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

汪诗明

〔提要〕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区域主义具有开放属性。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开展合作不仅是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逻辑要求，也符合南太平洋岛国对多样化援助的需求，更有利于这一地区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开放属性、中澳都反对贸易与投资领域保护主义的立场以及双方都重视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等，为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中澳对外援助理念的差异，澳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南太政策的误解，美欧等国的干扰等，使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仍面临挑战和阻碍。中澳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可就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事务建立对话或磋商机制，并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一带一路”等框架下探讨可行的合作路径。

〔关键词〕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开放的区域主义、中澳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19）1期0054-21

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简称“南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地理因素及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南太地区的区域主义具有开放属性。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是南太岛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摆脱贫困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与前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在南南框架下向包括南太岛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对南太岛国提供发展援助，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与它们开展务实合作，受到了南太岛国政府与人民的普遍赞誉，但却引起了视这一地区为其“后院”的澳大利亚的猜疑、不满和指责。因此，准确了解南太岛国诉求，正确处理中澳在南太地区的发展合作，对深化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保持中澳关系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太平洋岛屿区域主义的开放性

与传统的区域主义不同的是，太平洋岛屿地区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地理位置独特。太平洋岛屿地区通常被分为三大文化区，即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这一地区地理跨度大，绝大部分岛屿分布在赤道两侧的南北纬30度和东西径130度之间的热带海洋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位置独特，它虽然不与某个大洲相接连，但无论是北美洲、拉丁美洲，还是东亚、东南亚，都与其有较为便捷的海上联系通道，这就决定了太平洋岛屿地区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区域。第二，地缘经济的影响。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地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三的主要经济体都位于这一地区，世界主要市场以及主要人口也都在这一地区集聚。因此，太平洋岛屿地区不可能置身于亚太地区之外。第三，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太平洋岛国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在取得民族独立或自治之后，这些岛国都把国家治理的中心转向经济和社会方面，但由于人口少、底子薄、自然资源缺乏，加上较为频繁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岛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与挑战，而它们自身又无力应对与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区域内国家联合自强外，还需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太平洋岛屿区域主义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开放性。1971年8月5日，斐济、萨摩亚、汤加、瑙鲁、库克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惠灵顿成立了南太平洋论坛（TheSouth Pacific Forum）。该论坛的成立意味着南太地区的事务进入到由本地区国家主导的新时代。2000年10月，南太平洋论坛正式改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The Pacific Island Forum）。论坛的宗旨主要是加强论坛成员在贸易、经济发展、航空、海运、电讯、能源、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协调。2016年，法属波利尼西亚、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加入论坛，论坛成员数量达到18个。

近年来，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区域主义开放属性越来越显著。其表现之一是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有影响力国家的不同形式的参与持开放或欢迎态度。从1989年起，论坛决定邀请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出席论坛首脑会议后的对话会议，这是该地区区域主义创新发展的表现之一。1991-2007年间，论坛接纳了欧盟、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意大利为对话伙伴。2013-2014年，古巴、土耳其和西班牙成为论坛对话伙伴。在2018年9月举行的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上，托克劳作为准成员出席，东帝汶、瓦利斯和富图纳、亚洲发展银行、英联邦秘书处、联合国、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太平洋地区各种区域性组织委员会也悉数派代表与会。越来越多的对话伙伴和观察员使太平洋岛国论坛成为一个特色鲜明且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

二是次区域主义的发展。太平洋岛国独立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同处于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中，但其中地理上相对接近、种族及其文化有更多渊源、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较为一致诉求的国家更容易形成范围相对较小的次区域集团。比如“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就是由美拉尼西亚国家组成的次区域组织。

有人认为，次区域组织或次区域主义的出现是区域主义影响力下降的征兆。如果是基于传统区域主义的视角，这一观点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如果从开放的区域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区域环境或合作架构中，次区域组织或次区域主义的出现不应被视为对区域主义的分离或冲击，而应视为一种补充或发展，区域组织或区域主义照顾或解决不了区域内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关切，而次区域组织或次区域主义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或短板。事实上，次区域组织或次区域主义也脱离不了区域组织或区域主义，鲜有次区域组织或次区域主义会脱离区域组织或区域主义而自行其是。“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團”于1993年7月22日就签署了局部自由贸易协定（Partial Scope Agreement），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但该集团成员均参加了太平洋岛屿自由贸易协定、南太平洋区域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等。

