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非点源污染控制研究

栾 博,殷瑞雪,徐 鹏,翟生强,王 鑫,唐孝炎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非点源污染控制研究

栾 博1,2,殷瑞雪2,徐 鹏3*,翟生强2,王 鑫2,唐孝炎1

(1.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广东 深圳 518057；3.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以珠海市西部新城为例,通过监测采样分析现状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特征和规划前后城市非点源污染负荷,采用雨洪管理模型(SWMM)模型构建6种基于不同绿色基础设施技术的污染控制情景,并评估分析各情景下的成本效益.结果表明:现状建成区道路和地面铺装的径流污染较重(劣Ⅴ类);屋顶和地面的初期径流冲刷效应明显;规划后城市径流污染物排放负荷增加至现状的2.9~3.2倍.组合型方案(源头型组合、源头-末端组合)的污染综合控制效果优于单技术方案,但其污染物单位削减成本较高;单技术方案中,末端型的调节塘对各污染物的单位削减成本均最低,且对TN、TP的削减效果较好;源头型的生物滞留池和植草浅沟的单位削减成本也较低,但污染物削减效果较差;而透水铺装的单位削减成本较高.总之,单项技术方案在污染控制的成本效益表现上要优于组合型方案,若要取得更好的污染控制果,则还需投入更大的成本,采取组合型方案进行污染控制.研究可为当前快速城市化新区海绵城市的多目标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绿色基础设施；非点源污染；SWMM模型；海绵城市；成本效益

近年来,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成为城市水污染治理的焦点[1-2].随着城市点源污染控制的提高,城市非点源污染逐渐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3-4].地表累积的污染物被降雨径流冲刷后汇入水体,是城市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初期降雨径流污染是污染控制的关键[5].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应对城市非点源污染.经过近20年的发展,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相继提出最佳管理实践(BMP)、低影响开发(LID)、水敏感性城市设计(SUDS)、可持续排水系统(WSUD)等成熟的可持续雨洪管理体系[6-9],有效控制雨水径流污染.2014年,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也开始迅速推广[10].

绿色基础设施(GI)是用于可持续雨洪管理的一系列绿色化的工程基础设施[11],包括生物滞留池、透水铺装、植草浅沟、屋顶绿化等源头分散型技术,以及雨水塘、湿地等末端集中型技术.相较于集中快排的灰色基础设施带来的雨水径流高污染、高冲击问题,绿色基础设施采用分散式、低冲击的绿色技术缓解城市雨水径流引发的环境问题.国内外研究者针对各技术的污染物去除效果方面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12-19],TSS、TN、TP及重金属等污染物是主要研究对象.受试验区气候、地理条件及措施结构等影响,不同研究的去除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区域污染控制效果主要依托雨洪管理模型(SWMM)、城市暴雨处理及分析集成模型系统(SUSTAIN)、基于低影响开发的长期水文影响评价模型(L-THIA-LID)等水文模型对GI技术及组合进行模拟研究[13,18],如利用L-THIA-LID模型评估雨水池对流域径流量、TN和TP的控制效果比透水铺装更优[20],利用SWMM模型评估源头LID、末端BMPs联合使用方案相比于单项技术对流域洪峰和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效果更优[3].为更好的支持决策,近年来国外关于GI技术方案的成本效益研究逐渐增多,如Liu等[21]评估了16种LID-BMPs情景的径流量和水质控制成本效益.Liao等[22]分析了7种LID技术组合的径流总量、洪峰和污染控制成本效益.

