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雨田 孙中源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东欧国家带来了跨地区、跨国别的发展机遇,但由于中东欧地区宗教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较大差异,搭建多方参与交流平台便显得尤为重要。国际电影节等文化活动为中东欧各国深入了解中国独特文化魅力打开了一扇窗口。因此,重新审视中国电影在中东欧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对探寻中国形象海外传播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东欧地区共有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塔林黑夜电影节和华沙国际电影节三个国际A类电影节。与欧洲三大电影节及美国奥斯卡相比,“反好莱坞化”的选片标准使中东欧国际电影节成为艺术片和小成本电影的一方乐园,更成为了不同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政治观的调和剂。
中国和中东欧间的电影交流史,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①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的电影交流最为频繁。“十七年”期间,中国引进多达800余部外国影片,其中苏联电影占比接近一半。②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也多次在中东欧的国际电影节中斩获重量级奖项或入围展映单元,但中东欧电影对中国的输出仍占主要部分。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平和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的新主题。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软实力”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电影交流走进新的发展阶段。
2014年,中国在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创办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设有电影展映周、电影产业论坛、颁奖典礼等多个电影节单元。与此同时,包括匈牙利、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在内的5个国家也积极开展中国电影周,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变迁的经典影片与反映社会现实的当代影片进行展映。2016年11月6日,捷克在首都布拉格举办了“捷克中国电影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智取威虎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卧虎藏龙2》等展现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影片参与展映。中国与中东欧电影的交流与合作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而电影节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迄今为止,在中东欧三大A类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共斩获57个奖项,其中在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斩获的奖项最多,共计42个;在华沙国际电影节和塔林黑夜电影节上,中国代表团分别夺得8个和7个奖项。获奖电影涉及纪录片、战争片、爱情片、家庭伦理片等多个题材。早期获奖电影大多是战争片和纪录片,这反映出特定时代背景对于电影创作者的引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影响,电影创作者更加勇敢地尝试不同的电影类型,例如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涉及爱情题材,《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则尝试了犯罪题材。
获奖奖项中,电影类奖项占比最大,演员奖和导演奖其次,编剧类和技术类奖项占比最少。1950—2017年,在中东欧三大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中国电影达到了42部,而在超过60年的电影节历史中,获得技术类和编剧类奖项的只有寥寥数人,这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在电影技术和剧本创作能力上偏弱的现状。
从制片地区分析,绝大部分获奖电影的制片地区都为中国大陆,49部电影中有41部都由内地的制片机构制作发行。但从近些年的趋势看,联合制片的数量慢慢增加,2004年的电影《2046》、2007年的电影《夜车》等,都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地区联合制作完成,这说明未来电影制作中的国际交流将愈发重要。
与欧洲三大电影节相比,中国在中东欧电影节上获奖数量稍有逊色,累计获奖57项,而欧洲三大电影节上中国电影总计获奖89项。中东欧A类电影节仍然对本土电影最为青睐,波兰可谓是中东欧电影节上的大赢家。中国影片的获奖数与日韩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虽优势较为显著,但仍然不敌美国、法国、德国等电影产业发达的国家。因此,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中国要想巩固中东欧电影节阵地,还需要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电影作品。
