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龙,王 程
(1.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30;2.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但蕴涵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众版”。有学者将中国梦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1]。必须找到中国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依据,证明中国梦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能够达到的结果,是客观规律的印证。这个依据不但要在理论上给中国梦以支持,更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现实甬道。笔者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平台。
历史合力论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发展。恩格斯主要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致布洛赫的信》两处文献讨论历史合力论。其核心观点如下:“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3]
对于历史合力论的理解,学界一直持有争议,焦点在于历史合力论是否符合唯物史观思想。如果片面地理解历史合力论,极易陷入个人主义范式和唯心主义的窠臼。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首次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尤其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要准确理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必须要进入恩格斯的语境中,把握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解,做出符合唯物史观范式的合理解释。关键要说清三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条件如何决定个人意志,个人意志怎样形成合力,历史合力论和唯物史观的关系。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个社会关系是物化的社会关系。首先,从现实个人的劳动出发,展开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个人通过实践过程创造了作为整体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个整体的物质生产条件是社会整体性的基础和来源,它既是人有意识创造的,又形成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的客观力量,每个人只能在这个整体的物质生产条件下活动。这个整体性随着人类的活动逐步扩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内部分工的完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依赖关系,全社会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政治体系。这个整体性的最基本结构就是共同的物质生产条件,即生产的社会化、生活的社会化。这个整体性存在内部矛盾,谁占有生产资料?谁使用生产资料?利益怎么分配?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解释:“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4]
由此可见,物化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人的意志。主要通过三种路径:一是技术路径。物质本身有自身的规律,社会关系要通过自然规律来实现,社会意志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技术路径决定了劳动方式、劳动结果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强制性。二是所有制路径,所有权和物化劳动相结合。物质材料里渗透着个人的意志,物化的体系又决定个人意志,个人意志也要通过物质化的体系来实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有制关系,在所有制关系上又形成了政治权力关系等权力结构体系。三是文化符号路径。物质自身的寓意必须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体系体现出来,比如,皇宫的威严是人赋予的,代表了专制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也要通过物化的体系来实现,皇宫本身就是物质。物质化的文化符号体系贯穿了人们的意志,既决定又体现人的意志,使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符号环境中,文化符号也要通过物质力量来实现,文化符号本身是物质系统,这种文化环境对人的意志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整个世界都是由物化劳动及其产品构筑的,物化的社会体系通过上述三种路径决定个人的意志。
对于“意志”的解释是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在这里,如果将意志解释为精神领域中的理念、决心等概念,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因此,必须对意志做出符合唯物史观范式的解释。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资本论》,作为社会权力结构体系的学说这一脉络逐渐清晰,恩格斯对此理应有充足的理解和认识。按照这种思路,历史合力论里的“个人意志”可以解释为现实的个人掌握物质资源的能力和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具备的力量,意志力即是个人实现其意志的权力。这样的解释可以有效地避免唯心主义的意志决定论。由此可见,全社会的意志力是分层次的,是一个立体结构,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其意志力也不相同,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作用;这些领域也是分层次的立体结构。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只能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劳动,他的意志必然融入到社会关系系统中才能体现,这个系统又是物化的立体结构,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个人意志融入到整体意志中,形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个组织过程,作为整体的合力大于个人意志力的简单相加。
“对历史合力论仅作意志论的解释,就没有完整地把握恩格斯的本意和书信的内涵,其理论意义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相对于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历史合力论是它们的统一逻辑。这并不是过分拔高它的理论地位,而是还原它本来的理论逻辑。历史合力论既强调个人意志的历史作用,也肯定和强调社会因素的历史作用,这正是历史辩证运动的客观事实,是理论上全面系统的结论,这种全面性系统性的理论归纳,也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要求。”[5]历史合力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是物化社会关系系统本身所遵循的规律,但是,历史合力是这种必然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唯物史观和机械决定论都注重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不是用历史必然性来消解历史偶然性,不用必然性的结论去否定偶然性存在,而是给予历史偶然性的历史发展的寓意和地位。在他看来,历史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他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6]所以,历史合力论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唯物史观,但是可以被视为唯物史观的精华版。首先,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基点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虽然恩格斯从单个人的意志起笔,但并没有否认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恩格斯说:“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7]可见,历史合力论本身的理论基础与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其次,恩格斯阐释历史合力论的目的,不但为了说明历史由人民群众所创造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而且要进一步阐释人民如何创造历史,这本身可以视为对马克思诸多理论著述的总结与抽象;最后,历史合力论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视野,和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即每一代人都在上一代人留下的物化的世界内从事生产,这个物化的世界既给这一代人创造了条件,又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历史合力论将这二者的矛盾表述为:“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8]
中国梦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是多位一体的复合梦。当今学者主要把其归结为三个主要维度:“中国梦是国家梦、人民梦、世界梦。”[9]这三个维度在历史合力论视阈中呈现出清晰的逻辑递进关系。