不同类型GI技术组合对径流污染负荷的削减效果,以及不同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是降雨径流污染控制技术选择的基础,能够为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新区海绵城市规划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快速城市化的珠海西部新区为研究区域,首先对不同下垫面类型的降雨径流进行监测采样,分析现状和未来城市非点源污染负荷特征及变化趋势,而后选用SWMM模型模拟分析不同GI技术组合情景的径流污染削减效果,最后比较分析各技术情景的成本效益,为选择最佳污染控制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珠海市位于珠江入海口,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22.2℃,多年平均降雨量为2103.6mm,降水集中4~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80%.西部新城是珠海城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总面积248.2km2.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区即在此范围内.该区域现状土地利用以农田、养殖塘、山体、水域等未建设地为主,城市建设用地仅47.8km2(占区域总面积的19.2%).而根据《珠海市西部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30年新区建成后土地利用类型将发生剧变,城市建设用地将达169.4km2(占区域总面积的68.3%),比现状增加121.6km2,增长比例为254%,而农业用地仅余6.21km2(2.5%).因此城市非点源污染将成为未来该区域面源污染的首要来源.

图1 研究区域范围、土地利用及采样点位置

本研究对西部新城范围(248.2km2)通过监测采样研究现状城市雨水径流污染特征并分析未来变化趋势.选取近期启动区范围内的中央水系(南段)汇水区范围(1.82km2)作为重点研究区,通过模型模拟比较分析未来土地利用条件下不同技术组合情景的城市面源污染控制效果和成本效益.重点研究区现状用地主要为未开发的养殖塘,未来规划全部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各用地类型及对应的建筑密度和绿地率详见文献[23].其中居住用地占地面积最大(33.2%);其次为公共绿地和道路用地,分别占总面积的24.8%和22.2%.研究区内雨水径流排入中央水系(南段)后向南汇入2#主排河.地下水埋深为0.5~ 2.5m,平均埋深不足1m,土壤类型主要为粘壤土,下渗能力约1´10-7m/s.

1.2 城市降雨径流水质监测采样

在西部新城建成区分别选取屋顶、地面铺装、道路和绿地4种下垫面进行径流-水质监测,共8处采样点,详见表1.其中屋顶选取2处代表性样点,分别为居住区屋顶和公建区(公共设施用地)屋顶;地面铺装选取2处代表性样点,分别为居住区地面和公建区地面;道路选取3处代表性样点,分别为城市支路、城市主干路和工业区道路;绿地选取1处公园绿地样点.

表1 水质监测样点

降雨水质采样方法为利用采样器采集全过程混合水样.径流水质采样方法为:自降雨产生径流开始采集样品,前30min每隔5min取样一次;30~60min每隔15min取样一次;超过60min每隔30min取一次水样.以上水样采集方法均遵守《水质采样技术指导》[24].样品采集后,在24h内对水质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包括TSS、COD、TN、TP、NH3-N、Cu、Fe、Pb、Zn.检测方法参照国家标准《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25].本研究共实测3场降雨径流事件,分别为2016年11月22日、2017年4月12日和2017年7月18日.

1.3 城市降雨径流污染负荷计算

采用集成在流域水环境模拟工具系统里的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PLOAD)方法计算径流污染负荷.PLOAD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开发的BASINS系统中用来计算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量的模型,计算公式为:

式中:R为某土地利用类型的径流深,取自SCS模型的计算结果;C为降雨径流事件平均浓度,取自EMC计算值;A为各用地类型面积.本研究中将西部新城建成区内的用地划分为屋顶、地面铺装、道路和绿地4类,现状建成区内的面积分别为1155,1078,503, 2046hm2,规划建成区内的面积分别为2912,2891, 2231,8905hm2.

SCS模型基本原理为假定实际入渗量与土壤潜在入渗量之比等于实际地表径流深与可能最大径流深之比的基础上建立,计算公式为:

=(-0.1)2/(+0.9) 当>0.1(2)

=0 当<0.1(3)

=(25400/CN)-254 (4)

式中:为实际地表径流深,mm;为土壤潜在入渗量,mm;为一次降雨量,mm;CN为土壤综合参数.本研究中屋顶、地面铺装、道路和绿地的CN值分别取98,98,98和79.

由于降雨的不均匀性,某一时刻的径流污染物浓度无法代表整个降雨过程中污染负荷,为解决这一问题,特引入EMC对径流污染物浓度进行估算.

式中:EMC是指单次径流污染的平均浓度,mg/L;()是指时刻污染物的浓度,mg/L;()是指时刻径流流量,m3/min;为降雨径流时间,min.