21世纪前的获奖电影大多数有着良好的票房表现,而在剔除掉通货膨胀、影院数量等影响之后,票房数据可以与当下的大片票房媲美,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电影本身质量上佳,另一方面当时的电影供给较少,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电影很少,并且由于早期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导致其观看场次和观看人数有相当的保证,例如谢晋的《芙蓉镇》在国内取得1亿总票房,海外票房超过6000万港币。而进入21世纪以来,获奖电影中艺术片慢慢增多,而其票房表现也参差不齐,与动辄十几亿票房的大片相比,规模要小很多,其中的原因是艺术片对于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心迷宫》国内票房过千万已是可喜成绩,《三峡好人》的国内票房只有区区1.3万,只能靠出售海外版权收回成本。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跨国合作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电影制作中。从中东欧三大电影节来看,早期获奖的中国电影几乎全部是中国大陆制作,只有一部合拍片(1985年《风筝》)和一部制作地区在香港的电影(1995年《女儿红》)。而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制片次数越来越多。《天下无双》由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联合制片,《夜车》《2046》等则由中国大陆、法国、德国等多国共同出品。一方面,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两岸三地的交流日益频繁;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电影产业的成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电影合作交流也在增多。
从制作成本来看,早期获奖中国电影主要由国家投资拍摄,因此制作成本普遍偏高,在题材上也多涉及需要高投入的战争题材。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电影制片厂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题材上有诸多尝试,包括家庭伦理片、爱情片,这一时期的电影制作成本有所下降。进入21世纪,获奖中国电影中艺术片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主要与中东欧三大电影节的评奖口味变化有关,而艺术片一般制作成本偏低,因此,近年来获奖中国电影的制作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三峡好人》为了降低制作成本,原片使用高清摄像机和手持DV拍摄,最后再用35毫米胶片进行磁转胶翻录。虽然该影片在电影节上颇受评委和观众的好评,但进入市场后却表现平平,最终票房仅为1.3万。但正是因为其在电影节名声大噪,通过卖出海外版权已经收回制作成本。
以上文所统计的中国电影在中东欧A类电影节所获的57个奖项的影片为例,20世纪60年代前获奖的影片题材多为革命战争类,如《新儿女英雄传》《赵一曼》《钢铁战士》等;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早期,多以小镇乡村作为故事背景,如《芙蓉镇》《女儿红》等;21世纪以来,社会现实仍是导演们关注的重点,《图雅的婚事》《三峡好人》《青红》等影片仍然聚焦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现实主义书写,但与此同时,《2046》《心迷宫》等更多不同类型片的出现,也说明了参加电影节的影片题材逐渐往多样性方向发展。
此外,港台影片多以都市题材为主,而内地导演则倾向于选择乡村题材。港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相对早于中国大陆,内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乡矛盾是乡村题材得以在大陆流行的原因之一,这与创作者个人对表达乡土人情的喜好与人生经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获奖影片《三峡好人》中的“烟、酒、茶、糖”,便是地方民俗的具象化符号:烟,是三峡民工繁忙劳动之余的消遣;酒,是人情世故最浓烈的表达;茶,家乡味道的一丝念想;糖,是贫贱夫妻的甜蜜结晶,也是小马哥死别前的美好向往。在烟、酒、茶、糖所勾连起来的社会网络中,人们之间的情意竟然显得那么温情而美好。
获奖影片中还有两部与《西游记》有关。《大闹天宫》将中国民族乐器融入水墨画风格的人物和场景设置中,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审美与艺术风格。中法合拍片《风筝》中,东方文化与西方视野得以巧妙交融。孙悟空的形象便是中华文化代表的典型符码,也是最易被各个年龄、各个阶层所接受的中国形象之一。他的形象传递出中国文化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几千年来沉淀的机智果敢、积极乐观、见义勇为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是不畏强权、追求个性的进取精神。
传统的地域民俗景观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便是通过电影中的具象化符号潜移默化地给外国观众带来关于中国的感知与想象。
20世纪90年代前,获奖电影所展现出的是在革命和战争中勇敢斗争、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形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城乡差距通过家庭伦理和爱情故事在影片中得以展现,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在改革与发展中不断成长的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多样的影片题材使观众看到中国的多面性,导演通过普通个体开展社会反思,转向对人类共同命运和人性的根本关怀。从国家的叙事形象来看,影片中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边缘人物的悲惨生活展现了中国消极的一面,但是从人物对社会不公和体制禁锢的反抗来看,人物身上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又是积极和进取的,小人物身上善良、坚强的美好品质正是工业社会世态炎凉中幸存的一丝温暖。
因此,在电影节的舞台上,获奖和展映的中国电影不仅为中东欧各国也为整个世界,表现出人体形象与国家形象相互间存在的一种张力。个人命运得以在电影中与宏大历史叙述和家国背景而结合,国家形象的表现正是体现在人物塑造和存于人物本身的时代烙印上。
21世纪以来,在中东欧以及东欧各国,中国电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包括与中东欧以及东欧各国加强文化交流并举办中国电影周,使得很多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人生活的电影被广大海外观众了解,众多海外媒体和观众对于展映的中国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2010年3月26至29日,“爱沙尼亚中国电影周”影展活动在爱沙尼亚举行,放映了7部经典的国产影片,包括《黄河喜事》《高考1977》《风声》《叶问》《买买提的2008》《那山那人那狗》《马背上的法庭》,爱沙尼亚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在2016年的塞尔维亚的展映上,民国经典影片《大路》《神女》《小城之春》等再次得到放映,参加开幕式的塞尔维亚电影导演米奥德拉格?波积奇深有体会:“希望塞尔维亚的艺术家能有机会去中国学习。21世纪属于中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入塞尔维亚,我们也应进一步增进双方友谊。而电影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也是推进两国保持长久良好关系和延续历史性关系的最佳途径之一。”③
