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社区老年人社区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转轨，从单位社会的“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过渡到“后”单位社会的“社区制”仅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积淀和本土化实践，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不少缺陷，例如社区社会关系脱域、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全、社区自治能力低下等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区层面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此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作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开始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的居民，众多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已经成为社区参与的核心力量之一。相较于其他社区参与群体，老年人群体拥有更充裕的时间、丰富的社会经验、广阔的人脉等优势资源。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是落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方案，也是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1]。

事业型单位社区是由行政、教育、医疗等单位形成的社区。作为单位型社区的一种，事业型单位社区也具备了单位型社区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问题，由原来的单一式单位社区逐渐转型为混合式的综合社区[2]，并伴随出现住房产权私有化、居民组成复杂化、社会空间外向化、社区管理社会化以及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现象[3]。由于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在没有特定的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下，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管理模式和意识的影响，事业型单位社区一直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难点之一。

由于福利分房和房改政策等历史原因，事业型单位社区拥有更加丰富的老年人口资源，因此，应重视事业型单位社区内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主力军地位。本文将成都市事业型单位社区的老年社区居民(60岁及以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把握事业型单位社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尝试为事业型单位社区提升治理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社区与社区参与

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目前社会学界对于社区这个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在社区的构成要素上还是基本达成一致的，普遍认为社区应当是由地缘、人群、设施、社会组织、社区文化和共同约束等要素组成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社区参与则是一种公众参与的过程，是实现社区自治、促进民主政治发育的重要手段，是社区成员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决策、管理和运作，影响社区的权力运作，并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4]。本文将社区参与划分为娱乐性参与、志愿性参与、管理性参与和政治性参与四种类型。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从美国学者劳瑞和理查德·C·博克斯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社区自治过程中，根据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层次，可将其分为积极的参与者、看门人和搭便车者三种角色类型。积极的参与者往往是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社区事务和社区组织中的居民，他们关心社区的发展，希望自己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并持续的影响，由此可能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看门人会参与社区事务，但往往指参与少数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关键议题。而搭便车者则很少参与或关心社区事务，他们往往让别人来行使公民资格的职责，由于社区服务具有公共性，他们可以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消费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的积极份子和搭便车者占据了社区自治参与连续谱的两端，看门者则处于连续谱的中间位置。总的来说，大多数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积极分子占少数，搭便车者和看门者是多数。

学界关于社区参与积极分子的许多研究已对此有所印证，张必春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仅有38%的居民参与投票[5]，大多数人还是处于一种“政治冷漠”状态。还有学者从“村庄精英”和“关键群众”的身上发现了社区积极分子的一些特质，认为社区中的非体制精英跟社区积极分子十分相似，因此认为社区的精英网络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社区的积极分子网络，跟少数的“村庄精英”和“关键群众”类似，城市社区的积极分子也是属于一种“积极的少数”[6]。此外，研究发现积极分子主要是由社区中的居委会干部、离退休党员、楼栋组长以及其他积极参加与居委会有关的各类组织与活动的人员组成[7]。积极分子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与社区基层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或基层党组织联系紧密，并且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其他居民参与社区活动[8]，逐渐成为社区基层组织与社区其他居民沟通和对话桥梁。

此外，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减少公民的搭便车行为，从而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公民通过互惠、合作参与群体社会行动，从而产生社会信任，并形成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9]。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有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在社区主要体现为居民信任度、居民参与度以及关系网络密切度三个方面的存量，社会资本越丰富，居民的参与程度就越高，同时参与的绩效也越高[10]；居民之间邻里熟悉程度越高、互动程度越频繁，居民的社区参与率就越高[11]；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自发团体的信任度越高，社区参与度就越高[12]；总之，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积极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老年人是否属于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受个人经济状况、居住年限以及政治面貌的影响，即在社区参与中属于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往往是党员，经济能力低下并且在社区居住年限较长。

假设2: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假设3：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对社区工作、社区环境等具有更高的满意度和更高的社会信任度。

假设4：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邻里间社交频率高、邻里熟悉度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7年成都市社科基金项目“成都市事业型单位社区治理研究”在成都市主城区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成都市事业型单位社区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对社区的认知、社区参与、社区依赖等方面。根据本文研究目标，笔者仅抽取其中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获得有效样本人数为110人，并运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

(一)变量设置

1.因变量设置

为了将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非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加以区分，本文根据样本在11个测量社区参与问题上的回答情况，使用聚类分析构造出一个新变量“是否为积极分子”(1=是，0=否)作为本文因变量Y，并根据两类群体在X6社区参与度上的区别，将社区参与度更高的类别在Y变量上赋值为“1”；社会参与度更低的类别在Y变量上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包括邻里熟悉程度、社会交往频率、社会信任度、社区满意度、政治效能感、社区参与度等6个维度的变量x1～x6。

社会网络变量包括邻里熟悉程度x1、社会交往频率x2两个子变量。邻里熟悉程度x1使用问题“您与街坊邻居之间的熟悉程度如何”进行测量，问卷的回答选项包括“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熟悉、非常熟悉”，分别赋值为1～5。

社会交往频率x2使用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在空闲时间串门/社交的频率”进行测量，问卷的回答选项包括“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值为1～5。

社会信任度x3使用问题“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本社区中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可以信任的说法”进行测量，回答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清楚、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1～5。

社区满意度x4使用“您对所接触的社区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您对目前社区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将回答选项“完全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基本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将两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后构造出测量“社区满意度”的变量x4。

