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昌其人及故居

林思明

王寿昌先生的巨大功绩是将小仲马的《茶花女》推介到中国来。他没有亲自执笔翻译，而由林纾的生花妙笔制作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文小说，当年给中国社会（而不仅仅是文坛）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素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说。

一、外交部特派福建交涉员的工作

先生有些不为人知的工作，即担任民国初年外交部特派福建交涉员。当年，他的好友甚至认为他不过是“一官自隐”而及时行乐，更有误传他只做了两三年就受人排挤，丢了官，去教法语了。不过，根据近年来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公布的馆藏资料，王寿昌当交涉员从民国二年（1913）到他去世前的1925年（他是1926年去世的）一直未有中断，共有200余件档案，每件短则一二页，长则数十页，详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武昌起义时王寿昌正在汉阳兵工厂任总办（相当于厂长），他不介入任何一方，而到上海避之，大约1913年初回到福建，成为民国政府任命的外交部特派福建交涉员。这个官职的前身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刚刚设置的“交涉使”（并不是每个省都有），一些对外交涉的省份由藩臬两司兼职。后来外交部奏准，派其部中懂外交的干员担任，官职正三品。福建省首任交涉使吴锜，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任驻俄大使馆员多年后试用为代理（但该员似未到任，无记录可查）。到了民国以后就是王寿昌了。福建当年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的外交大省，先后有17国外交人员驻节，对外贸易也较发达，交涉的任务之重非普通省份所能比。

民国初年各省关于出现日人测绘地图的情况

王寿昌的交涉主要集中在对付日本的蚕食行为。在他任职的10余年里，日本对于中国的侵吞野心逐渐暴露，行为也越来越放肆。

当年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全境勘测地图，有六省提出交涉。由于交涉员的文化背景和见识各不相同，交涉的手段相去甚远。在外交部现存的档案中，王寿昌一人的来往文牍约占全国同类档案的一半。他省往往只是“提出交涉”“设法阻止”，相当于表态。王寿昌则细致得多，甚至把日方人员出自何军种的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并且将他们测绘的细节与要点翻译成中文报告外交部。外交部对于日本这种不顾国际惯例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逼使后来日方地图测绘活动不得不转为秘密进行。

对日交涉的另一个要点是遏制日方的各类霸凌事件。日闽有很多生意往来，日治台湾地区和福建的政经联系大大小小事情从不间断，如：日本人购物不遵守中国条例，这类案子日方不听中国官厅指令，或强闯强夺，或钻空子狡辩，无理强三分，导致双方民间纠纷。最典型的，是台省籍人李涂水因涉嫌盗窃被浙籍船舶水手痛打的事件。这件事的起因，日本人硬说成是台江学生把在路上行走之无辜台人掳去痛打。双方各执一词，诉控数月，日本人又耍手腕派军舰进入台江内河炫耀武力。王寿昌凭着对于国际交涉的丰富知识与机智，不激化不退缩，把日本人的挑衅坚决地挡了回去。

李涂水偷窃被殴事件的交涉文件

王寿昌的交涉员生涯还包括了“敌国人民财产管理会”的兼职。1919年，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福建的侨民遣返、财产代管、战后处理（发还及拍卖）也都由他负责。

民国初年，福建省的外交可以说是波澜不惊。这些要归功于王寿昌等学者型干员的理智与勇气。

后来，王寿昌的最小儿子王铁崖（1913年任交涉员时所生）选择了国际法作为留学英国的专业并且最终成为国际法专家，很可能是受其父这段生涯的影响。

二、君子之交的光绪诸举人

19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科举考试、学优登仕。王福昌和王寿昌兄弟先后毕业于船政学堂并且留学法国。王寿昌又和那一时代的不少文人有着良好私交，最重要的私交莫过于翻译《茶花女》与林纾的合作。

林纾1922年去世时，王寿昌有《挽林畏庐》一诗：

当代文豪今已矣,卌年交谊痛何如。

半生宿疾犹存世,近岁胜游尚起予。

推枕惊呼中夜梦,检厨忍读旧时书。

越城一语成追忆,老擅才名信不虚。

原注:先生中年落拓,居南郭外。一日入城,傍晚余戏之曰:城门闭矣。先生怵然,徐曰:“不怕,吾能越城。”又曰:“吾无政事,必有文章。”

