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精神”早在魏晋时期便已经产生,“文人精神”不仅对于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融入山水画之中。那么何为“文人精神”呢?很明显,山水画中的“文人精神”,是指士人山水画作品的本质是对于社会,人生,艺术有担当精神,要求绘画具备一种士人的理想以及精神品格。不同的朝代中山水画所承载的“文人精神”内在精神有所差异,例如:南朝时期宗炳的“澄怀观道”,反映出这个时代文人玄士们的自然观。唐代王维的画作如同田园诗歌一样,董其昌谓其“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他的作品朴素见性,这也正是他心境的一种体现。元代的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运用淡墨和披麻皴的手法,以横卷展开的方式,描写富春一带的山林好水、隐居的生活。古代的山水画的快速发展,不仅推进了山水画的发展进程,而且在以“文人精神”精神为主导的文人画中迅速成熟起来,对当时的画坛有了重大影响,当时画坛之中更加倡导“以意写之,以书入画”这一主流思想,并引起文人们热切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在当时,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的文人画的发展,同时也引起现代画家的深思。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一直都是在社会的动荡和文人生活的时代影响下而发展、变化、变革中,有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情怀以及审美趣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成为当时文人画家的精神寄托,以老庄思想为主,以“形”“意”“自然”达到修身养性的生命体验,是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早期的一篇山水画构思的文稿《画云台山记》里可以看到山水画已经开始成为文人名士寄托自己情感的一个绘画表现题材,从这篇文稿里可以看出主要体现了绘画形式的内容。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山水画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画都是为了承托人物画而存在,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可以看到早期山水画的影子,但都是人大于山。虽然这一时期有山水画的影子,但山水画并不是当时人们为了抒发自己情感、精神的单独画科。当时的名人文士没有再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而是转为把自己的身心放入自然、山水天地间,来逃避当时的战乱,麻痹自我,这是一种借大自然的力量,从认识大自然中得到自己所需的情感寄托。这一时代出现了很多与自然有关的诗词,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山水诗词”的出现让山水画开始有了脱离人物画成为独立的画科端倪,也是文人名士大将精神与绘画相结合的趋势。
宋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而山水画经过了五代到了这一时期取代了人物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导画科。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比较特别,画学思想的发展和文人名士的绘画情趣相辅相成。五代两宋的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等山水画家的绘画趣味和思想的转变给后世的画家风格及“文人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画家取自然之景,师法自然,用自然之景创造一种山水精神,是对远离世俗社会的精神寄托。五代两宋的山水画分为两个派别,北方山水和南方山水。北方山水以荆浩、关仝为主,多描绘的是雄厚的全景式北方山水,画面气势宏伟,画法古朴。荆浩是关仝的师父,他长期居住山里,所接触的景色都是真山真水,他在著作《笔法记》里提出了山水画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有笔墨技巧、构图以及六要法。六要法包括“气、韵、思、景、笔、墨”,这六要法给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荆浩、关仝二人的北方山水直接影响了宋代李成、范宽等人。荆浩、关仝二人所描绘的北方山水刚好与董源、巨然的南方山水画派相呼应。董源、巨然多描绘的是南方山水,南方山水风景秀丽、山峰平缓、气候湿润、草木茂盛,与北方的山水完全不同。董源的山水画有两种画风,一种是南方山水的水墨画风,一种是从青绿山水里提炼出来的着色画风。成就主要在于水墨画风,用水墨渲染的绘画技法来表现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朴素作风,意境深幽突出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和以笔墨为主的文人画绘画思潮。两宋时期的理学思想给当时的山水画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以写实为主的绘画精神在这一时期占据了画坛的主流。
元代社会文化经济比起宋代相对落后,这一时期的文人精神,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元代的创作主体为归隐,士大夫、社会平民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归隐之心。中国的古代社会传承的大多是儒家思想,强调修身养性,这些精神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支柱。而元代统治者的压迫政权使得这一文化精神遭到了冲击。元代的文人名士独善其身归隐山林,不肯供笑献情。文人精神在元代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元代以前的文人精神只是一种情感上的以诗书画为寄托,而元代的文人精神则是将绘画作为生命的寄托,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生命寄托。元代的山水画家主要以赵孟、元四家为首,赵孟的文人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书法入画,追求古意。而元四家的文人精神各有所长,他们四人的文人精神给明清的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黄公望是元四家之首,也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发展的一个标志,黄公望的山水画是通过感悟自然而展现出的真实自然山水,用笔墨写出了文人精神,反映出他的绘画是为了体现生命价值,将宋代的文人精神中的求实转化为强调真实生命的意趣。吴镇喜作渔夫图,把自己的生命追求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他所表达的文人精神与归隐山水的文人精神不同,渔夫生活工作的场景都在水面,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吴镇所表现的文人精神是在无法控制的社会“环境”里追求一种平静,自由的“生活”。倪瓒一直过着隐归山林的生活,他的山水画透露着一种孤寂凄凉之美,体现出他的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把元代文人名士的心理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绘画本是“聊以自娱”,他还提出了“逸笔草草”的理论,给后世的文人名士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王蒙的水墨作品别具一格,他的山水画笔墨精妙,他的逸格山水画风,完全是因为他独善其身归隐山林后的文人精神所指引的。元代的文人精神是从压迫里开始发酵的,以“诗、书、印”为一体的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是离不开元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元代的绘画发展也离不开文人名士的文化精神,董其昌对元四家的推崇,也确定了元四家在文人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明清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发展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相关,明清的绘画发展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主要有浙派、吴门四家、董其昌、清初“四王”等。明清两个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是一个经历了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转型期,文人名士各有所思、各有所想、各有所为、各有一派。这两个朝代的文人思想审美趣味是从摹古到独我精神的转变,这些转变的过程大多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文人名士的文人精神从小我上升到大我,他们的文人精神体现出来的不单单是自身所需所想,而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绘画前进道路上的必然所需。
王学仲先生提出现代文人画这个概念,这是王先生反思“文人精神”后,认识到当代文人精神和各朝各代文人精神的不同,在王先生之前有人提出过“新文人画”,但这个提出未能成立。王先生为提出现代文人画做出了很多努力,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改革和创新了自我的“文人精神”,把“新文人画”中不合格、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进行了改革和修改。弥补了文化精神上的不足,找回了文人画中的独特魅力。王学仲先生的文人精神不仅体现在绘画上,他在诗、文、书法的创作上也贯穿了自己独有的“文人精神”,为现代文人画的发展提供很大的帮助。
中国的文人精神跟历史文化社会不可分割,各朝各代的文人精神层出不穷,文人精神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精神,文人精神的不断升华给后世的绘画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本文通过对比各个朝代的社会环境、经济文化来找寻每个朝代文人精神在山水画中的体现和带来的影响。文人精神是与时俱进的,文人山水画的发展至今也是百花齐放的,在研究古人的文人精神体现在文人山水画的作品里时,当代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有利有弊,我们在传承文人山水画的同时也应该注入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对自古以来文人精神的反思,去伪存真、去浮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