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友雪,王树进
(1.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8;2.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1]。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地缘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和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产业集聚往往会导致制造业进一步趋向集中;同时,产业集聚行为能够带来集聚效应、共生效应、协同效应、区位效应、结构效应等诸多优势,对区域产业布局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3]。中国茶叶主要集中分布在传统四大产茶区,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四大产区内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如何有效且合理的利用生产资源,成为保障我国茶叶有效供给并稳步提升产茶力的重中之重。
近30年来,我国茶产业蓬勃发展,呈现现代化发展新面貌。在良好效应驱动以及政府有力扶持下,我国茶园面积持续增长,茶叶生产地域空间格局不断变动,传统产茶省份对区域茶叶生产贡献逐渐减少,茶叶生产重心西移明显[4]。一个产业在不同区域间的重心转移是自然且符合经济规律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区域自然资源、人口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等,而政府政策等也能引致产业布局变动及变动速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5-6]。
近年来,对茶叶空间相关性的研究均是从产量和面积两个视角展开的。在对茶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中,主要以某一省份为对象进行剖析[7-8],或选择几个产茶省份为代表进行分析[9],基本认为不同区域的茶叶生产具有集聚效应且存在明显差异的集聚度。虽然上述研究对部分茶区做了集聚分析,但尚未对全国茶产业的集聚水平及发展态势做宏观的测量分析。此外,当前我国茶产区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但茶企格局特点却是“散、杂、小”,影响了产业整体发展[10],束缚了茶产业规模经济的高效运转。
本文选取1978~2016年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的茶叶主产区的统计数据,引入区位商、集中系数以及Moran'sI指数,从全国层面上明晰区域茶叶生产的时空格局及集聚水平的演变,分析中国茶叶行业发展态势,旨在为指导企业决策和政府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等提供理论依据,促进我国茶叶优化生产布局,提高产业效率。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选取1978~2016年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的茶叶主产区的统计数据,考察茶叶产业发展的阶段及集聚水平。参考已有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将茶叶总量、人均茶产量、茶园面积作为测度我国茶叶产业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1978~2016年全国及省域的茶叶总产量、茶园面积、农作物总面积、农村人口数,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茶业年鉴》。
涉及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通常有区位商、集中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Moran's I指数、EG指数等[11-13]。其中测量产业集聚度通常采用区位商、集中系数和Moran's I指数等指标。本研究分别从区位商和集中系数来测度中国茶叶产业的集聚水平,并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中国茶叶主产区集聚的空间特征。
1.2.1 区位商
区位商的概念由哈盖特所提出,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1) 中,LQij表示i地区的j产业在全国的区位商,Lij表示i地区的j产业的产值、产量等相关指标;Li表示i地区所有产业的总产量、总产值等指标;Lj表示在全国范围内j产业的总产量、总产值等;L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总产量、总产值等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将Lij表示i地区茶园面积,Li表示i地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Lj表示全国茶园总面积,L表示全国农作物总面积。LQij值越高,表示茶产业在某区域中的集聚程度越高;LQij值越小,表示茶产业在某区域中的集聚程度越低。一般以1为衡量是否形成集聚的分界线。当LQij>1说明该部门的产品除区内消费外,还可以向外输出,由此可以认为j产业是i地区的专业化行业,LQij值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当LQ≤1时,则认为j产业是i地区的自给性行业。
1.2.2 集中系数
集中系数表示区域某产业的人均产量(或产值)与全国或全区相应产业的相应指标之比。其计算公式表述如下:
公式(2) 中,CCij为i地区j产业的集中系数;Qij为i地区j产业的产量;Pi为i地区的人口;Qj为全国j产业的总产量;P为全国总人口数。本文就茶叶生产的集中系数进行分析,Qij为i地区茶叶产量;Pi为i地区农村人口数量;Qj为全国茶叶产量;P为全国农村总人口数。CCij值大,表明该地区该行业按人均产量或产值衡量,具有较高的专门化程度;CCij值小,说明该地区该行业在全区没有太大意义。如果CCij大于1,则说明该区域茶叶生产比较集中,属于专业化行业。
1.2.3 空间自相关模型
本文采用Global Moran's I指数对产业发展阶段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进行分析,以识别其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态势。
2.1.1 产量比重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与《中国茶业年鉴》数据整理发现中国各产茶省份的产业产量比重差异较大,产量高的5个省份的产茶量总和能达到中国茶叶总产量的2/3(表1)。
表1 中国产茶区茶叶产量比重测算(1995~2016年)Table 1 Calculation of the proportion of tea yield of tea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1995~2016)
通过对比中国茶叶主产区的茶叶产量比重可以看出,从1995~2016年茶产量高的格局基本不变。茶产量比重高的省份基本集中在浙江、福建、湖北、四川、云南、湖南等东部、中部及南部省份。通常而言,上述茶产量比重的区位分布有利于集聚的产生。
2.1.2 区域集聚水平
