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安置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研究
——基于贵州生态移民家庭的调研

黄海燕 ，王永平

（1.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实施生态移民（亦称易地扶贫搬迁）是兼顾精准扶贫、生态建设、民族地区发展多重目标的战略举措。2001年国家启动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至2015年底累计搬迁680余万人，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确保2020年同步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对1 628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81万，并强调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作为首批四个试点省区之一，贵州依托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开垦耕地、山上搬山下等安置模式，至2015年底累计搬迁104.44万人，其中贫困人口80余万人。2016—2020年贵州需搬迁162.51万农村人口，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0.47万，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9.98%和13.30%。受土地资源的硬性约束，2012年以来贵州坚持以城镇集中安置为主，将移民搬迁到基础设施完善、就业空间广阔、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安置，帮助他们在城镇就业或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以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保护生态的目的。基于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特殊性和城镇安置面临生计转型的客观要求，如何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契机，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亟须解决的课题。

围绕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国外学者重点关注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其观点莫衷一是。Bilsborrow和Ogendo[1]认为，移民能改善搬迁对象的生计资本，并增强其可持续生计能力；Cernea[2]认为，移民安置的目标是移民搬迁后的生计水平应不低于搬迁前水平；Jackson和Sleigh[3]指出，合理补偿能增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Kothari等[4]则认为非自愿环境移民可能导致移民家庭生计状况恶化；Du等[5]认为，因迁移成本高且搬迁后的诸多风险，移民未必能改善真正贫困人口的生计能力。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对策措施和可持续生计等方面。朱儒顺和史俊宏[6]、杨龙等[7]分别探讨了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战略；金莲等[8]探讨了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周华坤等[9]、王永平等[10]、张俊莉[11]、王平和温丽[12]等在分析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史俊宏[13]和卢超[14]探讨了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也是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智明和任国英[15]、张丽君和吴俊瑶[16]等研究了生态移民选择生计策略的特征；汪磊和汪霞[17]分析研究了生计资本变化对搬迁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贾国平等[18]探讨了不同类型搬迁农户生计策略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刘红等[19]、胡业翠等[20]、徐锡广和申鹏[21]等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评价了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并提出生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史俊宏[22]、高聪颖等[23]和辛瑞萍等[24]提出了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的策略。

诸多研究成果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些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立足于生态移民微观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尤其是针对城镇安置模式下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将生态移民的贫困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功能性活动维度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引入转换因素，基于贵州省城镇安置模式下生态移民家庭的微观数据，运用模糊评价法对生态移民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变化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为重新考量如何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增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实证基础。

1 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框架

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可持续发展应该强调人的生活质量和可行能力的可持续性，代际公平和代内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应定义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享有获取福利的同等能力，由于不可能了解未来人类的偏好和兴趣，所以只能在保护创造福利能力的意义上谈论可持续发展，代内正义即是尽可能实现可行能力的平等[25]。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人置于关注的中心，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人的实质自由），包括健康、教育、体面生活和主体性等多个维度[26]。可行能力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森以“可行能力”代替“需要”和“生活水平”作为考察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平台[27]。

阿玛蒂亚·森[28]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赞成采用可行能力方法来研究贫困问题。森将可行能力看作是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组合的实质自由，重点讨论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5种功能性活动。森还提出了转换因素（conversion factors），即假定“功能”、“能力”集合相同，因“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差异、人际关系差别和家庭内部的分配等”造成商品或服务转化为能力的程度和效率的差异性。森并不认同存在权威性的功能和可行能力清单，即功能和能力可根据研究需要重构。一些发达国家将功能性活动界定为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和知识、社交和心理状况5个维度，也有学者将劳动力市场状态和家庭经济资源纳入功能性活动的范畴[29]。

实施生态移民的对象主要是贫困人口，关注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回归，这与可行能力视角下的贫困观不谋而合。因此，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城镇安置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实质合理性。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生态移民的特性，本文选取移民家庭经济收入、物质条件、居住环境、社会机会和社交网络5个功能性活动维度共17个指标测度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表1）。结合城镇安置的特殊性，选择两个转换因素：一是安置点转换；二是移民家庭特征转换，如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平均年龄和健康状况转换。

