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视野下的山东淄博磁村花鼓舞蹈传承研究

[摘要]口述史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视角，倾听民众的“历史声音”，记录民众的历史记忆。在口述史的研究视野下，以磁村花鼓的传承人李慎廉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试图在寻根、忆形两方面，保存在传承夹缝中生存的民间舞蹈的历史遗迹，强调口述在地域民间舞传承中的重要性，试图呈现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关键词]磁村花鼓;口述史;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传承

[中图分类号]J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9-0140-03

传统的民间舞传承以自然态的民间舞蹈形态传承为载体，以文化传承为导向，在挖掘民间形态基础上试图引入课堂，并在课程教学之上进行舞台作品的实践与创新。然而，有些濒危的民间舞蹈已出现传承障碍。但是，在传承的夹缝中我们总可以找到弥补历史的突破口，那就是执着于民间艺术的老艺人（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即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视角，倾听民众的“历史声音”。

这种口头叙事的方式不仅具有补充文献记载不足的功用，而且在追溯民间舞发展历程，发掘历史记忆方面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场景和主要以被访者为主的语境下，被访者是关于“过去声音”的讲述者，也是文化的表演者;同时，通过访谈者的录音录像记录，这种讲述与表演的在场性与语境又被完整地保存下来。[1]

基于以上口述史的研究视角，笔者以山东淄博磁村花鼓为个案，试图从个案出发发现民间舞蹈传承中需要切实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将访谈对象集中为两位老人，一位是磁村花鼓的省级传承人李慎廉，至今八十岁高龄的他曾经变卖家产自组花鼓队，胃癌切除七年，仍关切磁村花鼓的传承与发展;另一位是原淄博市张店区群众艺术馆骨干吴冬寒，20世纪90年代曾编排《磁村花鼓》并在省内参赛获奖，她还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舞蹈集成》（山东卷）《磁村花鼓》的撰写者。在田野访谈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磁村花鼓舞蹈变迁的历程，以及它在当下的社会价值。

一、寻觅磁村花鼓的根

笔者于2016年的深冬开始走入这个隐藏在淄博西部的村落，并在吴冬寒于淄博市张店区的家中对两位访谈者进行了五次访谈，倾听着磁村花鼓的历史与现在、传统与改变……

（一）“磁村有个危桥要修缮”

传承人李慎廉出生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镇，即磁村花鼓的播布区。这座约建于隋唐时期的小镇，曾是山东小有名气的商业重地，古时名为“窑头店”，当地人利用其地表层一种黑石烧制陶瓷，烧出的陶瓷经久耐用，适合制作各种家用陶瓷。此处的陶瓷远近闻名，是山东省首批古瓷窑遗址重点保护地，素有“陶瓷之乡”的美誉。隋朝时磁村建窑，设磁窑务，抗日战争不久后改为磁窑坞。

磁村不仅是商业重镇，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李慎廉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磁村“修桥”的故事。磁村出了南门有条"“范阳河”，河上架起一座桥名为“鸳鸯桥”，此桥曾用名“阴阳桥”，阳桥高且大，阴桥矮且小。此桥在当地颇为蹊跷，阴桥虽然矮小但人掉下去不伤即死，阳桥虽高大，掉下去顶多跌伤，因为民间忌讳，后改名“鸳鸯桥”。这座蹊跷的“鸳鸯桥”却与磁村花鼓的起源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是当时乾隆皇帝从北京去博山看望老师孙国老的必经之地。传说当年乾隆路过此桥时极为危险，便立即命令县太爷接旨去修桥。

磁村是山口重镇，商业贸易频繁，修完桥便唱戏请客，据传席间来了一伙儿打花鼓的艺人，颇为显眼，百姓看了鼓掌叫好。清朝同治年间，打花鼓在磁村流传下来，即磁村花鼓的前身。传说这些打花鼓的艺人来自南方地区，他们靠乞讨卖艺走到了磁村，并在磁村靠打花鼓卖艺生活。后来磁村当地人也开始学习打花鼓，融入磁村的社会与生活，延传至今，被命名为磁村花鼓。

（二）“我的师父陆克信”

关于修桥以及花鼓缘由的故事，李慎廉大部分是听师父陆克信说的，陆克信（1880—1965）就是当年从南方一路乞讨到磁村并在磁村定居的艺人之一，过去经常出现在村南华隐寺庙会上，舞艺精湛，至今可寻的磁村花鼓最早的传承人。李慎廉从小就看陆克信打“花鼓”，尤其在抗战时期村子里每到正月十五就打花鼓，过年过节看“花鼓”是当地人最为盼望的，带给村民无限的欢乐与节日记忆。可惜，后来村子里打花鼓的人越来越少了。