二、中澳在南太地区的合作基础

中澳同为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且己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在南太地区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南太地区的多样化发展需求以及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应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决定了两国有必要在南太地区开展合作;南太地区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中澳两国都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以及两国都重视发展与南太岛国之间的关系，都为两国在这一地区开展合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一）中澳在南太地区合作的必要性

1.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要求

自1972年建交以来，中澳双边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己连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商品进口国。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两国领导人同意将中澳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表示，愿同澳大利亚加强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和协调，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反恐等方面合作，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如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毕晓普女士为纪念澳中建交四十五周年而写的一封贺信中所肯定的那样：“澳中双边关系是基于强有力的经济、贸易和投资联系，大量高水平的交往项目以及范围广泛的合作，是基于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18年在第五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也指出：“希望澳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拓展交流与合作，确保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名副其实。”不难看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是对已有双边或多边交流与合作成果的肯定，又是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种规划或指引。深化和拓展双边合作范围以及加强区域性乃至国际性事务的协调与合作，是双方共同的意愿。由于南太地区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且这一地区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在这一地区开展合作不仅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题中之义，也符合这一地区有关各方的利益。

2.南太岛国多样化发展需求为中澳合作提供了动力

南太岛国的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渔业、林业为其主要产业。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对国外援助依赖明显。尽管在实现非殖民化后，这些岛国都把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成效不显。这一地区如要摆脱贫困，需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力度。此外，南太地区存在多样化的援助需求，无论是美国、澳大利亚，还是中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提供众多南太岛国所需要的援助。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力情况，依托自己的产业或行业优势，并根据南太岛国的实际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比如，中国在农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或经验，并愿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近年来中国向南太岛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派出农业专家和技术小组、建立示范农场、兴建学校和体育场馆、派遣医疗队等。中国还帮助南太岛国兴建基础设施，如修建道路、桥梁和发电站等。同样，澳大利亚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产业或行业，如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社区治理等。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援助重点是帮助南太岛国解决基本民生问题，这是后者保持政治稳定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提或基础;而澳大利亚的援助则关注南太岛国的经济增长、私人企业的发展、妇女和儿童问题、社区治理等。这两方面都事关南太岛国的生存与发展，缺一不可。这就决定了中澳两国在南太地区开展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现实意义。

3.南太地区非传统性安全议题需要中澳加强合作

南太地区是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前沿或典型区域之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南太地区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大，如全球气候变暖、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超出南太岛国的治理能力，需要包括中澳在内的有关国家携起手来。

（1）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面向2030》（UNESCO Science Report：Toward 2030）提到：“气候变化似乎是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环境问题，因为它已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社会经济领域。气候变化的后果可以从农业、粮食安全、林业甚至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看得到。”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现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而一些小国如南太岛国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无辜受害者，气候变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岛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让它们有生存之虞。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小国家尤其是南太岛国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资金援助。中国是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以及缔结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有力支持者，中国不仅以身作则，向国际社会做出大幅减排的坚定承诺，而且愿意向中小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与八个太平洋岛屿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就强调了加强多边协调的重要性，重申“中方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向岛国提供节能环保物资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开展地震海啸预警、海平面监测等合作”。中国设立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有30亿美元，中国承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项目合作。澳大利亚也是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支持一方，且对美国退出气候巴黎协定的单边行为表示反对。斯科特·莫里森上台后不久就重申澳方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缔约方，因为这一协定对太平洋国家“非常重要”。支持南太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环境变化会致这一地区出现大量的环境难民，进而影响到区域稳定与安全，这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是一大潜在威胁。可以看出，在维护全球气候稳定以及帮助南太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方面，中澳两国有着共同愿景。

（2）打击跨国犯罪。海洋通道的独特性使其容易成为跨国犯罪的温床。近年来，国际犯罪团伙盯上这些偏远且缺乏资源的南太岛国，并利用这些地方运送毒品。如2017年8月初，法国海军就在南太平洋截获一艘南美洲驶往澳洲的游艇，并搜出重达1. 46吨的可卡因。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已经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对南太岛国的政治治理进程产生危害，如滋生腐败、妨碍良治等。针对上述情况，《2017年澳大利亞外交白皮书》提到了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包括在侦破毒品犯罪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重要性，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双边法律与司法合作来打击对澳大利亚构成严重犯罪威胁的重要性。

此外，在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海盗行为以维护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方面，中澳两国可以开展某种形式的合作，如情报交流、反恐和反海盗联合演习等，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这不仅符合中澳两国利益，也对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有益。