表1中连续变量需合理确定最大值与最小值。人均纯收入，将2012年和2014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 753元和6 671元，分别作为移民搬迁前与搬迁后的最大值，取0为最小值。人均农业纯收入，将2012年和2014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第一产业的收入1 686.76元和1 977.53元，分别作为移民搬迁前与搬迁后的最大值，最小值取0。人均非农业收入，将2012年和2014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第一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后的2 540.17元和3 187.2元分别作为移民搬迁前和搬迁后的最大值，取0为最小值。人均住房面积，根据《贵州省以县为单位开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贵康发〔2013〕4号），取贵州省人均拥有住房建筑面积指标标准值30 m2为移民搬迁前和搬迁后的最大值，以城镇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人口人均拥有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面积指标标准值15 m2为最小值。离县城距离，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将移民搬迁前原居住地离县城最远距离150 km、离县城最近距离3 km，分别作为移民搬迁前和搬迁后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1 变量选择及权重设置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weight assignment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2.1.1 设定模糊函数 模糊评价法要求研究的问题具有“评判客体概念的模糊性、评判主体思维方法的多样性、评判结果表达形式的口语化”特点[30]，评价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以上特点，可用该方法进行测度。

假设生态移民户的第i类功能性活动用Xi表示，则其可行能力集为：

X=｛Xi｝=｛xij｝

式中：i=1，2，…，m；j=1，2，…，k。即生态移民户有m类功能性活动，每类功能性活动又包含k种表征功能性活动的初始指标xij，xij是移民户最初的资源禀赋或将资源转化为功能的异质性能力，会导致功能性活动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可行能力。

生态移民户的第i类功能性活动的第j项初始指标xij的模糊函数为：

式中：μq(xij)为第q个移民户的第i类功能性活动的第j项可利用资源初始指标xij的隶属度，n为移民户的数量。

生态移民户的第i类功能性活动模糊函数为：

式中：ωij为xij在第i类功能性活动中的权重值。

生态移民户的可行能力模糊函数为：

式中：ω′ij为移民户的第i类功能性活动的第j项初始指标xij在可行能力评价系统中的权重值。

2.1.2 构造隶属函数 根据变量性质，分别构建隶属函数确定其隶属度[31]，当隶属度等于1时，处于绝对好的状态；隶属度等于0时，处于绝对差的状态；当隶属度为0.5时，就是模糊状态，即不好也不差。隶属度的值越大，反映生态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虚拟二分变量是非模糊的，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移民户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只能是“有”和“无”，隶属函数表示为：

式中：如果移民家庭拥有商品或服务xij时，则该指标的隶属度为1，否则为0。

如果变量是连续值，考虑各个单项指标的属性，分别构造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的隶属函数：

式中：xmax和xmin分别表示取值上限和下限。μ(xij)越大，说明水平越高。

虚拟定性变量是对同一定性指标不同程度的主观评价。如在调查生态移民与亲戚朋友交往情况时，设置5个递进选项“几乎不往来、交往较少、一般、较为频繁、很频繁”，做出假设：当某变量存在s种可能的状态，对s种状态依次赋值xij= {xij(1)，xij(2)，…，xij(s)}，因为这些不同程度的值基本呈现等距分布规律，数值越大则说明指标状况越好。设：xij(1)＜xij(2)＜…＜xij(s)，且 xij(1)=1，xij(2)=2，…，xij(s)=s。构造隶属函数为：

式中：xmax和xmin表示虚拟定性变量的最大和最小取值。

安置点转换和家庭特征因素转换下，移民户的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模糊函数构建方法同公式（2）和公式（3），即将式中n换成按安置点或家庭特征因素归类加总的移民户数量；安置点转换和家庭特征因素转换下隶属函数的构造同公式（4）～（7）。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2月对贵州省10个生态移民项目县的10个城镇移民安置点的实地调研。综合考虑搬迁对移民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课题组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10个移民安置点2012年依托城镇安置的生态移民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填写调查问卷609份，有效问卷585份，有效问卷率96.06%，其中：榕江县98份、松桃县58份、万山特区52份、普定县46份、湄潭县32份、三都县59份、兴仁县73份、盘县82份、雷山县34份、黔西县51份。

样本调研对象男性居多、占74.36%，年龄以31～50岁居多、占 61.71%，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以下，其中小学及以下占55.21%（表2）。

表 2 样本特征Table 2 Sample characteristics

在实地调研中，以2014年底为现状调查的时间节点，对功能维度所涉及的各指标现状进行了调查。同时，为深入分析搬迁对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围绕现状调研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对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前（2012年）的状况进行了追溯调查，这种追溯调查虽然难免误差，但大致趋势比较客观，而且为尽量减少误差，主要选择户主作为调查对象。