唯物史观把现实的个人的劳动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合力论也强调单个人意志的现实性,这和唯物史观处于一个轴心原理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将人民看作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无论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这里的人民既要看成作为中华民族的全体,也要理解为每一个中国人,“人民梦”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梦,也是我们每个现实人的梦。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经过了长期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群众路线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人民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合理获得利益的欲望被合法化,并在市场经济中加以激发,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最终落脚点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无论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等方面的集中论述中,鲜明的“人民意识”是一条主线,他强调,应当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核心和落脚点,他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13]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正确分析我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问题,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后,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要“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把中国梦归结为‘人民的梦’‘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充分体现了中国梦的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15],他强调:“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16]可以看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渝的实践指南。
首先,现实的每个人都应作为劳动者而存在。在当今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权主要体现为平等获得劳动机会的权利。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现实中的每个人获取正当的利益必须通过劳动的方式取得,所以,每个人的劳动机会平等权十分重要,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我们既不能放纵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蔓延,也不能允许剥夺他人劳动权利,阻止他人通过劳动走向幸福生活的权利。每个人既是梦想的缔造者,也享有追梦的权利。因此,劳动机会的均等涉及每个人发展机遇的公平,“发展机遇着眼的既不是一个现实的收入,也不是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而是指他拥有发挥其才能以创造自己福利的初始条件。一个人的天赋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天赋转化为现实的能力需要依赖一定的条件”[17]。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只有将这三个条件落实好,每个人才有可能获得均等劳动机会,才能实现发展机遇的公平。“公平是人的首要利益和首要价值,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大动力。”[18]只有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遇,才能创造更为强大的作为整体的物质生产资料,这是中国梦实现的物质保障,离开这个保障,中国梦将成为空谈。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和能力,选择自己的教育层级和劳动层级,平等地在就业市场竞争并找到适合的劳动岗位,每个人所处的劳动岗位不同,实现其意志的权力大小也不同,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保证每个人获得实现其意志的机会平等和晋升更高一级的劳动岗位的机会平等,每个人在各自的劳动岗位不但为实现“个人梦”而努力,也为作为整体的物质生产条件做出了贡献,个人的意志融入到整体的意志中,个体和整体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其次,实现分配公平和获得社会保障是“人民梦”的另一个维度,个人意志的实现最终的落脚点是个人对劳动所得的分配,是每个人对自己创造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既包括对现实财富的支配,也包括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因为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有权支配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即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意志合力的最终指向,既是奋斗目标,也是行为准则。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党的政策有鲜明的立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这一点必须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的公正问题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保障分配公正,如推动分配体制改革、依法严厉惩治贪腐行为、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医疗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打击市场垄断行为、改善公共设施条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探索事实真相的要求越高,对我们实现公平正义提出的要求就越高。”[19]分配公平不但体现了每个人的意志,也是作为“人民梦”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是当今中国现实条件下全体人民形成意志合力的必然要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正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中国梦所体现出来的真切的人民性的本质。
近代以来,作为整体的国家观念逐渐被确立。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下一阶段就是作为整体意志的国家概念。国家不是市民社会的放大形式,而是对市民社会的超越。黑格尔追寻的国家实际是一种新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理性经济人”经过市民社会的锻造后,转而追求共同的善。“它们把普遍物视作它们的最终目的,并积极地去进行追求。其结果,若没有一些特殊利益相伴随,并通过与特殊认识和意愿的合作,普遍物就无法得以通行,或得到彻底的实现;个人也并不是仅仅作为私人和为了本身目的而生活,相反,在希求这些东西的活动中,他们恰恰是在根据普遍物而去希求这种普遍的东西。”[20]恩格斯的合力论汲取了黑格尔国家观的积极因素,并用“合力”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抽象的表述。这种“合力”就是所有人的意志力在有组织进程中,凝聚成一个超过个人简单相加的意志合力,即作为整体的国家意志,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就是人民意志合力推动历史的过程。笔者认为,应当从这个层面深入理解作为“国家梦”的中国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饱受欺凌。无数仁人志士历尽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170多年来中国梦的历程是一个从少数人的觉醒到作为整体的民族精神、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 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21]因此,近代以来170多年的中华民族奋斗史,是为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而奋斗的伟大征程,是中国梦愈发强烈和清晰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集中凝聚在中国梦的实现,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既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又是广大人民的国家理想和社会信念。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2]中国的国家意志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梦的意志基础上,又对每个人的意志形成伟大的超越。
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发展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23]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世界历史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每个国家和民族不但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灿烂文明,也都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如果把世界当做整体看,当今的世界正是全人类意志合力的结果。