从表2、表3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不同产茶区集聚水平差异大。中国大陆18个产茶省中,专业化水平高的比例与低的比率为1∶1。产茶区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浙江、湖北和安徽,其区位商长期大于1,表明这些省份除了省内的消费外,还对外销售。产茶区专业化水平低的省份分别为西藏、广西、海南、江苏、河南、甘肃和山东,区位商长期小于1,其中西藏最低,很多年份西藏的区位商为零,这符合历史以来西藏基本不对外输出或者销售茶叶,但藏民日常对茶叶的需求量很高,由其他省份专门生产边销茶供给藏民饮用。
产业集聚水平总体变化不大。从整体上看,除部分省份如云南、浙江在发展上有些波动及贵州和陕西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外,中国产茶区的专业化水平变化不大。福建、浙江、云南其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产茶区部分省份专业化水平较高,如福建、浙江、云南,其区位商均大于4、集中系数大于2,位居中国前三位。其中,贵州在2005年之前专业化水平在全国茶区专业化水平中处于一般水平,自2005年后专业化水平急剧攀升,到2016年其区位商已超过4.5,说明这些年贵州省茶叶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这和当地地方政府的重视及茶区生产者的较高积极性不无关系。另外,湖北省近些年来虽然在波动中发展,但总体上发展势头强,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这些专业化水平高的省份不仅自身茶文化氛围浓厚,内部茶叶生产量高、消费量大,其产量还有较高程度的富余,能够供给全国甚至国外的需求。
表2 中国产茶区的区位商变化值(1995~2016年)Table 2 The change value of location quotient of tea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1995~2016)
表3 中国产茶区的集中系数(1995~2016年)Table 3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of tea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1995~2016)
以上分析可见,中国茶区分布广泛,各茶区自然禀赋不同、技术水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政府重视程度的不同均有可能引起上述区域专业化水平的不同。
2.1.3 集聚特征
由表4、表5可以看出,省域茶叶产量和种植面积的全局Moran's I统计指数在2001~2016年均显示为正值,且通过999次蒙特卡洛模拟得到的P值估计值均显著为正值,说明茶产业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在整体上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
检验结果还显示,尽管所有的估计值均为正值,但是茶产量和茶面积的Moran's I值在各个年份有别,产量全局Moran's I最大值为2001年,而面积全局Moran's I最大值为2013年,产量全局Moran's I最小值为2011年,而面积全局Moran's I最小值则为2002年,区域内茶叶产量和面积不仅具有空间相关性,而且还具有空间异质性。
此外,以上Moran's I统计值的各数值均在0.20~0.36之间,表明从全国层面上茶产业集聚态势趋于稳定,呈现高值集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分析发现,从1978~2016年,中国茶叶总产量、人均产量及茶园总面积均呈现出从平稳上升到快速上升态势(图1)。在茶叶总产量方面,由1978年的26.8万t,到2016年的240万t,年均增长率为13%左右,增长了近8倍;与1978年相比,2016年全国人均产量为1.74 kg,提高了1.46 kg/人,增长了5.21倍。茶园总面积也从1978年的1048千hm2,增长到2016年的2902千hm2,增加了1854千hm2。
表4 茶产量的全局Moran's I统计值(2001~2016年)Table 4 Moran's I index of tea yield in China(2001~2016)
表5 茶面积的全局Moran's I统计值(2001~2016年)Table 5 Moran's I index of tea areas in China(2001~2016)
由图1可以将增长率变化综合划分为:①1978~1989年快速增长阶段。本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茶叶由国家供销总社管理,茶叶作为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品,存在需求市场;社会经济方面,居民收入提高,茶叶消费需求旺盛,对茶叶的消费出现“弥补性”增长。②1990~2000年平稳增长阶段。③2001~2016年高速增长阶段。茶叶生产在经过平稳增长阶段后,朝着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本阶段人均产量由1978年的0.28 kg增长到2016年的1.33 kg。
图1 中国茶叶总产量、人均产量及茶园面积变化趋势(1978年~2016年)Fig.1 The trend of total tea yield,per capita yield and tea garden area in China(1978~2016)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的一般形态特征,本文推测茶叶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后期)”阶段。该阶段特征表现为产出规模迅速上升,形成了相当大的市场需求,具备了大批量的生产条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构筑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领域、经营方式和手段,表现出生产要素向产业集中的现象。此时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出现增长。
本文通过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采纳了1978~2016年中国茶叶产量和种植面积数据,基于区位商、集中系数和Moran's I指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1978~2016年间中国茶产业集聚水平及发展态势。整体而言,中国茶产业地理集聚特征明显且稳定,集聚区内呈现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高值集聚,并推测茶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后期)”阶段。
产业集聚水平总体变化幅度不明显。多数省域集聚水平保持稳步发展,极少数产茶省集聚程度提高迅速或明显下降。贵州、四川集聚水平相对上升较快,以3倍以上速率增长,广东、海南集聚水平下降明显,尤其是海南以倍数级下降。
省域产茶区之间集聚水平差异较大。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前三者福建、浙江、云南,其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基本都在3以上;而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海南、甘肃,其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基本都在0.2以下。
根据上述结论,建议对于集聚水平高的茶区适当给予政策性倾斜,带动产业集聚效应,发展规模经济,推进茶产业向纵深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