1.4 GI技术情景设计

根据国内外对雨水管理技术的大量研究,城市径流污染控制技术可分为源头分散型技术和末端集中型技术2类,本研究选取应用广泛的3种源头分散型技术(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池和植草浅沟)和1种末端集中型技术(调节塘)开展研究.各措施的布置方式为:将透水铺装布置于路面广场(除机动车道),用于消纳地面和非机动车道雨水;生物滞留池布置于附属绿地(各类用地地块内的绿地)内,用于消纳各地块屋顶和地面排水;植草浅沟布置于沿市政道路的公共绿地内,用于消纳市政道路排水.调节塘集中布置于滨河公共绿地内,对区域雨水进行综合控制.因此各措施可利用的用地类型分别为道路广场(除机动车道)、地块附属绿地、道路两侧公共绿地和河道两侧公共绿地,依据各城市用地面积及其对应的建筑密度和绿地率,计算得到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池、植草浅沟和调节塘可利用用地的总面积分别为62.2,28.4,24.7和17.1hm2,占区域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4.2%、15.6%、13.6%和9.4%.

分别通过单项技术和技术组合的方式设置情景方案,其中单项技术型包括3种单源头技术方案和1种单末端技术方案,技术组合型包括源头组合和源头-末端组合2种方案,共设置6种方案,详见表2.各情景中技术措施比例为该技术措施占其可利用用地面积的百分比,根据珠海西部实际可行性和相关文献经验[23,26-27]进行设置.考虑到单项技术型情景的技术措施单一,因此单项技术情景中的技术措施比例取较高值,技术组合情景中的各技术均取较低值,且技术组合中的措施越多,设置比例越低.

表2 径流污染控制情景方案

注:表中百分比均指措施占可利用土地类型的比例.

1.5 SWMM模型构建与模拟

SWMM模型是动态降水-径流模拟模型,主要包括水文、水力和水质模块,能够计算降雨地表产流、地表汇流、管网水动力传输和水质传输,可以对单场暴雨或者连续暴雨产生的降雨径流进行动态模拟.该模型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模拟城市暴雨洪水地表径流过程、污染负荷及雨水管理效果评价中,对不同流域均具有适用性.因此,本研究采用SWMM模型模拟不同情景方案的水质控制效益.径流污染控制一般包含TSS、COD、TN、TP、NH3-N等指标,根据文献调研,各GI技术对COD的去除效果研究较少,对模型计算缺少必要的数据支撑,因此选取TSS、TP、TN和NH3-N4项指标进行研究.

模型选用2012年(平水年)全年小时降雨数据进行模拟,选取动态波routing模拟水流运动过程,选取霍顿method模拟土壤下渗过程.模型依据中央水系(南段)汇水区的雨水管渠及排水口分布,共建立20个节点、20段管渠和14个子汇水分区.各排水分区的面积、坡度、不透水比例,各节点的高程、各管渠的断面参数、长度、糙率系数等参数均通过基础资料获得,其他参数如透水区/不透水区的曼宁系数、蓄洼量,霍顿模型中的最大/最小入渗率等通过查阅模型用户手册和邻近区域的文献成果[3,28]获得.水质模型中污染物累积模型选取饱和函数,污染物冲刷模型选取EMC.将污染物产生的用地类型分为屋顶、道路、地面铺装和绿地4类,各用地类型累积函数中的最大累积量和累积常数通过邻近区域的文献[3,29]获得,EMC浓度来源于章节1.2监测结果.各情景方案中的源头GI技术通过LID控制模块添加,由于研究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土壤入渗能力差,因此均采取底端防渗,埋设排水管的方式排除雨水;末端调节塘技术通过蓄水单元添加,蓄水深度为1.5m,底部防渗,排空时间按48h设置. SWMM模型中水文和水力参数、水质参数、源头GI结构参数详见表3和文献[23].