据此可以认为两人初识自1882年前后，其时王寿昌18岁，尚在船政学堂就读，林纾则已至中年，并于是年中举，到了1897年二人合译《茶花女》时，可说已是相当默契的朋友。王寿昌留学法国的年代，正是小仲马因为《茶花女》走红欧陆、声誉逾越其父大仲马的时代。王寿昌把《茶花女》推荐给林纾实属深思熟虑，若非王寿昌推介，福建才子林纾岂能知晓国际文坛大背景呢？后世研究林译诸学者，每以林译小说的取材芜杂为憾，不过，又都对茶花女之取材赞不绝口。也因林译《茶花女》而一炮走红，林纾的同届举人陈衍、高氏兄弟等对后辈王寿昌刮目相看，后来又与何振岱等相识。他们之间知识结构互补性强，友谊不曾中断。

尽管有不少旧派文人相挺，王寿昌的思想还是以留学生为基本特征。严复去世时（1921），王有挽诗二首可证心迹：

挽 严 几 道

佳章病里正吟哦，忽诧高风逐逝波。

咫尺乡园悭一面，只今门巷忍经过。

同窗前辈推殊绝，四海名流损己多。

泉下相逢涛园老，应悲世事尚蹉跎。

注：余与先生俱为船政学堂学生。

其二

若辈将沉陆，先生岂帝秦。

救时真妙策，首事惜非人。

子厚才为累，青莲枉未仲。

吾言倘折狱，千载莫纷纷。

王寿昌去世后十年，他的女儿王真恭楷手抄了父亲的诗文出版以为纪念，陈衍、何振岱都为此写序。

不过，感情归感情，作序也好评点也好，都没有虚情假意的拔高。例如何振岱序直截了当地说，王寿昌不以诗名。

陈衍在重要著作《石遗室诗话续》中，以千字以上的篇幅介绍了王寿昌的两女王真和王闲的诗，甚至于对诗作不多的王家小儿子王迈也有所评介：“六九、故人王子仁（寿昌）少子迈，字达之，幼颖悟……”但却未把王寿昌本人作为诗人介绍。

今日“诗书画三绝”之誉，本是前辈对他两位女儿的奖掖之语，被移花接木到王寿昌身上，实为画蛇添足。毕竟，作为一个新潮学人，懂外语、有法学专长，还要扮演一个古代才子，太强人所难了。

三、关于“光福山房”与诗会

十余年来，福州有些报刊刊登的文章中，关于“光福山房”有了以下的传说：

王寿昌于民国初回到福州后，业余时间以文会友，广交乡土文化人，经常邀文友来到风景如画的“光福山房”聚会。当年有名儒陈衍、解元郑孝胥、挚友高凤岐、亲家何振岱，还有同译《茶花女》的林纾等名人。他们对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王寿昌都十分尊重，经常来到山房，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或吟诗作画，或谈古论今，或抚琴抒怀，或举行笔会等，使沉寂百年的老宅热闹非常，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因而，在清末民初，“光福山房”成为福州地方名流、文人墨客、才女雅集聚会之所。

窃以为这些民间误传虽无伤大雅，但与事实不符，谨根据目前的资料匡正如下：

“光福山房”，是王寿昌的房子吗？听这名字，马上能联想起来的是清末革命党组织“光复会”的谐音化名。王寿昌在清朝有官职，并不倾向革命，不可能给书房起这名字（即使是到了清室逊位，他做了民国的外交部福建特派交涉员，也未必肯起这样的堂号）。传说郑孝胥书写这堂号匾就更离谱了，郑孝胥的愚忠于清，乃毕其生一以贯之的（郑孝胥家有一仆人，文化不高却能模仿郑孝胥的字体，几可乱真，不排除此人所为）。不过这都口说无凭，且称此匾在“文革”动乱中被毁，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

