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为何宁死不肯过江东

柳振华

笔者在教学《项羽本纪》时遇到了一个问题：项羽为何在能够渡江自保的条件下却选择了自刎？从文本解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文本的破绽之处，而应是文本细读的起点。教参和不少学术文章给出的解释大多是围绕项羽的羞耻心和宿命论来阐述，却又语焉不详。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称赞《史记》是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它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文学的价值。这就是说，不仅从心理学上来探究，而且从历史和文学等角度来解读《史记》才能最接近文本的内核。故对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这一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究，以待方家。

一、原想破灭

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原因，确实有其身无剩卒、兵败垓下而产生的羞耻之心理。此种观点有项羽的话为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史记·项羽本纪》）以至后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题乌江亭》诗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项羽不能忍耻负重，卷土重来，并在诗中痛惜项羽气盛之下的冲动之举。杜牧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仅是从阅读《项羽本纪》的文字表面中得到的看法，并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司马迁为何浓笔写项羽不肯过江东而选择乌江自刎之前，拼命撕杀欲冲出重重包围呢？与杜牧持相同观点还有唐代的诗人于季子，他在《咏项羽》写道：“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这二位诗人均指出项羽因羞愧而不肯渡江，却没有指出项羽乌江自刎时，心中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羞愧。

实际上，项羽确实有因战败而羞，有因随他东征西战的江东子弟八千人无一生还而羞，更有因两手空归江东而羞。“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之所以羞愧是不是因空手而归，无颜见江东父老？设想项羽丢得八千江东子弟而能收获着秦国货宝妇女而东，他还会有强烈的战败羞耻之心吗？作为年轻气盛的英雄，项羽是十分注重个人的功名利禄。项羽在观看秦始皇游会稽时曾说“彼可取而代也”，这种羡慕心理更多是就名利产生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写到项羽对名利的贪婪。“（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敝，忍不能予。”（《淮阴侯列传》）韩信向刘邦评论项羽的这句话是说：对于那些有战功应当封赏爵位的将士，项羽即使把官印玩到破旧，也不愿给他们。“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陈丞相世家》）陈平说：项羽为人，表面上恭敬爱人，廉节好礼的人多去投奔他，但等到评功论赏时，他却舍不得给下属，所以士人不愿亲附他。由此可知，项羽对名利的贪婪，当然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

另外，宿命论似乎是中华民族由来以久根深蒂固的普遍悲剧心理所在。项羽虽然身为英雄、身为霸王，但骨子里也同样深藏着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思想。项羽多次对自己战事成败进行归因时，绝少從自己个人性格、学识谋划等方面进行反省分析，而是归因于客观唯心的外界力量——上天。特别是在乌江亭长邀其渡江时，兵败的项羽竟然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来为自己开脱，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用自刎来拒绝过江，欲成全其英雄之名。

司马迁对项羽的批评也是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用天之亡项羽来美化项羽，一方面又在《项羽本纪》的结尾对其批评：“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五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用“难矣”“过矣”来批评项羽，指出他糊涂、过错，更指出他用“天亡我”为借口的荒谬性。连司马迁都指出项羽用“天亡我”为借口的荒谬性，那么司马迁怎么会把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原因归缘于“天亡我”的心理作用呢？