表3 SWMM模型主要水质参数表

1.6 成本效益分析

国外[20-21]对成本效益分析的通用指标为单位成本效益,具体计算方法为成本/效益或效益/成本.本研究的效益指各方案对污染物的削减量(2012年全年),通过SWMM模型模拟获得.成本包含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其中,建设成本单价参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30]中的低影响开发单项设施单价估算,同时结合实际工程经验,将生物滞留池、植草浅沟和透水铺装的建设成本分别定为400, 300和160RMB/m2;调节塘的建设成本定为300RMB/m3;维护费用参考文献[31-33],各措施每年维护费用分别按照成本百分比的8%、8%、5%和5%进行核算,维护寿命为20a.本研究拟通过成本/污染物削减量的方式计算得到各污染物的单位成本效益,单位为元(或万元)/(kg·a).

2 结果与讨论

2.1 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特征

2.1.1 现状不同城市下垫面径流污染特征 依据天然降雨、屋顶、地面铺装、道路和公园绿地的水质监测结果(图2),各类城市下垫面地表径流中COD、TSS、Fe、Zn、Pb污染物的平均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天然降雨;屋顶和绿地径流中TP浓度与天然降雨相似,为0.02~0.03mg/L;各类下垫面径流中TN、NH3-N和Cu浓度与天然降雨差别均较小.

对比各城市下垫面径流污染情况,硬质地表(道路和地面铺装)径流中除TN浓度略低于屋顶,Cu与屋顶持平外,其它污染物浓度均高于屋顶和绿地(可达1.3~10.2倍).其中TP、TSS、Fe、Zn和Pb差异较大.道路和地面铺装相比,COD浓度两者持平,道路径流中Pb浓度是地面铺装的109倍(铺装为0.01mg/L,道路为1.09mg/L),其它污染物浓度地面铺装均略高于道路浓度(1.1~1.3倍).可见,各类下垫面中硬质地表(地面铺装和道路)的径流污染相对较重,特别是道路径流中Pb浓度较高.

对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34],天然降雨中的COD、Zn、Pb浓度满足地表Ⅰ类水标准,TP、NH3-N、Cu满足地表Ⅱ类水标准.屋顶的Pb浓度满足地表Ⅰ类水标准,TP、Zn、Cu满足地表Ⅱ类水标准,NH3-N和COD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硬质地表中各污染物浓度差别较大,Cu满足地表Ⅱ类水标准,NH3-N和Zn满足Ⅳ类标准,TP、COD和Pb为劣Ⅴ类,特别是Pb超标严重.绿地的TP、Zn、Cu、Pb满足地表Ⅰ类水标准,NH3-N满足地表Ⅱ类水标准,COD满足地表Ⅲ类水标准.因此,天然降雨可达到地表水Ⅰ～Ⅱ类标准,屋顶和绿地可满足Ⅲ类标准,而硬质地表污染较重,为劣Ⅴ类.

图2 各下垫面污染物平均浓度对比

2.1.2 现状城市雨水径流排放过程污染特征 本研究选取2017年4月12日居住区屋顶和地面的水质监测数据分析不同下垫面的TP、NH3-N、COD和TSS的浓度变化过程,由图3可知,屋顶和地面在产生径流的前20~30min,各污染物浓度下降显著,有较为明显的初期径流冲刷效应.屋顶的NH3-N浓度在径流前10min浓度达到1.92mg/L,为地表水Ⅴ类标准.地面的TP、NH3-N和COD在径流前10min浓度分别达到0.34,2.19,47.1~ 116mg/L,为地表水Ⅴ类或劣Ⅴ类标准.TSS浓度可达到437~554mg/L.因此,屋顶初期雨水中NH3-N浓度较高,路面初雨径流中的TP、NH3-N和COD均较高,TSS污染尤其严重,会增加地表受纳水体的污染负荷.

