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丹国音乐初探

原媛

[摘要]东丹国是契丹（辽）灭渤海国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属国，亦称东辽，存在时间仅短短数十年。但在东丹国统治时期，原渤海国民的大迁徙，却对东丹国一带的民族音乐融合及迁徙地的音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就东丹国对渤海乐的继承进行考证，并运用民族音乐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探究东丹国的民族融合与迁徙对靺鞨民族音乐文化及我国东北地区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契丹（辽）音乐及东北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关键词]东丹国;渤海乐;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满族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9-0110-03

一、关于契丹（辽）、渤海国、东丹国的历史关系及民族构成

（一）契丹（辽）、渤海国、东丹国的历史关系

契丹是曾经驰骋于中国北方大地的一个强悍的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公元916年立国号为契丹，后改为“辽”，公元1125年为金国所灭。

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的渤海国是建立在我国唐朝时期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最初是建立于公元698年，当时称“震国”。大约在公元705年，歸附唐朝，并被册封为“渤海国”。而后公元926年，被辽国所灭。历时229年，创造了“海东盛国”的辉煌。

东丹国是辽朝灭渤海国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附属国，亦称东辽，有东契丹之意。公元926年，辽太祖击灭渤海国，东丹国建都于渤海故都忽汗城，改名为天福城（今中国黑龙江省宁安）。公元 982年，废除东丹国号，东丹国灭亡。

（二）东丹国时期的民族迁徙历史概况

1.东丹国时期大迁徙路线

《辽史》记载：“太宗即立， 见疑， 以东平为南京， 徙倍居之， 尽迁其民……”[1]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灭，当时的统治者担心其犯上作乱，于是太宗便把渤海族人强迁分散到东丹国各地。而其中一些不愿接受辽统治的渤海遗民便进入了朝鲜半岛、中原及鸭绿江流域等。

公元928年，升东丹国的东平郡为契丹（辽）的南京（即今辽宁辽阳北），而后又强行自天福城迁徙渤海遗民若干来充实东平郡。

2.迁入人群（即渤海国遗民）

民族结构：渤海国族人大多数为靺鞨人（即满族先祖），再加上一些高句丽的遗民，此外还有一大批汉人和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

靺鞨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时称“挹娄”，北魏称“勿吉”，隋唐时写作靺鞨，辽宋时期恢复了最早的肃慎名称，但汉语中改译为女真或女直，清立国后，改族名为满洲，即今满族。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自天福城到辽国的南京东平郡这一迁徙地带，唐末至契丹（辽）时期由汉、契丹、靺鞨、高句丽等民族构成。

3.迁徙规模

据资料显示，东丹国都城南迁，大批渤海人被迫迁到辽东地区，仅剩2万余户即10余万人留居渤海国故地。更有学者认为迁徙到辽东、辽西一带的渤海人达到40余万[2]，此数字虽有争议，但不妨碍我们看出迁都工程之庞大。东北地区历史上有多次的民族战争与迁徙、融合，但这是相对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这样庞大的一个迁徙人群，足以对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经文献考证，东丹国时期对以靺鞨族（即满族祖先）为主体的渤海国人的这次大规模迁徙，使靺鞨族遍布现今辽宁境内的辽阳、沈阳一带。后又经过金、清两朝时期的战争与民族融合，使今天辽宁地区聚集了大量满族人口。辽宁省也是如今满族人口最多的地区，有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鞍山岫岩满族自治县等满族聚集地。

二、东丹国音乐、渤海乐、满族音乐的文化概况

从目前可查找的史料中有关对东丹音乐的记载甚少，但笔者认为探究东丹国音乐，其落脚点应在这一期间民族迁徙带来的民族音乐交融上。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对迁徙地古今一些民族音乐文化进细致地梳理。

（一）东丹国音乐：从前文提及的东丹国历史、渤海国遗民迁徙及民族构成来分析，其音乐应由汉、契丹、渤海、高句丽等多民族音乐元素构成。

（二）渤海乐：渤海国文化曾盛极一时，其宫廷音乐甚至对日本音乐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渤海亡国一百多年后，金还传有渤海乐，由此可见其影响力的深远。从后世记载中可看到，渤海乐主要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贵族音乐。如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所显示的。后来，这部分音乐与高句丽及汉族音乐风格融为一体，还流传到了东瀛，成为当时日本宫廷音乐中的一部分。如当代音乐家们挖掘、整理出的渤海国时期传入日本宫廷的“渤海乐”——《新乌苏》就是一例;第二部分是以渤海国土著人为主体的民间音乐。渤海国居民大多是生活在北方的深山密林及江泽湖畔之间，生活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勇猛机智与粗犷乐观的性格。因此，他们民间音乐的风格也极具民族特色。有史料记载，渤海被契丹灭后，迁徙到契丹本土的渤海族人依然在跳着传统的“踏棰”舞。对今天三弦产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渤海琴”也称“锨琴”，是渤海民间极具代表性的乐器。从渤海国时期传入日本宫廷的“渤海乐”中的一些乐曲来看，旋律音阶都是以sol， la， do三音列为核心的五声音阶，这正是现在满族民间音乐的特点。[3]