直到1957年，中央文件要求收集整理传承我国的民间艺术。据李慎廉所述，1958年的秋后人民公社，派了农村的文艺骨干去淄博文化馆培训。在毕业典礼会上，淄川区文化馆陈乾、杨玉昆老师倡导要整理民歌民舞。李慎廉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陆克信并找到他。“当时我二十一二岁，陆克信已经80岁不能跳了，当时我和陆存诚（陆克信孙子）在院子里摆一把躺椅，他告诉我买什么样的鼓，铛铛（手锣）拴好绳子，告诉我怎么背脊梁上。然后就用手比画着告诉我怎么做动作，我做对了就点头，一个动作、一句唱词的给师父看，并有专人记录。”[2]1959年，吴冬寒也响应国家文艺政策的号召，与山东省艺术馆的舞蹈骨干、前卫歌舞团的演员去磁村考察学习，拜访了陆克信并跟当地少部分会打花鼓的人学习交流。“当年村子里已经几乎没有人会打花鼓了，陆克信卧病在床，只有李慎廉还会一点，当时政府有要求要恢复它，毕竟它受到人们的喜爱。”[3]

通过李慎廉的口述分析可以得出，关于磁村花鼓的历史脉络，从修缮危桥的年代开始算起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抗战时期是磁村花鼓的兴盛期，之后至少于20世纪50年代，磁村花鼓已进入衰败期，也证实了磁村花鼓乡民社会的功能削弱了。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重新恢复磁村花鼓;关于磁村花鼓的发端，与当地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磁村富裕，所以南方艺人乞讨卖艺前来谋生存，又因“瓷窑坞”商贾云集，经济贸易繁荣，于是产生巨大的阶级分化，长期的阶级财富分配不均，在南方艺人乞讨卖艺的推动下，当地人也加入乞讨行列沿街卖艺。

二、记忆中磁村花鼓的形

虽然舞蹈形态发生了改变，但每年正月十五都要看花鼓的风俗却在当地一直延续着。在对李慎廉的访谈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刻意宣扬磁村花鼓极为有特色的意义，“其他地方没有”这六个字是李慎廉说得最多的，那么“其他地方没有”，笔者认为指的主要还是外在的舞蹈形态。笔者根据李慎廉的口述以及他提供的2014年在祥升花园庆“七一”文艺演出中磁村花鼓视频资料，结合文献资料梳理得出了磁村花鼓的历时舞蹈形态。

（一）四段体的表演程式

原生形态的磁村花鼓并不是单纯的民间舞蹈，而是一种以舞为主，说、唱、舞相结合的民间艺术形式，衰败期的磁村花鼓已于之前大不相同，它的功能也不止于乞讨卖艺，艺人表演主要是娱乐，舞蹈形态也没有繁盛期那么丰富，大部分套路都已失传，目前流传下来的是陆克信当年口头教给李慎廉的部分动作、

鼓调、唱词，并经过了李慎廉以及吴冬寒等人的改编。

1998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中最早记录了打花鼓的表演程式：打花鼓一般为一男打鼓，一男打手锣，一女（男扮）打小锣。舞一段唱一段，动作简单。1949年建国后，演变为二男打鼓，二女打镲，但打镲者仍为男扮，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改由女性表演。[4]

表演过程中，用《花鼓调》贯穿始终，通常是《花鼓调》、[亮相鼓点]各奏一遍，然后唱一段歌词，如此反复，直至四段歌词唱完，舞段随之由跑场、亮相、演唱三部分组成。[5]常用队形有八字花、倒退游、十字花、双圆圈等。

新中国成立前，舞蹈表演配器仅有鼓、镲，五十年代以后为了烘托气氛加入了锣、二胡、唢呐、笛子等民乐。但民间流传的打花鼓老调一直没有变：“好命苦是好命苦，谈了个女婿打花鼓，人家的女婿把那买卖做，俺的女婿打花鼓。”“好命薄，好命薄，摊了个媳妇打小锣，人家的媳妇做针线，俺的老婆打小锣。”这些花鼓老调诉说着花鼓艺人生活的艰辛，也有诙谐幽默讥讽的寓意在里面，为磁村花鼓增添了不少戏剧色彩。

李慎廉所提供的视频资料也印证了这样的四段体表演程式，但经过了改编，为了舞台效果改为四男四女，并且省略了所有的唱词环节，花鼓老调被录在演出音乐里，虽然缺少了现场说唱、现场伴奏，但演出效果依然别有韵味。

（二）“背鼓打软鞭”

磁村花鼓打鼓的方式独一无二，舞者斜背着鼓打软鞭，软鞭增加了打鼓的难度，因此过去的多套动作现已基本失传。用软鞭打地面，过去还有一个作用是驱赶流浪狗，通过鞭子敲打地面的声响招揽观众打开场子。因此，“花鼓”不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打击乐器，还被当作了一种乞讨时为招揽观众、引起别人的注意的道具。现今每年正月十五展演的磁村花鼓主要根据这些套路编创表演，现存舞蹈动作主要有单腿打、双腿打等各种打法。