（二）中澳在南太地区合作的可行性

1.“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中澳合作提供了空间与机遇

“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是太平洋岛国根据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现实环境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憧憬而做出的一种战略抉择。这一理念在为南太岛国赢得了更多合作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援助国之间开展合作提供了空间。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些岛国经济总量小，远离世界主要市场，运输成本高，但它们对世界其他经济体持开放态度，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合作机遇。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该国总理彼特·奥尼尔（Peter 0'Neill）在谈到与中方合作的重要性时说：“对巴新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的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与中国进行合作，我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而让机会从身边溜走。”事实上，巴新曾经是澳大利亚长期托管的国家，独立后的巴新仍与澳大利亚保持密切关系。这种特殊关系让巴新受益颇多，比如，澳大利亚提供给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有一半以上是流向巴新的。在此背景下，巴新仍对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抱有浓厚兴趣，也为中澳未来开展第三方合作创造了机遇。

2.两国都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在南太地区的合作是在践行这方面的理念

中国主张贸易和投资便捷化和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保护不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政策……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澳大利亚国内市场不大，潜力有限，是一个依赖国际市场驱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国家，是开放经济的受益者。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特恩布尔2018年6月19日在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会议致辞时说：“习主席谈到保护主义时说，这就像是把自己关进黑屋子，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我用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比喻，我说，任何认为保护主义是让你摆脱低增长陷阱的阶梯的人都是在开玩笑，这不是阶梯，这是将这个陷阱挖得更深的铲子……所以保护主义不是答案，这就是我们问心无愧地倡导自由贸易的原因……所以我们双方都致力于扩大自由贸易，推动市场更加开放。”两国在反“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方面所肩负的共同责任以及为维护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规则方面做出的承诺，不仅有利于双边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也为两国在南太地区的合作埋下伏笔。

3.两国都重视发展与南太岛国的关系

《2017年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是这样描述澳大利亚与岛国之间关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他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东帝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对澳大利亚具有根本意义。我们与这些邻居的关系是存在己久的并将持久下去。我们之间的纽带是移民、教育，在很多情况下还有历史联系。”正因为如此，在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战略中，南太地区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1983年，澳大利亚就超过英国成为南太地区最主要的援助国。虽然近几年澳大利亚对南太岛国的援助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這一地区最大的援助国。

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关系源远流长，与太平洋岛国的正式关系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1990年起，中国就派政府代表出席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2002年9月，太平洋岛国论坛驻华贸易代表处在北京正式开馆，此举大大促进了太平洋岛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合作。2006年4月，中国一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与合作论坛在斐济成功举办。论坛期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宣布了加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六项重要举措，涉及投资、农渔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扶植岛国发展经济等方面。2013年11月8日，第二届中国一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与合作论坛在广州召开。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议发言时强调，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斐济，并与同中国建交的八个国家元首进行了集体会晤。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太平洋岛国，说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一支，太平洋岛屿国家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对接便利。可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新的平台。2018年6月21日，巴新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成为首个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太平洋岛屿国家。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巴新期间与同中国建交的八个岛国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晤，就深化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交换了看法，一致同意将双方关系提升至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合作有着牢固的基础、广阔的前景和不竭的动力。

4.两国已在多边舞台上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中澳同为国际性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是多边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两国都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和平与安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目前，中澳双方正在为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而共同努力。多边合作需要大局意识、妥协态度和合作精神，否则多边合作就难以取得成效。这些为两国在南太地区的合作提供了经验积累与有益参照。

三、中澳在南太地区合作面临的挑战或障碍

澳大利亚未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致使其对华立场存有偏见;中国对南太岛国的援助理念和做法与澳方有很大差别，澳方对此心怀不满;美欧等国纷纷调整南太战略，以此阻挠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援助与合作，这些都对中澳在南太地区的合作构成不容轻视的挑战或障碍。

（一）澳方对中国南太政策的疑虑和误读

中国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禀持正确的义利观，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上述理念指引下，为让南太岛国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中方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与合作力度，这是中国履行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责任使然。然而，有些澳大利亚政客、学者和媒体认为，中国可能会谋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实现其对弱小国家的影响力。洛伊研究所的乔纳森·普赖克说： “中国令人瞩目地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它颠覆了现状，引发焦虑，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澳方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南太政策缺乏全面的认识与评估，致使一些政客和媒体人在对华问题上患上了焦虑症，认为中澳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会给澳政治制度带来威胁，而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又被认为是对地区秩序的破坏，进而损

