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参与的社区营造策略初探
——从城市更新到社区发展

熊洁，卢挺

（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学院，重庆 400053）

1 社区营造的背景及研究对象

1.1 社区营造的课题提出

笔者从2017年开始在四川美术学院连续两年进行有关社区修复专业设计类教学，包括组织了两届“重塑共生——社区营造”教学工作坊（图1），并负责政府委托的老旧居住区改造实践项目，发现社区更新不同于平时接触的街道风貌更新、旧建筑改造等更新类课题。当设计师尽情沉浸在自己为他人设想的改造后社区乌托邦的臆想中时，结果却既超越了政府微更新目的，又满足不了居民的实际诉求。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介入的更新，而是牵扯到多方利益，须兼顾公平，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实际操作过程中居民的意愿很被动且无法达成一致，设计师也无法找到更好的挖掘居民意愿的方法，只能靠观察、访问、记录和问卷获得一些表象的数据和信息，结合自己的专业技术来分析问题进行设计，最后改善的往往只是住区里的物质条件与环境，并不能改变居民日常生活本身和邻里关系，更无法满足居民的精神向往。于是我们在开放式教学中引入社区营造的概念，让学生走进社区并进行一系列在地实验活动，唤起居民自发性社区维护和更新的意识（图2）。同时通过社区在地实验来测试居民对社区公共性的具体需要，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果作为后续更新策略依据，这也是对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模式的尝试。

图1 2018四川美术学院“社区营造”教学工作坊

图2 社区在地实验，测试居民需求

社区营造在国内并未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它蕴含了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社区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的过程。暂借维基百科里的定义：“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社区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逐渐地，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此一过程即称为‘社区营造'。”[1]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整合“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发展方向：“人”指的是社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艺文活动的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保育与特色发扬，在地性的延续；“产”指的是在地经济与产业活动的集体经营等；“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独特景观的创造等[2]。

1.2 从城市更新到社区营造

当代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为发展经济，整体提高全民的物质环境，各地大规模、超强度进行内城更新和新城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诸多复杂的空间和社会问题，例如重物质形态轻社会关系再造，重国际化范式忽略地域历史独特性和文化的丰富性，趋同性的城市空间和风貌消解了市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近年来旨在挖掘存量价值、提高生活品质的“城市更新”往往把层积丰富的历史街区和多样杂糅的城市生活进一步清除了。随着2016年中央政府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可持续性、宜居性发展战略，当下中国内城更新的重点逐渐真正开始由“物”向“人”转变，具体表现为政府和学术界倡导各种形式的社区改造、微更新研究和实践。

而社区营造与老旧社区自主性更新以及共同体参与机制的课题研究和实践在中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相比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无论是制度的完善程度还是民众的参与意识，都处于探索和培育阶段。因为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光有口号，在实施上却举步维艰。学界在推动社区营造时，却与居民利益产生了矛盾：在保留社会结构、保存历史风貌的理想状况下，却无法大幅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政府的“存量规划”也因此受阻，政府既越来越无法承担大规模城市更新时土地的拆迁成本，也无法激励居民去自主更新并保证其更新的合法性。市民，特别是老旧社区的居民，封闭的环境使其与周边现代社会产生了脱节，除了被动地期盼政府规划部门拆迁以改善居住质量以外，还应有自主更新意识，但需要相关的机制和法规的支撑。

因此，社区营造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正面引导和制定相关政策。如何在中国体制下建立完善的社区营造机制，如何唤起社区民众的自主更新意识，以及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如何从设计社区空间走向设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越来越迫切。而中国的城市发展逐渐进入了存量更新的时代，需要极大的金融支撑的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理应以一种温和的城市更新方式，关注社会结构的稳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社区营造概念在国内外的发展

