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好读书

Grace

《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作  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温华译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定  价：88.00元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不列颠的“号角”（截选）

文/温华

这本丘吉尔演讲集，有很多不同的读法。首先，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励志书。第一重激励来自丘吉尔的人生经历。大家知道，仅从天赋判断，丘吉尔作为演说家的优势并不明显。他“走路弯腰，上唇无力”，嗓音并不洪亮，还饱受口吃困扰。上帝并没有把最好的牌发给他，他却靠艰苦的努力、超乎寻常的自我约束和顽强的学习获得了重新洗牌的力量，成为二十世纪公认的伟大演说家。对资质平常的我们来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足够励志？第二重激励来自演讲本身。它们大多是丘吉尔在个人政治生涯或英国最艰难的时刻，以全部激情与勇气发出的“狮吼”，几十年过去，世事变迁，但那种不服输的男人气概与坚忍不拔的高贵精神仍然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永不退缩，永不疲倦，永不绝望”，各位读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心中默念这充满魔力的咒语，回顾一下苦难深重的战争年代，也许你会重新鼓起奋斗的勇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的“鸡汤”功效只是副产品。

丘吉尔身处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政局的最前沿，是那个时代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主要领导者。所以，它是一本充满文学色彩和个人印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史。当然，它讲述的主要是英国的光荣与梦想。无论你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相信在认真读过之后，都会产生新的认识，新的感悟。其中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可以填补历史教科书的空白。它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作为议会之母的英國议会如何进行日常辩论与重大表决;“二战”中的英国是如何面临重重困难但却斗志昂扬;冷战的“铁幕”怎样一点点笼罩了欧洲;联合国又是怎样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它的历史叙述相当主观，甚至充满偏见。读者如不冷静分析，就会被其话语的超强感染力所迷惑。

丘吉尔的另一种叙述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对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权毫无保留的诋毁、毫不掩饰的憎恶。早在“一战”时，丘吉尔就对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大加挞伐。“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丘吉尔又先人一步向社会主义宣战。其态度之偏激、言辞之恶毒，当时就令许多听众大为反感。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实在有失公正。但需要明确一点：丘吉尔的态度虽然激烈，却代表着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原本就针锋相对，绝不含糊。

不过，丘吉尔并未因此而沦为狭隘的党派政客，仍然进入了二十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行列。因为他能够在危机时刻跳出意识形态壁垒，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显示了政治家应有的胸襟与胆略。一边在与苏联积极合作，一边随时提防着共产主义的进攻，这就是丘吉尔代表的西方政治家的一体两面。所以，从历史、政治角度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丘吉？尔。

翻译《丘吉尔演讲集》虽然不至于像翻译诗歌那样“谋杀”了原作，却也很难曲尽其妙，甚至不乏错漏碰缺。但译诗虽难，一代代译者仍前赴后继，因此本书译者也就不揣浅陋，斗胆尝试，终于完成了这个充满艰辛与收获的过程，向伟人致敬的过程。结果如何，敬待读者诸君的审视。

《树犹如此》

 构建人生的材质：爱、文学与社会责任

文/绿箜

作家所独有的浪漫，大抵是在书的扉页题词“献给某某某”，翻开《树犹如此》，所见第一句话便是“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另附1958年合影一张，相片上眉清目朗的两人肩并肩，喜笑盈腮。对于读者而言，散文集仿佛是窥探作家私生活的公开途径，从中得以了解作品相关创作背景和思想灵光，与创作者形成更密切的精神共振。

王国祥君便是那位相交多年的挚友，首篇同名散文回忆的就是二人往事。两人是中学同学，一早建立起“异性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迁至圣巴巴拉后更是一同爬梯子摘邻居的果子、吃螃蟹烫绍兴酒、在家中后院栽柏树，在处处生活细节中含蓄勾勒起朴素真挚的情谊。深刻的感情从来不见纵情悲恸，连带哀婉也是节制的，经年之后独坐院中，抬头忆起那里曾有棵柏树，是他当年与王国祥一起亲手种下的，如今已是空荡荡。

《树犹如此》总共被编排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至念真情”、“文学不死”、“关怀艾滋”。白先勇先生祖籍桂林，是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之子，书中写故乡与童年，谈及桂林米粉时称“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嫩”;童年居住在上海，亦对上海有着潜意识中的眷恋，大学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上海故事;他写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为昆曲之美深深折服;写几位友人对艺术创作的独特见解和虔敬态度，从中汲取正面力量;书中最后部分是关于艾滋病的详尽科普与防治，内容涵盖座谈纪实、访谈等等，比起“同性恋”这个标签，更多的应该是扛起身为文学家的社会责任，利用文学艺术本身的能力和自身名望，试图消除社会对同性恋者或是艾滋病人的偏见与误解。这一切均成为构建生命的重要材质，令读者透过诸多宽泛议题从不同视角多方面理解作家的人生态度。

“文学不死”这个类别下，除却探讨文学的自身价值并举例分析文艺作品（譬如四大名著、《金瓶梅》、《牡丹亭》等等）以外，也顺便谈及部分故事的创作背景，更主要的是能从中窥见作家本人的文学观。白先勇先生强调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情感教育并且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必然指向某种宗教情怀。”意指文学能令人产生同理心，理解人生的错综复杂，哀矜勿喜，对他人痛苦报以理解和体恤。究其本质，这样的态度正是出于文学家的自觉，一种人文关怀和对人心的悲悯，这与他本人积极普及艾滋病防范教育、关怀艾滋病人的人性诉求的做法是相统一的，这也是文学实现自身价值和责任的方式，利用文学来为被误解的群体“提供人心抚慰与支撑”，可见文学的精神力量之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先生因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而与台湾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姚一苇结识，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这篇文章中谈及姚先生的文学观点，“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叶芝、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弭了”。如今看来，姚先生的观点实在极富洞见，这恰好与当代新媒体创作者们“写作去自我化”、“以用户体验代替自我表达”的创作态度得以交叉对比，也颇觉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