二、敌手相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假若项羽渡过乌江了，他真的能卷土重来，夺得刘邦的天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别说项羽两手空空，难以东山再起，就是像韩信、陈豨、黥布、彭越这些拥兵自重的王侯将相，刘邦不都是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了吗？譬如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刘邦曾称赞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韩信不也被刘邦设计除掉了吗？韩信为刘邦大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居功至伟，可刘邦做到论功行赏了吗？实际上，韩信越是有才能，刘邦自然越是防备他。刘邦击杀项羽之后，在回军途中就夺去了齐王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刘邦称帝后的第二年，以谋反罪将他逮捕。释放后，降封为淮阴侯。汉十年，陈豨谋反。吕后查得韩信参与此次谋反，令相国萧何用谎言把韩信骗到京城，“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史记·淮阴侯列传》）再如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对刘邦来说可谓忠心无二，对汉朝的创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但仍不能让刘邦对他放心。“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段话是说，当刘邦和项羽在京索之间对垒，汉王却多次派遣使者到关中来慰劳萧何丞相。有个鲍生心明眼亮，识得其中玄机，就对萧何说，汉王刘邦在外风餐露宿，却屡屡派人来慰劳你，这是起了怀疑你的心思。这一下就把萧何给吓坏了，慌忙将自己子孙中能够作战的都派到前线军队，这样才算平息了刘邦对他的疑心。试想，才德能功兼具的萧何为刘邦的汉朝居关内自守，万一有天据关自重，那么在外作战的刘邦岂不是回家无路了，刘邦当然对他不放心。

雄才大略的韩信、德才兼善的萧何都在生性多疑的刘邦跟前落得如此下场，就算只身孤影的项羽逃到了江东，刘邦岂能让他善终，岂能让他在江东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说，项羽即使渡过江东，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更不要想夺取刘邦已建立的趋向稳定的汉朝了。这也说明了兵败后的项羽头脑还是清醒的，意识到刘邦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只有自刎一举方能成就自己的英名。倒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项羽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乌江亭》一诗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曾经八千江东子弟随叱咤风云的项羽征战天下，最终落得身死异乡，兵败以后的项羽又有何德何能让江东子弟为他卷土重来呢？王安石从政治家角度看到了项羽势败难回的深层原因，更从历史层面上写出项羽不肯过乌江的深层原因。

三、情感错位

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着更深层的情感错位原因。一般来说，人物的主要情感特征是相对稳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外部的刺激下会发生瞬时的突变，这就会超越人的预期。渔父劝失势的项羽乘船过江东，以便东山再起，这只是一种知觉的，属于常人的想法。但项羽此时内心的深层情感强烈地冲击着他意识上表层的知觉，这就是一种愧疚的情感错位，也是一种对自己前途清醒认识的理智。

试想，就算项羽渡江逃脱到江东，保全了性命，刘邦也绝不会任凭他鱼入江海，虎归深山，必派重兵渡江追击，把战争之火烧到江东，这样以来，江东百姓必陷战祸之中。面对善良的乌江亭长，项羽此刻应该比前面拼杀、东征西战时更显清醒，应该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东山难再重起。为了不把战争之火引到家乡，让父老乡亲遭难，项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刎，这也许正是他英雄本色的体现。此时，善良的乌江亭长好意劝勉的话在项羽听来，无疑是把项羽求生、回江东老家的心路给断了。《史记》记载项羽多次屠城，都是因为那些城内的兵民负隅顽抗，拼死挣扎，不得已城陷才被项羽屠杀的。这无不表明项羽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所以越是家乡人对他情深意重，他越是不愿让家乡父老乡亲受苦受罪。跟随他的八千子弟已身死他乡，怎能再把战火引到江东的父老乡亲身上呢。