西方国家较早把城市发展的注意力从空间转向人的日常，196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经典著作简·雅各布斯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阿尔多·罗西的《城市的建筑》便开始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转向追求以人文、社区和过程为基础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方法，这些经验对当代中国城市更新走向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社区营造借助6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已经建立起具体的框架体系与方法论，近年来许多案例都得到了世界各地专业人士的研究与参考。《社区营造工作指南》[3]总结了日本近50年在与粗犷又强硬的城市规划之间，时而争斗，时而互补的过程中通过社区营造为日本的城市增添了更多舒适宜人的场所，整理了其中 “社区营造的工作”的发展全貌以及日本社区营造具体过程案例。

关于建筑师和建筑在社区营造中的角色和作用，尼尚·阿旺（Nishat Awan）、塔吉雅娜·施奈德（Tatjana Schneider）、杰里米·蒂尔（Jeremy Till）编著的《空间自组织——建筑设计的崭新之路》（Spatial Agency——Other Ways of Doing Architecture）[4]就以浅显直白的方式向学界介绍了一种近年来逐渐被认识和重视的建筑乃至城市的发生方式——空间代理以及自组织行为。书中提出了几个观点：1）城市空间不一定是规划师建筑师所设计的，而往往是由不同的人和机构共同合作创造的，其中设计与建造过程以及建筑运行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更为重要；2）我们不能因为美观而放弃社会、道德伦理、环境、政治等方面；3）城市空间与社会运作之间的关系才是长期性的，建筑实体作品本身对社会的影响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规划师、建筑师需要反思自己，扩展自己的能力，从而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和作用。

近期洪亮平、赵茜编著的《从物质更新走向社区发展——旧城社区更新中城市规划方法创新》[5]对当前中国旧城社区更新中城市规划的角色错位、内容缺乏、方法落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在角色与观念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社区更新规划应引入社区营造的理念，运用多维价值观认识与评价旧城社区。引入社会分析方法和社区发展规划技术，推进社区更新过程的公众参与。该书更多是在规划观念转变、理论创新上探讨基于社区发展的旧城社区更新规划保障机制与制度环境，没有具体谈及公众如何参与以及指导社区营造实践的机制和方法。

2 中国体制下社区更新与营造机制初探

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进入了社区发展的阶段，理论研究和文献准备零零星星仅有十几年，然后却遇到了汹涌而来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社区更新项目。其目标都是“以人为本”，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综合提升，并倡导以可持续、小规模、渐进式方式进行社区改良运动，而“多方合作、公众参与”正是其实现的有效手段，“社区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是推进该过程的关键角色。为实现目标，当下我们应关心在中国体制下建立完善的社区更新与营造的机制以及制定具体的社区营造工作路径和设计方法。

那么如何建立完善的社区更新与营造的机制?笔者主要从两部分内容进行研究。

2.1 社区营造时的组织构成

社区营造除了一般作为主体的居民参与外，往往还有其他机构的介入和支持，形成多主体参与的合意环境。其中居民需要具有执行力的组织形式，而其他机构（一般包括资本方、金融机构、政府、专家等）也需要根据各方的利益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职责。

而政府作为非常特殊的主体之一，在社区营造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谋求的目的也是非常特殊的。他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往往是参与者，参与方式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专项资金的投放、社会福祉设施的建设、社区经营、以及税收管理等。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营造的方向。

2.2 制度及技术手法的保证

社区营造，特别是有建筑面积增量的城市更新，由于其参与主体和操作过程完全不同于当前的土地开发模式，所以无论是规划方式、土地流转规则、设计法规都将失效而不再适用。需要从审核、规划、土地价值评估，乃至规划的社会公平性考量等出发，建立城市更新的相关制度。

为调动居民的积极性，社区营造中尤其重要的一环是赋予居民参与城市更新的权利，最重要的即是在城市更新中做出选择的权利，选择留或是迁，以及具体的方式。甚至需要考虑因为风貌控制或者保护需要而对居民带来的额外的参与城市更新的负担，包括部分权利的剥夺和义务的增加。