表演者将鼓斜背于身后，背带斜挎在右肩，然后将鼓端的背带打结系在腰间。双脚交替做后踢步是磁村花鼓的基本步法，然后配合软鞭动作。鼓手动作主要是上下击、双击、抱击、环击、旋击、黑狗钻裆。最有难度的是黑狗钻裆，左腿屈膝前胎，右槌经左腿下击下鼓面，左手甩至头的左旁槌击上鼓面，上身前俯左拧目视左前方。难度在于鼓槌敲打鼓面的准确度，以及打鼓与身体、头的方向的配合，并伴有唱词对唱。

总结

借用口述史的访谈研究，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被访者在诉说历史时候的放松状态，像聊家常一样陈述、表达过去，让研究充满“人情味”。我们更加真实地记录了磁村花鼓的历史，尽力弥补史料的不足，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研究民间舞的一种新途径，然而，磁村花鼓这类民间舞蹈传承的意义是什么？舞蹈口述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需要真切思考的问题。[BW（S（S，，）][BW）]

（一）与非遗保护撇不开关联的舞蹈传承

磁村花鼓的传承得益于非遗项目的支撑，2006年，磁村花鼓被列入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非遗推动下，磁村花鼓在磁村的传播面更广，从幼儿园到中学都开设了磁村花鼓校本课程，如今磁村中学的课间操便是磁村花鼓，大型节庆日的展演表演者除了村里的妇女外，大部分是磁村中学的学生，舞蹈非遗进校园的做法体现着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保护理念，让每个磁村人都记得这项当地文化，是一个地域共同的文化记忆。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目的还是唤醒并增进全民的文化自觉，但在传承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磁村花鼓在过去师徒传承的传承方式下，李慎廉已八十高龄至今并未收徒，原因有多种，年轻人不感兴趣，资金匮乏。李慎廉曾变卖家产组建花鼓队，依然因为种种原因维持不下去。磁村花鼓的市级传承人现为磁村镇中学的音乐老师，与李慎廉所传授的舞蹈形态大相径庭，他们试图绕过这位老人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带领磁村中学的学生改编、创造、排练今天的磁村花鼓，磁村花鼓传承链面临断裂危机。非遗是民族文化的印记，是以当地人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那么，民间舞蹈非遗的传承是传承形态还是舞蹈文化？

舞蹈是身体语言，可以表达口头叙事所无法表达的情感，但也存有弊端，不具象、不明确，我们很难透过丰富的民间舞蹈形态去“看穿”隐含于其中的民间文化意蕴，所以民间舞蹈研究应该加强对民间舞蹈的文化视角研究。正如袁禾在其著作《舞蹈与传统文化》开篇中所述：对舞蹈遗产的保护，如果只注重其样态的外像，放弃对舞蹈的存在方式、存在过程、生存环境和内在结构等诸方面的解剖性研究，无异于切断了舞蹈的文化根基，割裂了其形态成因，则抢救和保护舞蹈遗产的意义和完整性也就大打折扣。[6]因此，笔者以磁村花鼓为个案研究试图阐释民间舞蹈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但这类在原生态环境下难以生存，急需通过政府手段抢救的民间艺术在当下却是普遍存在的，舞蹈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民间舞蹈的文化还有待我们深入挖掘与证实。鉴于民间舞蹈文化具有复合型等多种因素的存在，笔者认为在当今舞蹈非遗保护的语境下，还应当结合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角度深入研究。

（二）以“人”为核心的传承价值

在磁村花鼓传承的艺术生态环境中，传承人一直支撑着磁村花鼓的传承与发展，发挥着核心领导力的作用。在采访中李慎廉说：“磁村花鼓已经到了非传不可的时候了！我的病只要一复发就坏了，我一定要等到遍地开花的时候……”其中的心酸与无力一直隐藏在老人心中，承载着一系列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保护“人”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口述史也同样强调“以人为本”。在这样的传承状态下，追溯了解真实的舞蹈历程，记录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朝戈金所说：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7]所以，我们所要追随的不只是真实的舞蹈形态，而是它历史形成的过程，带给民众的意义所在。

舞蹈口述史为舞蹈家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渠道，它记录下舞蹈作品生产的过程，也为进一步解读舞蹈的社会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式。[8]要让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成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新途径，推进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口述史在舞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功能和作用，将舞蹈形态与历史传统有机结合在一起。

注释：

[1]周国新.非物质文化保护史下的口述史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1.

[2]根据2016年1月对李慎廉的采访录音整理。

[3]根据吴冬寒老人2017年5月的采访录音整理。

[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797.

[5]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805.

[6]袁禾.舞蹈与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7]朝戈金.口头程式理论[J].民间文化论坛，2004：6.

[8]车延芬.舞蹈口述史与“口述”舞蹈史——兼论舞蹈人的身体记忆与社会记忆[J].民族艺术研究，2016，29（06）：137—143.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