前有乌江，后有刘邦的追兵，项羽面对乌江亭长的邀渡，从知觉来说他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渡东来逃生，但情感上项羽却不愿把战火引到家乡，只能断然拒绝过江东的规劝，选择自刎可以算得上是项羽情感与知觉的错位表现。这种情感与知觉上的错位表现，孙绍振教授在其《文学文本解读学》中给予了阐释：“把人打出正常的生活轨道，让他到另外一种生活环境里去，他内心深处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强烈感情及意志品质全部都显示出来了。……逆境、倒霉或灾难是打出常规最起码的办法。”實际上，情感错位在《史记》中的不少人物身上都存在着。飞将军李广才能非凡，令敌闻风丧胆，虽然战功赫赫，可就是无法封侯称王。汉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如此能功善战的人因生不逢时，无法取得功名，不能不说是一种情感与知觉的矛盾。按说，李广从军自然想封侯称相，但现实是此时的汉朝不再强调马上取功名了。再有谪为庶人的李广居家期间，尝在夜里带一随从外出，回来至霸陵亭时，喝醉酒的霸陵尉执行命令，禁止人们夜行而冒犯了李广，身为“故李将军”不得不住宿亭下。按常理，李广凭着故将军的身份，应该得到例外的对待，顺利回家，可霸陵尉却喝醉了，不能辨识“故将军”。作为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应该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应该大人不计小人过，可李广却在被拜为右北平太守后，招霸陵尉到军而斩之。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多处写出李广在情感知觉上的错位表现。司马迁表现其作品里人物真实个性的错位手法，可以用老托尔斯泰的话来解释：“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

四、人格寄托

司马迁写项羽宁愿自刎也不肯过江东，还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严格地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在人格上他再也不是一个完整而真正的男人。这种屈辱对司马迁而言，不亚于死亡的打击。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从中可以看出腐刑给司马迁内心造成的惶恐和悲痛：坐在家中，精神恍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却不知道往哪里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裳的。

对个人来说，身体残疾并不是最大的缺陷，最能摧毁人的是人格的缺失。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不能受到作为人应有的人格对待，而是次一等或次几等，这都会让人有生不如死的悲愤。这样的人要想坚强活下去，心中多数是找到了精神寄托。虽然司马迁把活下去的理由归为秉承父志，完成史书编写：“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但作为真正男人的人格追求，他应该会不由自主地为自己寻找或设计一个真正铁血男儿的英雄形象，而项羽无疑符合司马迁的这种心理追求。

司马迁对项羽的崇拜超出了《史记》中的所有男人，甚至把他列入帝王本纪之中。对项羽这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是满怀深情的，应该说是有着深切的思想和人格寄托。他尽力写出项羽力能举鼎、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形象的高大超过秦皇汉武，形象的完美超过《史记》中任何一个人：有情，有义，有恩，有勇，有力，有智……如此的项羽，司马迁是不能让他过江东的。司马迁知道，项羽这样的英雄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他的理想，正如司马迁自己直而遭创，忠而被伤一样。借助项羽，司马迁用文学手法来阐释了美学上一个深刻的话题：越是完美的形象，越是缺损的;越是优秀的生命，越是短暂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托“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来阐述自己借史以言情志、述褒贬的用意。孔子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说“我想只撰述褒贬是非的言论，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评判是非美恶更加深刻、明显”。司马迁写《史记》受孔子春秋笔法的影响，明白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作用，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一切文学都是隐喻的。司马迁著《史记》当然自有其隐喻之处，项羽不肯过江东应该也隐喻着司马迁对真正英雄男儿的人格寄托。

项羽作为历史和文学人物形象面临的悲剧性结局，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才能更好地维护着司马迁心中真正男人的人格尊严，才能让后人感叹项羽时思考司马迁的情感心理。同时，司马迁把项羽的理想人格、超人才干和历史悲剧统一起来，进行艺术上的平衡：刘邦可以得天下，做皇帝;项羽虽死却能得江东人心，得后人敬仰。项羽不得其天，不得命数，一代英才，无可奈何，不能不面对悲剧的命运，与司马迁的命运何其相似，不能不说司马迁借助项羽来实现他对健全男人的人格寄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钱先生还在《管锥篇》中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由此可知，纪实的历史也离不开作者情感的抒发，历史人物就有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交融、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的交融。对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事，我们不仅应该从心理情感、历史环境的角度来分析，更应该从文学创作、作者意图的角度来探源。面对任何一个文本，读者要想真正获得解读的自由，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读者的被动性，而以作者的心志与作品尝试性对话，这样才能打开读者自身心理的封闭性和文学文本的封闭性，实现对文本真正而有效的深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