世界各国都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每个发展阶段构成逻辑链条的必经环节, 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过程,发展必然由现实走向未来。中国梦的实现只有在不断地和世界各国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能量,才能充满活力。因此,中国梦是“世界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从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分析,共同的历史遭遇使中国梦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追求的现实目的看,中国梦和以“美国梦”“欧洲梦”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梦想也是相通的,都追求人的幸福平等,可以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正如单个人之间的意志存在冲突一样,国家间的意志也存在冲突,当今世界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利益结构的多元化来自于国家意志的多元化,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利益,既有共同意志也有不同意志,尤其在领土主权、意识形态等核心领域,国家间的意志很难加以调和。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怀有“浮士德”似的矛盾,正如歌德所说,有些国家“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它们总想彼此分离”。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强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却把中国当成强大的对手,把中国梦看成“对立的中国梦”,认为中国梦的实现就是重走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对于所处国际环境,“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应继续沉着冷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确定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正确把握各种国际机遇,合力化解各种国际风险,沉着应对各种国际挑战,在通往实现中国梦的国际道路上不断前行。”[24]因此,对于各种挑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矛盾是动力的源泉,面对矛盾的正确态度是合理地引导和转化矛盾,实践中勇敢地面对,使国家间的意志不断地趋于平衡,不断地形成更为强大的合力,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发展。首先,21世纪以来,物质生产方式在全球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国家关系的重构,在交融与对抗、合作与竞争中,世界格局不断调整,既造就了历史发展的新契机,又带来了诸多挑战,这本身给世界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其次,无论世界格局如何调整,但全球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安定和谐、共同发展的世界,符合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意志基础;最后,新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普及,世界经济已经生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格局,全球产业链、分配链、价值链得以重塑,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势不可抗拒的经济基础。综上所述,作为“世界梦”的中国梦,本质上追求的是全球人民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梦的历史逻辑、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三个重要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演进过程的,这个过程始终走在唯物史观的逻辑甬道中,体现为人民实践的力量与发展的意志相焊接的历史活动。
自1840年至1849年,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驱者以开眼看世界的胸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后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诸多革命和改良措施,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必经磨砺,是推动历史转折的前驱力量,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每个阶级的意志始终处于不断地角力与妥协之中,每个阶级在其特定的地位中发挥着特定的力量,有的是正能量,有的是负能量,最终都融入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在历史艰难的前行中,代表进步的意志力不断地催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数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正是人民主体意志在实践中的正确选择,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坚持群众路线就是掌握了全体人民强大的意志合力,并且成为这个合力的代表。“先进的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25]从1949年到1978年,虽然中国的发展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历史总体仍在进步的进程中,新中国在建国后短短的30年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不可磨灭的成就,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人民在实践过程中创立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1978年至今,两个“三中全会”把中国人的梦想带入了腾飞的轨道。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包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正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凝聚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的奋斗历程,是人民意志合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锻造升级的结晶。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作为整体的意志力的总结,人民幸福是每个人的幸福,是个体意志的诉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26]。这三句话有深刻的含义。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是在近百年来不断地革命和改革中所确立起来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追求进步的意志合力,也正是在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变革中,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这个征程上凝聚起特有的中国精神,体现出强大的中国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自我反思的伟大时代,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水平。“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人类对进步观念的理解有了新的不同,然而由它而导向出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价值标准又成为历史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发展的智力工具。”[27]中国梦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每次历史转折时期发现历史进步和追求更高目标的动能。因此,中国梦不仅仅停留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美好的发展愿景上,更体现为现实的国家意志的强大动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力量,形成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合力。中国道路正是国家意志的选择,中国精神是国家意志的精神支柱,中国力量是国家意志的动力源泉,三者共同铺筑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从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到基本内涵再到实现路径,体现了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这个逻辑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穷尽的真理,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开辟真理的道路,而在这个道路上转动历史轮盘的实践主体则是广大人民。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时代的伟大是上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凝结着无数先辈意志,更加伟大的时代要靠当代人共同去开创。路径虽然已经指明,但实现梦想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它呼唤着每个人,呼唤着整个民族,呼唤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为实现梦想不断地追求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