房屋产权是在经济层面居民参与城市更新的依据。不同于当下城市更新时先对居民房屋产权协商买断而形成净地便于土地招拍挂的手法，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市街地再开发事业”的做法，并依据国内具体的社会和法规情况，让居民产权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得到延续：由一块待更新用地上的居民组成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公司，居民依据现有的房屋产权成为公司股东，依据具体情况加入外来资本或政府资金，在城市更新完成后，返还和重新分配产权，公司解散。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建筑面积增量，增量部分可偿还更新的建设费用、补贴居住面积、吸引外来不动产投资、补充社会福祉设施等，视增量的幅度而定。日本东京的六本木地区更新使用了类似方法，其前期协商耗时十三年，超过400个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参与。但在拥有居委会基础的中国，这个时间应会得到大幅缩短。受制于目前的土地法规，这个方法的实施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尤其在土地定向拍卖和提供金融担保这两方面。

3 制定社区营造的工作路径和工作方法

3.1 社区更新意识的培育

在新的机制下通过社区营造活动，组织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更新和社区治理，因地制宜地培育社区公共参与机制，逐步提升共享、共建、共治的社区文化精神和自我更新的社区意识。

3.2 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在社区发展与城市更新中的角色与作用

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在社区中应该扮演多重身份，从观察者、调研者、规划者，到设计师，再到引导者，梳理和优化社区公共空间，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培育他们自更新的意识，最后达到精神上的认同感和所属感。重视空间对人和环境的关怀，注入有情感连接的社区生活。近来在参与社区更新实践中，我们作为建筑师，已经把重心从对物质空间的调研转移到对社区中人们的活动和行为的观察上，并运用日本“考现学”、“路上观察学”、“MAPPING”和扬·盖尔提出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方法——“PSPL”研究法对社区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目标是解决居民的生活实际问题，维护当地的社会历史载体。上海市率先试点了“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设计师针对上海中心城区空间狭小的老式里弄，为提高空间利用率，方便居民生活，采用“共享模式”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微更新改造。例如杨浦区翔殷路491弄闲置绿地变成亲子乐园，黄浦区石库门拥挤的弄堂里出现宽敞“大客厅”和“共享晾衣场”（图3），长宁区愚园路1088号的社区公共市集和社区美

▲ 图3石库门里弄“大客厅”和“共享晾衣场”

▲ 图4愚园路1088号公共市集和社区美术馆

论与策略术馆（图4），普陀区将传统菜场变身为一站式社区生活中心……这些社区改造和建设为社区生活注入活力，同时也留住了城市记忆。

3.3 艺术介入社区

历史上，艺术被视为群体互动、冲突解决、诊断的手段和自我表达的出口。艺术治疗（art therapy），是心理治疗领域中相对较新的人类服务型专业。除了艺术性，它的实践基于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系统理论。例如艺术家叶蕾蕾走进社区，执行的公共艺术计划。图5为72岁的叶蕾蕾在台东重安村通过艺术行动吸引民众参与、进行社区改造。这不仅仅是带领民众涂鸦、美化环境而已，更重要的是把艺术改变生活的观念传输给他们，带领民众重新思考生活，自发地发现美、创造美。叶蕾蕾曾耗时18年将位于美国费城的黑人社区改造成“怡乐村”。期间，在恶劣的环境中，叶蕾蕾教导居民彩绘、马赛克镶嵌壁画，创造出“天使巷”、“生命树”等公共艺术，让荒地变花园、闲置空间变教室，“怡乐村”逐渐成为艺术转换改造社区的典范。艺术可以是创造一个新社区的出发点和最开始的火花，逐渐点亮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至全盘的社区生活，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用艺术来点缀和视觉美化。

图5 叶蕾蕾在台东重安村的公共艺术计划

4 结语

总之，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更新到社区营造，不再是旧城改造以及建筑形态的更新，而是聚焦到功能的完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城市更新的主导者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谁会生活在这里，他们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未来将怎样去生活。为此，本文对“城市更新”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国外及其他发达地区“社区营造”的经验进行借鉴，从“反思”的规划关注点层面，共同体参与机制建立层面，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在社区营造的角色定位层面，“参与意识培育”的设计实践层面对社区发展提出行动主义策略。在切实考虑中国国情和当地社区营造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摸索出自己的社区营造工作框架，从而真正把城市更新落到生活中，落到人们的精神需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