图3 各下垫面径流污染排放过程

图4 西部新城规划前后城市建设用地污染排放负荷

2.1.3 规划前后城市非点源污染负荷分析 基于各下垫面平均浓度值,利用PLOAD模型计算得到西部新城(248.2km2)现状和规划建设后城市建设用地的TP、TN、NH3-N、COD和TSS排放量,城市雨水径流污染排放负荷计算结果见图4.规划建设后城市非点源污染排放负荷为建设前的2.9~3.2倍.TP、TN、NH3-N、COD和TSS的排放负荷分别新增213.1%(9.0t/a)、189.9%(103.7t/a)、202.2% (36.4t/a)、219.3%(1946.2t/a)、215.6%(8721.8t/a).总体来看,由于未来新城发展,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剧变,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增加,城市非点源污染总负荷将显著增加,因此有必要合理选择绿色基础设施技术缓解径流污染压力.

2.2 不同情景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

经SWMM模拟,重点研究区(1.82km2)传统方式规划建设后的TSS、TP、TN和NH3-N的排放量分别为235310,223,2051和717kg/a.规划中应用绿色基础设施技术情景S1~S6的各污染物负荷削减量及削减率分别见图5.对于TSS负荷削减而言,情景S5的效果最优,削减率为57.4%,其次为S3和S6,S2的削减效果最差,削减率仅19.5%.在控制TP方面,情景S5仍为最优,削减率为30.7%,其后的S6、S4和S3削减率差异很小,均在27.5%~28.5%之间,S1和S2的削减效果最差,削减率仅为11.0%和12.0%.情景S4对TN的负荷削减效果最优,削减率为26.3%,S2和S3的削减效果最差,削减率不足10.0%.对NH3-N而言,最优削减方案S5的削减率为45.6%,最差削减方案S2的削减率仅为8.4%.

图5 各情景方案的污染负荷削减量

各情景(S1~S6)的总成本见图6,其中S2和S5分别为总成本的最低(3862万元)和最高(16839万元)方案.含有透水铺装的S3、S5和S6成本均较高(S3、S6总成本分别为15936万元和11954万元),主要原因为研究区域可铺设透水铺装的面积较大.总之,组合型情景的成本高于单技术型情景.

图6 各情景方案的建设成本及维护成本

基于各情景的污染物去除效益和成本,进一步分析了单位污染物削减成本(图7),结果表明:单末端技术S4对TSS、TP、TN和NH3-N的单位削减成本均最低,分别为692元/kg、75万元/kg、9万元/kg和20万元/kg.单源头技术型S1和S2的单位效益成本仅次于S4.S1除对TP的单位削减成本较高外,对其他污染物的成本效益较好;而S2仅对NH3-N的单位削减成本较高,其他均较低.对于组合型方案S5和S6,其各项污染物单位削减成本均较高.由于透水铺装(S3)的总成本较高,因而成为单位削减成本最高的方案,对TSS、TP、TN和NH3-N的单位削减成本效益分别为1364元/kg、259万元/kg、171万元/kg和55万元/kg.

根据以上结果可知,仅从效益方面来看,组合情景的污染物综合控制效果总体上优于单技术情景.源头组合型方案(S5)较其他方案优势明显,除对TN控制效果略低外,对其余3种污染物控制效果均为最优.源头-末端组合型方案(S6)的综合控制效果也较佳.在单技术方案中,S4和S3相对表现较好,而仅用生物滞留池(S1)或植草沟(S2)的单技术方案对各污染物控制效果都不佳.从成本效益方面来看,污染控制效果较好的组合型方案(S5和S6)在单位削减成本上却很高;而单技术方案的源头型生物滞留池(S1)和植草沟(S2)虽然污染控制效果不佳,但其单位削减成本很低.值得注意的是,单技术型的末端调节塘(S4),其效益表现居中,而各污染物单位削减成本均为最低.