（三）满族音乐：是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有史可查的满族先世音乐是“渤海乐”，后经女真的“女真乐”和清代的满族音乐发展而成的。今天较有特色的满族音乐主要是歌舞。满族传统歌舞主要有“莽式”和“萨满”歌舞。

综合上述资料分析，东丹国时期的民族迁徙势必为其境内的契丹、渤海、汉、高句丽等民族音乐融合与传承带来了影响，也将对今天东北地区以满族音乐文化为特色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文章第三部分的古今例证对比，可为我们展现自东丹大迁徙后，东北地区民族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状态。

三、历经东丹国民族迁移后渤海乐在今天东北地区的遗存

下文将通过考古文物、复原乐器等佐证，从乐器与舞蹈两个层面，去思考与分析在历经东丹国时期大迁徙后，这些古老民族音乐的发展状态。

（一）从乐器的角度看渤海乐历经东丹国迁徙后的发展

今存满族特有的乐器多是用于跳神活动的单鼓、腰铃等打击乐器。除此之外，本人又有幸发现了当代满族人恩特合达根据《御制增订清文鑒》《皇朝礼器图式》《大清会典》等资料复原的多件今已失传的满族乐器。他查找的史料中多为满文资料，这便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满族音乐研究的原始材料。他复制出的古老的满族乐器让我们更真实清晰地看到了东丹国时期大迁徙后，渤海国乐器的发展与演变。他所复制的这些乐器也已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下面列举三例就恩特合达复制的满族乐器与契丹乐器进行对比。

1.腾格里：来自于满语，汉译为“三弦”，满文文献《御制增订清文鉴》对其有所记载，汉译为：“在用皮所覆盖的琴腔上放置木质的琴把子，在三个琴轸上绷弦，用一

[FL（！@%（0，0，0，60）K2]个弦马垫之而弹拨者，曰腾格里。”

这一乐器我们可从一些辽代考古文物上见到，将其称作“渤海琴” “锨琴”。从“渤海琴”的名字中能判断出它是一件古老的渤海国乐器。众多学者认为它与现今的三弦和日本三味线有密切关系。

2.雅图翰：来自于满洲语，汉译为“筝”，据满文文献《御制增订清文鉴》所载，汉译为：“小于瑟，二十四根弦中以琴马垫之而弹拨者，曰雅图翰。”而据《皇朝礼器图示》所载，满洲笳吹乐雅图翰唯设六弦，该形制为更古老的后金时期乐器，其原型来自蒙古林丹汗宫廷乐队所用。

清文献中记载的这一满族乐器，我们也可从东丹国耶律羽之墓筝，及朝阳辽代古塔的外部雕刻上找到它的身影。

3.法伊旦通肯：来自于满语，汉译为“仗鼓”。《御制增订清文鉴》记载，汉译为“木腔长两尺中略细两侧略阔，两侧绷皮，以筋绳径向穿绑为之”。我们可在朝阳辽塔、东丹国右次相耶律羽之墓版画中见到相似的仗鼓，与唐代流行的羯鼓也十分相似。[BW（S（S，，）][BW）]

恩特合达除复制了已失传的满族乐器外，还根据满文记载，研究了这些古老的乐器曾经在不同场合如何组合演奏，并创作出一些音乐作品。更让我们欣喜的是，他找到了几位与他一样热爱满族音乐的年轻人，组建了名为卡玛萨的满族乐队，用复制的古老满族乐器演奏他研究创作的满族音乐作品。

通过上述三例不难看出这些满族乐器与契丹、东丹时期乐器的渊源及共通性。

（二）从舞蹈的角度看渤海乐历经东丹国迁徙后的发展

《契丹国志》卷二十四《王沂公行程录》记载： “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4]文献中表明，渤海国民俗中，喜庆节日聚会时，人们会一起跳起“踏锤”舞，有学者认为它与东北传统舞蹈大秧歌有着诸多联系。

上述史料中记载的这些热情奔放的满族、渤海、契丹等民族舞蹈，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东北汉族喜庆节日时表演的大秧歌。东北一些民族的舞蹈是极为相似的，常见的基本都是一些有节奏的，并以肩、肘、手腕运动为主的舞蹈动作。东北地区的汉、满、蒙、朝鲜族等传统舞蹈中，以肩、肘的运动就都非常明显。

结语

在研究东丹国音乐的过程中令笔者感受颇多的是，丰富多彩的东北民族音乐是在历史变迁中，北方民族之间不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而产生的绚丽瑰宝。

1.通过对东丹国音乐的探究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虽说整个华夏大地多处分布着满族人，但其中以辽宁省为数最多，这不能不说是与东丹国对渤海国的大迁徙有着极大的关系。

2.东北地区的历史曾有过多次的融合，但东丹国这次民族大迁徙是相对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这样一来势必会对渤海乐，也就是满族先祖靺鞨族音乐在辽宁地区的融合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3.东北地区汉族、满族、朝鲜族等民族音乐文化在历史上的不断融合，为我们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多元音乐文化。

注释：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120.

[2]王旭.渤海国人口变迁与民族特性初探[J].北方文物，2017（01）：84.

[3]凌瑞兰.试论满族音乐历史发展的三大文化圈[J].中国音乐学，1996（01）：40.

[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0.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