害了澳国家安全利益。澳大利亚不仅拒绝中国华为公司参加澳5G网络建设，而且以安全为由阻挠所罗门群岛履行与华为公司签订的承建海底光缆工程的合同。这种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以及怀着冷战思维看世界的僵化模式，无疑会对中澳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二）双方援助理念存在差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和帮助受援国纾危解困以及改善民生，不附加政治或其他方面条件，且把援助重点放在减贫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教育培训等领域。另外，中国在提供援助时信守承诺，不仅受到受援国的欢迎，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与很多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理念是“为了在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有效地建立起某种共同体，必须使援助的程序和内容能在援助和援助者的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使援助能够反映出援助者政治的优越性”。澳大利亚在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援助时注重援助的结构、细节、透明度，坚持对援助项目的审查以及可验收原则，希望受援者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其他价值观念等。当澳方的这种援助战略与政策在受援国一方引起不满时，澳方便迁怒于中国，指责中方援助不透明以及可能让受援国出现“债务陷阱”等。

（三）美欧等国的干扰为中澳合作带来挑战

“大洋洲被视为一个大国施加影响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空间”，冷战时期，“这里常被看作是盎格鲁-法兰西-美利坚的湖，西方国家在此施展‘战略拒止政策”。冷战结束后，美欧国家纷纷淡出这一地区。然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扩大，引起美欧等国的不安。为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日渐提升的影响力，美欧等国给中国贴上“霸权”的标签，并不时祭出各种战略或举措来遏制中国。美国不仅在2012年喊出了“我们又回来了”的口号，而且近年来在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增加美国外交人员数量。美国还计划于2020年前在巴新设立美军办事处。为阻止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在巴新开展基建业务，美国甚至拿出了对冲方案，联合澳大利亚对抗中国的意图明显。在2018年11月莫尔斯比港APEC峰会期间，美国提议与澳方一道重建巴新的马努斯岛（Manus Island）海军基地。美方毫不掩饰此举之用意，就是遏制中国在南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響，并抗衡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作为澳大利亚的重要盟国，美国的相关举措无疑将对中澳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形成干扰。中国崛起为南太地区的重要援助国和合作伙伴，也引发英法等国的焦虑与不安，纷纷出台应对之策。英国在全民公决脱欧后便重新定位南太地区，并计划于2019年底前在瓦努阿图、汤加和萨摩亚设立使领馆。法国亦不甘寂寞。一方面，法国加强与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合作。在澳法两国签署《澳大利亚与法国防务合作协定》十周年之际，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2016年称法国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并由法国公司为澳大利亚建造新的潜艇。另一方面，法国强化其对一些南太岛国的影响力。2013年，法国宣称其“政治和海洋影响力来自太平洋的属地（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2018年5月，马克龙总统访问新喀里多尼亚，引发广泛关注。英法强化在南太地区的存在，并对中国增加对这一地区的援助以及扩大合作范围持戒备心理，势必会对澳大利亚的南太政策产生牵动，进而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

四、中澳南太事务对话机制与合作路径

在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下，虽然产业之争、市场之争日趋激烈，但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单边主义或以邻为壑乃至对抗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中澳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其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基于此，双方在南太地区可探讨或强化如下的对话机制与合作路径。

（一）对话机制

两国曾就人权、双边经贸合作展开过战略对话，并且取得了预期效果。如今，中澳仍保持外交与战略对话机制。在两国政治家看来，这种对话机制对于双方加强了解、增信释疑是非常必要的。就在澳中关系因澳方的种种不友好的言行而致政治交往几近中断时，两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018年11月7-8日，澳大利亚新外长马里塞·佩恩（MarisePayne）应邀访问北京，并出席第五轮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这是澳大利亚外长时隔两年多再度访问北京，被外界视为两国关系启稳回暖的表现。恰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只要澳方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并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消除双方间的“互信赤字”，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而非威胁，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与合作的事情，那么中澳在南太地区的合作就一定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后坐力”，也必然受到这些岛国的欢迎。