2.3 讨论

对快速城镇化区域雨洪管理而言,组合型方案(源头型组合与源头-末端组合)是控制污染的较优选择,与文献报道的结果一致[3,35-36].源头型单技术方案中,生物滞留池(S1)、植草沟(S2)的污染物控制效益有限,且污染物单位削减成本并不低;而透水铺装(S3)虽然效益贡献较大,但单位效益成本过高.末端型单技术(S4)值得更多重视,这类集中式的传统BMP设施的性价比很高,而其污染控制效益仅略低于组合型技术方案,因此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实际决策中,单位效益成本最低方案并非最优选择,需要进一步考量其实际效益贡献.如单技术情景S1在NH3-N和TN的成本效益表现很好,但其实际效益总量很低,因而不是最佳选择.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进行降雨径流污染特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针对城市非点源的影响.若更加全面有效控制非点源污染,需考虑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以及农业用地减少所带来的污染物负荷变化的综合效应.另外,SWMM模型需要较多的参数输入,虽然本研究进了部分参数的本地化校正,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来参数率定.

对于技术选择和综合决策而言,需进一步权衡各GI技术情景的污染物削减总量和单位效益成本.未来有待于通过多目标决策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加以研究.

3 结论

3.1 非点源污染特征方面:现状建成区地面铺装和道路污染程度相对较重,TN、TP、COD、TSS和Pb为地表水Ⅴ类或劣Ⅴ类;屋顶和地面的初期径流冲刷效应明显;规划建设后城市用地的污染物排放负荷显著增加,污染负荷量为现状的2.9~3.2倍,对受纳水体造成污染压力.

3.2 污染控制效果方面:不同的GI技术方案对TSS、TP、TN和NH3-N的削减率为4.5%~57.4%.源头组合型情景(S5)的污染负荷削减效果最佳,其TSS、TP、NH3-N的削减率分别可达57.4%,30.7%和45.6%.组合型方案(S5、S6)的综合污染控制效果优于单技术方案.末端型技术(S4)对TN、TP控制效果较好,源头型技术(S1~S3)均在某一或几项污染物削减效果上存在明显弱势.

3.3 成本效益方面:末端型技术(S4)是单位削减成本最低的方案,对TSS、TP、TN和NH3-N的单位削减成本分别为692元/kg、75万元/kg、9万元/kg和20万元/kg.而源头型的透水铺装(S3)则是单位削减成本最高的方案.总体而言,单项技术方案在污染控制的成本效益表现上要优于组合型方案,若要取得更好的污染控制效果,则还需投入更大的成本、采取组合型方案进行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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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感谢珠海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监测站在调研与采样期间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Study for green infrastructure approach on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LUAN Bo1,2, YIN Rui-xue2, XU Peng3*, ZHAI Sheng-qiang2, WANG Xin2, TANG Xiaoyan1

(1.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2.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7, China；3.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2019,39(4)：1705~1714

This study aimed to: (i) characterize the runoff pollution before and after urbanization; (ii) analyz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GI strategi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CGIs); and (iii)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for the Sponge City planning. Using the rapidly developing Western New City of Zhuhai as the case study,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urban rainfall-runoff pollution and the changes of pollution load before and after planning through field monitoring.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nd cost-effectiveness, six GI and CGI scenarios were considered with the use of SWMM mode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 heavy runoff pollution (inferior to water quality class V) was identified for roads and paved ground in the developed areas; (2) there existed obvious initial flush effect from roofs and ground; (3) after development, the runoff pollutant loads were 2.9~3.2 times as those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4) the CGI (source/source-terminal controls) yielded better overall performance than the single GIs, however its cost per unit of pollutant reduction was higher; (5) among the single GIs, the detention basin yielded the lowest cost per unit of reduction, and i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d TN and TP; (6) bio-retention and vegetated swale also yielded low reduction cost, but they could not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llutant load; and (7) the reduction cost per unit of permeable pavement is the most expensive among all considered single GI strategies. Overall, the cost-effectiveness performance of single GI was superior to the CGI in pollution control. The single GI strategies were more cost-effective compared to CGI strategies; however it was necessary to invest more to adopt the CGI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pollution control results.

green infrastructure；non-source pollution；SWMM；sponge city；cost effectiveness

X321

A

1000-6923(2019)04-1705-10

2018-09-28

珠海市政府采购单一来源项目(ZHGJ2016-016)

*责任作者, 博士, xup@sustech.edu.cn

栾 博(1983-),男,北京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绿色基础设施与环境景观规划.发表论文1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