政治效能感x5使用“您认为自己的建议能否影响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决策”、“您认为社区居委会是否重视您提出的建议”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将问题一的回答选项“不会影响到、不一定、能影响到”分别赋值为1、2、3，将问题二的回答选项“不重视、比较重视、非常重视”分别赋值为1、2、3，同样将两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后构造出测量“政治效能感”的变量x5。

社区参与度x6是根据11个问题重新构造出的新变量。如前文所述，笔者将社区参与划分为娱乐性参与、志愿性参与、管理性参与和政治性参与四种类型，并根据样本对每种参与类型中测量问题的回答进行得分加总，然后将每类得分标准化，最后将四类标准化得分加总构造出x6“社区参与度”。

本文认为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也可能会对其社区参与度造成影响，故将收入水平x7、居住年限x8、党员身份x9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快速把握样本分布情况，本文对各种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

老年人样本中男女比例为43.6%和56.4%，性别分布较为均衡；样本平均年龄为72岁；党员与非党员的比例分别为48.2%和51.8%；在文化程度上，事业型单位社区的老年人文化程度整体较高；从人员性质来看，超90%的老年人与所在社区所属的事业单位存在业缘关系，说明目前事业型单位社区的性质仍然比较典型；从收入状况来看，老年人样本的家庭月收入状况整体较好；在居住年限上，老年人样本在事业型单位社区的平均居住年限为28年，55.3%的老年人样本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从社区交往来看，事业型单位社区的老年人邻里熟悉程度整体较高，但交往频率不高；此外，事业型单位社区的老年人对社区内成员的信任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在社区归属感上可以看出，尽管60%的老年人对社区具有归属感，但仍有40%的老年人与事业单位的心理距离更近，这说明事业型单位社区的老年人仍具有较强的单位意识。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事业型单位社区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表现为积极分子的那部分人群具有怎样的人口特征？第二，哪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成为积极分子？为此，本文首先通过聚类分析构造出因变量Y=是否积极分子(0、1取值)，并使用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该回归模型表示为：

logit P(Y1=1)

其中是常数项，是(i=1，2，m)所对应的偏回归系数。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将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老年人区分出来，本文通过上文构造因变量Y的11个子问题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将所有样本分成2类，并对得出的聚类结果进行非参数检验以分析积极分子的人口特征。

研究发现，聚类操作将所有样本分为2类，第1类占比22.7%，第2类占比77.3%。通过表2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第1类老年人的平均社区参与度为4.93，标准差为1.45，最大值为6.32，最小值为0.41；第2类老年人的平均社区参与度为-1.45，标准差为2.17，最大值为2.8，最小值为-4.47。第1类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度平均值明显比第2类更高，标准差更小，故可以认为第1类老年人就是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由此可以重新赋值构造出因变量Y“是否积极分子(0=否，1=是)”。

从非参数检验结果(表3)和相关分析结果(表4)来看，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老年人在居住年限、政治效能感、社区满意度、社区信任度、社区熟悉程度和社区交往频率都存在显著差异。

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非参数检验结果

结果变量 Mann-Whitney U统计资料Wilcoxon WZ渐进显著性(双尾)性别1012.54667.5-0.4150.678文化程度10081333-0.4020.688家庭月收入8314486-1.8010.072党员身份8454500-1.7920.073居住年限642.54297.5-2.7660.006政治效能感3173803-5.4750.000社区满意度415.53985.5-4.6660.000社区信任度6353716-2.7500.006社区熟悉程度5064076-4.1580.000社区交往频率405.53975.5-4.8680.000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接下来继续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Y“是否为积极分子”作为因变量，社区熟悉程度x1、社区交往频率x2、社会信任度x3、社区满意度x4、政治效能感x5、家庭月收入x7、居住年限x8、党员身份x9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跟线性模型一样对多重共线性敏感，为避免因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严重导致的模型参数估计不精确、参数估计值方差增大或参数估计量无效等问题，在进行模型拟合之前，本文通过变量间相关系数、VIF、TOL、特征根分析系统等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诊断结果发现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放心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

将8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使用逐步回归法最终得到表7。结果表明最终只有社会交往频率和政治效能感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logistic非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logit P(Y=1)=

上式表明社交频率对老年人是否属于积极分子产生正向影响，社会交往频率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是社区参与积极分子；对应优势比OR值为3.220，表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交往频率每提升一个等级，老年人成为社区参与积极分子的可能性会增加2.22倍。

政治效能感对老年人是否属于积极分子产生正向影响，政治效能感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社区参与的积极分子；对应优势比OR值为4.240，表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政治效能感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成为社区参与积极分子的可能性会增加3.24倍。

为了比较两个自变量的影响大小，利用公式：(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差)计算得出社会交往频率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49，政治效能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797，故认为政治效能感的高低对是否成为积极分子影响更大。

假设检验的最终结论为：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社会交往频率更高。

表4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五、结论及建议

老年人是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通过研究发现，事业型单位社区中的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属于积极分子的那部分人仍然属于“积极的少数”，比例大致符合在社区参与中积极分子社区居民与其他社区居民的“二八定律”分布。

不考虑其他因素，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老年人在居住年限、政治效能感、社区满意度、社区信任度、社区熟悉程度、社区交往频率和社区参与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发现，政治效能感和邻里间的社交频率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相比其他老年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且与邻里间的社交频率更高，因此社区参与度更高，在社区参与中表现更积极。

老年人一方面是社区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参与社区治理、推动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13]。因此，基层政府和社区首先应进一步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社区老年服务机构的建设，根据事业型单位社区老年人群体的切实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助老养老的服务，通过努力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以增强事业型单位社区中老年群体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在社区工作中积极组织社区活动，增强老年人之间社会交往，并且要使老年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更具有“获得感”，进一步提升老年社区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激发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