“光福山房”（准确说，仙塔街48-50号）从来不是王家的房子。王家的房子在仙塔街有两处。一处是和“光福山房”（在街东北角）对角隔着大半条街的西南角（两房相距200米之遥），这是王家祖宅，辛亥年以后王寿昌一家曾住过；另一处则是与“光福山房”一墙之隔的43号，它是一座朴素的二层小洋楼，王寿昌家人住过，唯独王寿昌本人未住过，这是在王寿昌去世后，他的遗孀刘徽君购下的，他们一家一直住到仙塔街改造之日。

王真女士有一封信曾经提到她母亲勤俭累积买房之大略。

这里还有一张王真女士手写的明信片，日期大约在1960年，她向扬州市图书馆征询是否需要收藏她为老师陈衍先生补撰的年谱（最后一部分，53岁到82岁），这一有趣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纯属偶然，而她本人手写的地址恰恰也是43号。

那么，所称那五位常常来作诗的客人是不是来过这里作诗画画弹琴呢？也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王家和48-50号的主人虽一墙之隔，却没有产生过任何产权纠纷，邻居华屋美景气派的亭台楼阁假山鱼池自有其主。王家从王寿昌本人到后代子孙所有能查到的文字根本就没有“光福山房”之字样！外界把所谓“光福山房”传说得沸沸扬扬之时，王家后代却不想掠人之美，王寿昌的孙子王文同甚至主动联系报刊断然否定误传，撇清事实真相。

王真女士的手写明信片

说说那五位诗人吧！密集交游的，文字汇聚在一起的，触动了聚宝者发起“光福诗会”故事的灵感。不过，时空岔开的缺口却着实太大，无法自圆其说。先排除高凤岐吧，他的确是王寿昌友人，宣统元年（1909）已病逝于上海。民国以后的任何诗会肯定都与他无干。

“光福山房”这个堂号，在各位传说中参会的诸老的书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这难道不奇怪吗？如王寿昌真有个漂亮的“光福山房”，也许王真给他的遗著起名《晓斋遗稿》还不好理解啦……书名没有“光福”，至少40多首诗文或两篇序作里也未提到，哪能这样神秘失踪呢？！

按传说，“光福山房”起名一事，系陈衍和郑孝胥在场所为。其实，郑孝胥在辛亥革命之后根本没有回过福州，他的逐日日记能够明证。

非但郑孝胥没有回福州，和王寿昌合作翻译《茶花女》的林纾竟然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年谱也可以证明）。假如我们嫌查年谱麻烦，且看看这首挂在他故居纪念馆的小诗就一清二楚了！

这是林纾为了他的侄儿去福州给祖先扫墓写赠的，他本人已经20年没有给祖先扫墓了。众所周知，林纾很讲忠孝，他以垂老之年尚且能11次参谒光绪皇帝之墓，若他能回到福州，并去王寿昌家里作诗，岂能不去祭扫自己祖宗的墓？

林纾的诗

那么陈衍是不是起名并参加过这个诗会呢？也没有啦！他完全不晓得那个山房。须知，陈衍和王寿昌不但是朋友，陈衍且是王寿昌两个女儿的老师，还是他的连襟。在陈衍著名的诗话里是这样介绍王寿昌的家：

王子仁，余娅也。两少女娟秀嗜书史，行七者名真，号耐轩，行八者名闲，号坚庐，皆能画能诗文词。幼从郑无辩、何梅生学，梅生并诲之琴。子仁官福建外交司长，所居崇楼临台江，为置书万卷实焉。满园高树幽花，皆诗料也。

有万卷藏书的王寿昌家，并不是什么“光福山房”，而是坐落在仓山俯瞰台江江流的山坡上。王寿昌既做了交涉员，自有很多涉外公事要办，考虑到仓山是洋人住地，为了处事方便，在仓山购房才再合理不过了！

最后一位重要人物何振岱如何说？首先，“亲家何振岱经常来作诗”，这恐怕是对于王何关系想当然的一种误会。王寿昌写过一首诗，戏说他的七八两女不肯谈婚论嫁，又恰恰把这首诗给何振岱看过，那时他们显然并不是亲家关系。一直要到多年之后，王寿昌的八女（1906年生）方成为何振岱的儿媳，这层关系才告成立，其时王寿昌又何在？

