,最终结果是帮助囚犯们与家人取得联系;加拿大原住民照片档案命名项目以及艾滋病故事项目也只是通过档案这一工具传递人文关怀。
档案内容反映者作为档案人文关怀对象,其表现出影响可持续与价值可扩散的特性。人文关怀的对象具有群体性,如前文所列举的档案工作者、利用者及内容反映者几类。价值可扩散是指档案内容反映者接收到人文关怀后,其价值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档案事业,还会进一步扩散到整个社会。如有学者提出“关注档案内容反映者,就是拓展档案的社会性,从人的角度展现档案与社会的关联”[26],即档案内容反映者充当了档案与社会的联结纽带。影响可持续是指基于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人文关怀实践,其影响时间久于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两方的关怀。这是由于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存在形式特征所致,即某一群体更加具象,其人文关怀的实践方式更加可行,所产生的作用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参考性。如对战争中的士兵、难民或囚犯和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人群等不同性质的群体开展人文关怀需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针对性和可参考性的价值表现与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截然不同。
人文关怀视角下,档案内容反映者与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并非分离对立。一方面,档案内容反映者与档案利用者可能存在交叉。当档案利用者利用的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档案时,档案内容反映者与其重合,如婚姻档案利用。另一方面,对档案内容反映者进行人文关怀需要档案工作者的参与。需注意的是,以上三个群体只是档案人文关怀对象的三个取向,不存在质的区别,三者均是档案人文关怀价值发挥的“窗口”,只是档案内容反映者以后者之姿,表现出一种增值的作用。
3.3动态、时间的人文关怀对象取向观
档案内容反映者作为人文关怀对象,表现为一种动态、时间的对象取向观。动态、时间的人文关怀观下,档案内容反映者被容纳到档案人文关怀对象集合中。档案内容反映者的选择后于档案工作者和利用者,静态到动态、空间到时间的转变与之呼应。这是一种回顾与瞻望的选择,对应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形成逐步显像化中的前述两种情况。具体而言,其一,回顾已形成档案中的被记录者,如战争中的相关群体。只有经过相关保管机构公布,其所记录的群体才可能走入公众视野。其二,瞻望有记录价值或记录需求的群体。如艾滋病故事项目通过建档记录感染病毒群体的心路历程,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发声平台,并向全社会传递正确的认识。然而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形象仍存在诸多误解,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对这一群体的档案人文关怀实践表现为当下,但意义却是长久的,是对解决未来问题的当下贡献。
可见档案内容反映者这一人文关怀对象新取向是基于动态、时间的逻辑而被选择,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瞻望。
4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人文关怀门径:正向与反推
档案内容反映者的形成逐步显像化正是在人文关怀实践的推动下实现,进而具象化并具备社会性。所以,基于相关档案是否形成视角可将档案内容反映者的人文关怀门径分成两路,即正向解档和反推建档。
4.1历史视角下的正向解档
解档即对相关档案的开发利用。但在人文关怀视角下,此种开发利用不同于传统的认知。传统将档案的开发利用视为档案部门对馆藏档案进行著录、编研等工作,以举办展览、出版刊物等方式公之于众,实现利用。但具有明显实践性人文关怀的历史视角下的正向解档更具主动性和对象性。
主动性表现在档案部门或其他组织的“代利用”行为,而对象性是指对目标群体的锁定。开发利用档案进行人文关怀的目的在于触发社会的情感共鸣。因为“档案能够引起人情感变化的作用只有在档案被利用者利用时才能显现”[27],其中“被利用者”而非“利用者”的表述,体现了档案部门或其它档案拥有机构的“代利用”行为。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公布土著士兵的生活,是对这一还未显像化的群体的“推广”,档案的凭证价值通过档案馆代土著士兵群体(或其后代)利用而实现,关涉群体更具有针对性,即针对于档案内容反映者——澳大利亚土著士兵。
4.2现实视角下的反推建档
反推建档针对相关档案还未形成,但存在有记录需求或记录价值的群体,即潜在的档案内容反映者而开展,其通过建档传递人文关怀,使潜在群体成为档案内容反映者。其实,这种逆向逻辑在档案界已有使用,其中就有通过建档来保护、传承、开发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保定市义春楼白肉罩火烧加工技艺的档案化建设”[28]。此种对非遗的档案化行动与关注潜在的档案内容形成者逻辑相似,均通过一系列档案行为实现某一目的。
不过,人文关怀视角下,借助档案化手段关注潜在的档案内容形成者,需注意主体间性的把握,而非主客体性。主体间性“不是在主客二分基础上主体征服、形塑客体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基于交往活动的平等理解关系”[29]。主体间性是对人本位理念的践行,在选择潜在的档案内容反映者作为人文关怀对象时,应注重相关的隐私保护、意愿征求、利用协商等。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的档案潜在用户研究”(项目编号:18CTQ03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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