《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201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观众最喜爱的中国电影类型是功夫片,但这也并非绝对化。对于故事片、爱情片、喜剧片、纪录片等类型的影片,观众们的喜爱程度也不相上下。
中东欧地区以及更加广大的海外地区的受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也存在误区。欧洲电影节在选择电影方面受西方主流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并且由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持续性影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仍未摆脱经济落后、文化匮乏、政治僵化的形象。因此,很多欧洲电影节更倾向于选择揭露中国落后一面的电影作为电影节的获奖影片,而第六代导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他们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也无法避免地成为了西方人眼中所谓的中国形象,然而这种解读的片面性显而易见,未来这种误读和错误的观念急需被调整。
虽然艺术性是一部优秀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票房也是衡量电影成功与否、影响力是否深远的重要依据。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进入21世纪之后,中东欧电影节获奖电影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票房表现就愈发不稳定,而这一局面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
1.商业性与艺术性失衡
近年来中东欧获奖的中国电影在创作上过度偏重艺术性,而忽略了商业性。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变量,对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处理是制作一部优秀电影的关键。
2.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对等
从宏观经济、社会角度分析,西方社会过去10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目前好莱坞电影占据了现代电影传播的统治地位,而中国电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传播,从而难以获得更大的国际电影市场。
3.文化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电影作品在不同的文化地区会有不同的解读。双方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显著差异使得文化差异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使中东欧受众切实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内涵。
4.传播途径单一化
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国际电影节,但其他形式的传播比较缺乏。由于缺乏系统化宣传与发行,尽管中国影片在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但却并未真正深入海外普通受众,中东欧很多主流院线也并未进行放映。小范围传播的效果始终有限。
中国电影要获得良好的国际影响力和票房表现,从而使文化传播的效果最大化,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艺术性与商业性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1.采取本土化与国际化相契合的文化策略
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制高点目前还停留在第五代。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等影片将中国地域化内涵和本土文化特性相结合,并采取了世界性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值得学习与借鉴。
2.发掘多元化的电影题材
目前中东欧电影节乃至其他国际节展的中国影片在题材选择上都较为单一,偏重于反映社会现实的剧情片。应该面向国际市场与受众,适当进行不同类型片的尝试,对传统的叙事手法与叙事语境进行突破,在剧作和表现手法上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自身文化特点发掘有新意的“中国故事”。
3.制定国际化的电影叙事
对于电影叙事模式而言,中国电影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要融入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因此,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要批判性地吸收好莱坞的叙事架构,这样才能让中国电影既保持自身的艺术个性,又与世界电影艺术有机结合,从而扩大受众和市场,在顺应文化传播规律的情况下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舞台。
4.跨区域联合的拍摄制作
跨区域联合电影制作符合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电影从构思、制片、发行等各个环节,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发挥各个部分的比较优势尤为重要。而在全球化深入的今天,电影产业的从业者更应该具有全球化视野,充分发挥各个国家和地区电影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弥补中国电影产业目前发展的不足。
注释:
①陈犀禾,刘吉元.中国与中东欧电影交流的历史和现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再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②王阑西.电影事业中的伟大友谊[J].大众电影,1957(20).
③凤凰资讯.塞尔维亚刮起“中国经典电影风”[EB/OL].http://news.ifeng.com/a/20161213/50409107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