再看何老1948年的诗《洪水行》之序：

家居理旧书约十数万卷,聊以娱老。大水骤至，涨至丈余,合家聚一廊隙。予则盘坐柴盆中,饿两日不粒食，遇救乃出,至王耐轩家,足弱连跌。遂病多日,始归吾庐。数十年不被水，此次殊出意外,病粗愈,书此纪之。

这是王寿昌去世以后22年(1948)，福州发洪水，何振岱得救逃出后避住在他的学生（王寿昌的女儿王真）家里的记录，他说过住的是“光福山房”吗？显然没有！

那个避水之地，是43号。假如是“昔日作诗画画的光福山房”，何振岱必有另一番感慨，岂能写得如此平淡啊？

福州的诗坛掌故，地方史家郭白阳氏（黄巷五子登科的郭家后人）记述甚详。他的回忆如下：

何枚生丈振岱，字心与，晚号梅叟，谢枚如先生之高弟。与先公为神交。民国初年，国事奠定，乡之诗人多半里居。丈因与先公及王又点允暂、陈叔伊衍、叶伯聪心炯、林则铭大年、林宗泽平冶、周雨渔愈、郑无辩容、龚惕庵乾义、刘筱云崧英诸前辈结自闲诗社。初集于城南沈叔眉公祠，次集于于麓化城寺，三集于豹屏山看梅，四集于西湖镜湖亭，五集于乌石第一山房，时余少，间亦侍游。今回首三十余年事，而自闲诗老，凋零殆尽。存者独丈一叟而已，不禁神伤……

这一段记载，因为他的父亲郭则寿（留学日本，归赐留学进士）乃是诗社中人，他本人也时常随侍，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齐全证据充分。“自闲诗社”里有当年福州诗坛几乎所有人物，亦没有王寿昌，因为王寿昌忙，且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

不过，郭的书里对于王寿昌子女的诗话却是记载了的：

王友乔倩名迈，字达之，子仁先生寿昌之季嗣也。性富情感。家有婢……

其姐耐轩女士真，亦善诗词，能画。辑乔倩诗词，附刊于《晓斋遗稿》，并撰二十年来同怀回忆录，系以《锁窗寒·哭六弟》云……

请特别注意，王友乔倩这个称呼，说明郭是王迈的朋友，到没到过他家作诗，肯定不会搞错，也并不会疏忽他的父亲。

没有在什么“光福山房”作诗的韵事，更无王寿昌参与其中。

文章中隐隐约约提到福建艺文名家陈子奋（1898-1976）、潘主兰（1909-2001）等几位晚一辈人，1926年王寿昌先生谢世时，他们还不具备进入类似自闲诗社式的“诗文圈子”（即使王寿昌能进）的机会。陈子奋要到1927年才因为徐悲鸿大师之推介而为国内艺坛所重。至于潘主兰老先生，王寿昌逝年，他年方十七，在那时能否进入圈子，郭白阳先生没说，我们不妨合理推断一二。在他老人家德邵年高之年向事懵老人家换得一些墨宝，只能说明老先生宅心仁厚，但对于“光福山房”之存在性证明了无帮衬。

仙塔街的王家旧址，包括王寿昌先生的祖居、后来王真等人住过的43号旧屋，以及被传说为“光福山房”的48-50号都先后在城市改造的洪流中消逝了。一些不实的信息缘于旁人虚虚实实的记忆，也变得渐渐模糊。

从王寿昌先生的斋号“晓斋”和他两位女儿的号“耐轩”“坚庐”推测，我倾向于根据他的亲戚兼好友陈衍的描述“所居崇楼临台江……满园高树幽花”的方向去探寻，或许才有个水落石出。

如今正在紧锣密鼓地新造的仓山区烟台山外交园区，已经修复了美国领事馆等一些相当有意思的旧屋，甚至已经试开放给民众参观，效果很不错。是否能给主导者福建省特派交涉员王寿昌先生（他还是著名的《茶花女》的推介者）留一片回忆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