本着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尊重岛国联合自强以及平等参与地区乃至国际事务的宗旨，中澳两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就援助、投资、贸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议题可尝试建立以下对话机制：（1）太平洋岛国论坛内的对话机制。中国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并且专门任命了对话特使。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加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澳方也建立相应的机制，与中方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框架内建立双边对话机制，对于沟通与协调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2）在现有的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框架下，设立两国南太平洋事务工作组，就中澳两国在南太地区的援助、投资与贸易以及双边与多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力争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3）建立中澳和南太岛国三方磋商与对话机制。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南太地区排名前两位的援助国和主要的合作对象，对这些岛国来说，澳中双方的援助差别较大，但都很重要，两者无法相互取代。南太岛国对中澳在这一地区的合作是有期许的。

对话机制是因问题而建立，旨在加强沟通，消除分歧，找到双赢或多赢的合作方案。构建中澳有关南太岛国事务的交流与对话机制，不仅有利于双边互信的建立，对两国在南太地区的合作亦有益处。

（二）合作路径

1.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合作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贫困状态早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如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等。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宗旨不谋而合。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是南太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在联合国框架下，中澳两国可以在涉南太平洋地区的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有效合作，对消除这一地区的贫困以及增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如2018年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关中国对太平洋地区发展援助情况的报告也确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三边合作领域。

2.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框架下开展合作

太平洋岛国论坛是这一地区最广泛也是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每年一次的论坛会议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作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国，中国与八个建交岛国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是论坛成员国，而且一些重要的合作议题与澳方的提议或支持不无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很多议题虽与岛国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等息息相关，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及有效的组织与协调机制，一些议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如2005年出台的“太平洋方案”（The Pacific Plan）描绘了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良治和安全的美好愿景，但其效果一直不甚理想。如果把太平洋岛国论坛作为一个合作平台，中澳两国就南太岛国最为关心且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议题或项目（如教育培训、健康医疗、蓝色海洋保护等方面）携手合作，不仅能给南太岛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提升这些岛国开展集体行动的信心，也能消除澳中之间的某些隔阂，增进互信。以教育培训为例，近五年来，中国政府为南太岛国举办了数十期各类技术培训班。澳大利亚有很好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管理制度，设有为岛国培训青年领导人技能的经常性项目，中澳两国可以在教育培训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健康医疗是南太岛国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持续援助的领域。参加第五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的澳大利亚新外长马里塞·佩恩对此展望说，健康领域将是两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一个潜在的合作项目，她同时证实，中澳两国己在巴新就疟疾防治进行合作。

3.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这一倡议持质疑态度，维多利亚州却对这一带来诸多机遇的倡议情有独钟。2018年10月25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在墨尔本举行签署宣布仪式。这是中方与澳大利亚各州政府签署的首个“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在发布仪式上说，该备忘录的签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既展示了维州对华合作的深厚基础，又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在基础设施、工程设计、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机遇。维州政府致力于将维州打造成对华合作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维州政府这一率先之举的示范效应不言而喻。而中国与岛国的关系己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太平洋岛国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中国在贸易、投资、渔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尚未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但近年来两国官方与民间的交流与合作都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双方就宏观目标、实施方案和步骤及其前景己进行了多轮磋商，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岛国某个项目上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澳方加深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为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提供经验积累。以巴新为例，中国己与巴新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巴新是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最重要的援助对象，中澳两国在巴新基建方面开展合作的前景可期，而“一带一路”就是一個便利的合作框架。马里塞·佩恩对此表示，澳大利亚欢迎中方加大对澳投资，“一带一路”合作可以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献。

五、结语

中国和澳大利亚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都重视发展与南太岛国的关系，双方就这一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等事项展开对话与磋商，寻求共识，并探讨可行的合作路径，这对于南太岛国来说是福音;对于中澳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以及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亦是有益之举。

2013年在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与合作论坛上，时任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长秘书的布莱特·梅森（Brett Mason）在致辞时说，中澳两国存在范围广泛的利益，“澳大利亚也期待与中国就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利益展开进一步磋商，并且就如何更好地提供援助来帮助我们太平洋的朋友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如今，在众人期待澳中关系回归正轨以及澳方屡屡表达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之际，探讨两国在南太地区的合作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说南太地区“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是中澳在这一地区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的话，那么众多岛国为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以及努力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则为中澳提供了合作的内容和动力，而同为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澳在这一地区实现共赢只能是合作，猜疑和对抗对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岛国的利益都是有害的。中国视澳大利亚为国际事务的合作者而非竞争者，中国发展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关系是在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以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无意排挤或取代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南太地区的存在。澳方应以理性的思维和客观公正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尊重岛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只要中澳双方相向而行，那么南太地区就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两国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