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郑长娟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基于浙江省2005-2016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探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会下降1.8882%;分地区而言,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与全省情况一致,但浙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减贫效应要高于浙东北地区。最后,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等方面为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升级 城乡收入差距 浙江省
引言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升要素供给质量,调整经济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着力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加速进入“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的新轨道。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浙江城乡收入差距虽有缓慢缩减态势,但依然居高不下。浙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不仅制约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而且已演变成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那么,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浙江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何影响?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弄明白这两个问题,对于浙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格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越来越多研究者尝试从户籍制度、物质资本、城镇化、金融发展等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展开研究(杨楠等,2014;Fambon,2017)。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种观点:产业结构升级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余长林等,2011;Treiman,2012;刘慧等,2017);产业结构升级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卢冲等,2014;徐敏等,2015);产业机构升级在短期内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在长期内则会起到缩小作用,即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郑万吉等,2015;穆怀中等,2016);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后扩的“U”型特征(杨晓锋等,2014;徐春华等,2015)。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已获得众多富有价值的结论,也为文章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和重要借鉴,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基于供给侧改革背景考察产业结构升级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较为少见;第二,在研究尺度上,基于省域尺度研究全国、市域的居多,基于县域尺度研究省域的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选取解释变量,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浙江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響效应,以期为浙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
(一)产业结构升级致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生偏离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不相协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成为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桎梏。就目前我国政府实施的一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政策来看,绝大多数只关注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却忽略了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的现实情况,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矛盾凸出,结构性失业风险大大增加。因此,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二)产业政策的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现阶段,大多数高收入居民集中分布于城市相关产业部门,而传统产业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相对较低。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一直倾向于城市产业发展,进而形成了产业间发展不均衡局面,即具有城市倾向的产业发展政策致使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产业经济,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差异助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收入来源。然而,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等多层面限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而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投资渠道和就业机会多,其收入来源较为多元。因此,城镇居民相对较强的自身素质和技能挤占了绝大部分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福利,而农村居民很难获得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多样化收入。
综上所述,本文做出假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现阶段,学术界对该变量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考虑到研究对象为县域,基于数据可得性,选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uinst)。参照徐德云(2011)的做法,引入产业结构层次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计算公式为:
xi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
控制变量。为了更加客观的揭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需在控制变量中考虑与供给侧改革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从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出发,并参照黄乾等(2018)的研究成果,提取政府干预、金融环境两方面作为供给侧改革因素,考虑到县域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分别选取相应的二级指标(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研究区域为浙江省69个县域,其中包括11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35个县和1个自治县(郑长娟等,2017)。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2006-2017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因上述资料部分数据缺漏、统计不准确而参考的部分年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计量模型设定
学术界通常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前者假设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存在联系,而后者假设不相关。显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假设更加符合本文的研究目标。因此,参照张超(2015)的做法,将模型设定为:
gapit=β0+β1uinstit+β2govit+β3fiscit+β4fiefit+ηi+νit
(t=1,…,T)(i=1,…,N)
其中,gapit为i县域在t期的城乡收入比;β1为产业结构升级(uinstit)待估系数;β2为地方财政支出(govit)待估系数;β3为金融发展规模(fiscit)待估系数;β4为金融发展效率(fiefit)待估系数;ηi代表无法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νit为独立同分布的经典误差项。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浙江全样本估计结果
为验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有效性,文章首先利用混合OLS方法进行估计,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金融发展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但金融发展规模的系数并不显著。然而,混合OLS估计未考虑各个县域间的异质性,且这种异质性与解释变量可能有关,进而致使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文章将采用个体效应模型作进一步估计。
首先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识别检验,观察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见表2),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再由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F检验结果,发现该模型显著拒绝了混合OLS回归,且固定效应估计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混合OLS估计,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因此,将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为-1.8882,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对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负向作用,与预期不吻合。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浙江大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浙江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主打智慧经济、智慧产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200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为6.5∶53.5∶40,到2014年演变为4.4∶47.7∶47.9,浙江省第三产业比重首超第二产业,再到2016年的4.2∶44.2∶51.6,浙江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变为“三二一”,第三产业俨然成为拉动浙江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浙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和非农产业,有效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此外,浙江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诸如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附加值较高,经济效益较好,并且往往采取农民自主经营形式,创收致富效应显著。因此,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控制变量方面,地方财政支出系数为-0.218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干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合预期,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地方财政支出中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促进了农民稳定增收,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系数为0.0380,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壮大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与预期不符,可能是由于金融规模扩张的受益者主要是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享受到的金融资源和服务非常有限,导致金融发展不仅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系数为-0.0720,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与预期吻合,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反映金融机构储蓄转为贷款能力的增强,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可以让更多中低收入者享受信贷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能够起到缩减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效用。
(二)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文章将全部样本划为浙东北和浙西南两个区域分别进行模型估计,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对照Hausman检验和F检验结果,发现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最优模型均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地区样本分析。
观察表4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在各个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与全省情况保持一致,但浙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浙东北地区,这是因为浙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但继续提升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对增加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会有所下降;地方政府支出在各个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与全省情况也保持一致,且浙东北地区的缩小作用高于浙西南地区,这是由于浙东北地区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较大,提高农民收入的能力要明显强于浙西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在浙东北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在浙西南地区并不显著,这是由于浙东北地区金融资源分配的城市化倾向较为严重,导致众多农村居民及乡镇企业融资困难,进而抑制了农民增收,而浙西南地区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金融发展效率在两个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与全省情况也保持一致,且浙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减贫效应远高于浙东北地区,前者约为后者的8.7倍,这是由于浙西南地區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将获得的农业信贷更多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进而导致农民收入增加的机会高于浙东北地区。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层次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任务,选取政府干预、金融环境两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实证考察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对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总体而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从区域层面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浙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减贫效应高于浙东北地区。
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浙江实际,本文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极力发展特色与品牌农业、互联网+农业,加快建设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和乡村旅游等精品品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快在技术创新、智能制造、质量品牌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功能升级,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培育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集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三,加快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营造适宜创新的环境,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四新”经济加快成长,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动能,大力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同等待遇”成为现实。
第四,着力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重视农村居民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其积极参与产业结构升级中,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要素禀赋结构,实现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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