3 结果与分析

3.1 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分析

搬迁后移民家庭的可行能力整体提升，可行能力隶属度从搬迁前的0.479上升到搬迁后的0.590，增幅为23.17%（表3）。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对移民户5类功能性活动的获取均产生了不同影响：经济收入隶属度提高4.37%，移民户为了弥补原承包土地耕种不便或退耕还林所导致的农业损失，在非农领域寻找就业机会，从而呈现出农业收入锐减与非农业收入增加的此消彼涨态势，导致经济收入功能改善不显著；物质条件改善最为明显，其隶属度从0.381的较差水平转化为0.638的较好状态，增幅高达67.45%；居住环境功能整体提升，上升幅度为35.97%；获取社会机会的功能增强，其隶属度增幅为16.70%；社交网络功能小幅度削弱，其隶属度降幅为2.15%，由于贵州生态移民基本上采取本县、本乡镇内就近安置，并未摧毁移民户原有的社交网络，负面影响极其细微，但移民在新环境仍需重新建构社交网络。

3.2 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分布

将移民户的可行能力与各功能性活动隶属度从0到1分为10等分，搬迁前移民户可行能力隶属度集中在0.400～0.500和0.501～0.600区段，而搬迁后集中在0.501～0.600和0.601～0.700区段，且在0.6以下6个区段的移民户所占比重比搬迁前下降36.23%，移民户可行能力隶属度所处区段档次总体上移（表4）。

从5类功能性活动看，搬迁后经济收入、物质条件、社会机会隶属度在0.5以上5个区段的移民户比重分别比搬迁前增加12.99、39.31和21.03个百分点。搬迁后移民户的经济状况总体好转，但经济收入处于最高和最低隶属度区段的移民户比重分别比搬迁前减少11.28个百分点和增加4.45个百分点，表明部分移民户的经济收入功能减弱；居住环境隶属度在0.6以上4个区段的移民户比重比搬迁前提高38.63%，最高隶属度区段的移民户比重较搬迁前高出33.16个百分点；社交网络隶属度在0.4以下4个较差状态区段的移民户比重较搬迁前高出4.1%，各区段移民户的占比在搬迁前后相差不大。

3.3 安置点转换下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分析

搬迁后，所有安置点移民户的可行能力普遍提升，以万山黄道DY安置点最为明显，可行能力隶属度提高幅度高达41.67%，榕江古州FL、湄潭西河JZ、雷山丹江GYG、黔西谷里QM和三都九阡JZ安置点的移民户可行能力隶属度均比搬迁前提高25%以上（表5）。搬迁后除兴仁李关LYG和三都九阡JZ安置点外，其余安置点移民户的可行能力隶属度均高于0.5的模糊界限，而搬迁前有半数以上安置点移民户的可行能力隶属度未越过0.5。

表3 生态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状况Table 3 Changes of capability and functioning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households

表4 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分段生态移民户分布（%）Table 4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y and functioning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households (%)

表5 安置点转换生态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Table 5 Changes of capability and functioning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households from resettlement

从各功能性活动看，搬迁后所有安置点移民户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机会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居住环境除兴仁李关LYG安置点外，其余安置点均得到显著改善；经济收入功能除湄潭西河JZ、盘县石桥TL、雷山丹江GYG、松桃迓驾JZ安置点外，其余安置点移民户均有改观；社交网络功能仅有松桃迓驾JZ安置点有所改善，其余安置点均略微削弱。

3.4 家庭特征转换下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分析

移民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平均年龄、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转换下，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化情况见表6。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转换。教育是生态移民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资源和手段，搬迁后所有区段移民户的可行能力均高于搬迁前，且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越强（表6）。搬迁后，所有区段移民户的经济收入、物质条件、居住环境和社会机会功能普遍改善。除平均受教育年限为“0年”、“13年及以上”移民户的社交网络功能分别维持不变和有所改善外，其余区段移民户的此项功能均略有下降。

家庭劳动力数量转换。移民家庭劳动力数量直接决定了能够参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进而对家庭生活、财富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影响。搬迁后，所有劳动力数量分组的移民户可行能力提高且隶属度在0.5以上，而搬迁前只有劳动力数量为“6人以上”的移民户可行能力隶属度超过0.5，但未呈现出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移民户可行能力越高的规律，表明劳动力数量必须适度（表6）；搬迁后所有劳动力数量分组的移民户在物质条件、居住环境、社会机会功能上均有改善，除了劳动力数量为“0”和“1”的移民户经济收入功能弱化外，其余移民户经济收入功能较搬迁前改善；所有劳动力数量分组的移民户的社交网络功能基本上略微减弱。

家庭平均年龄转换。搬迁后，所有年龄分段移民户的可行能力均得到提升且隶属度高于0.5，而搬迁前只有平均年龄在“46～55岁”、“65岁以上”区段移民户的可行能力越过0.5的模糊界限（表6）。从功能性活动看，搬迁后经济收入功能较强的移民户平均年龄趋于年轻化，以45岁为分界点，该年龄以下和以上区段移民户的经济收入功能分别出现好转与变差的状况，且平均年龄越高的移民户经济收入隶属度的降幅越大；所有年龄段移民户的物质条件、居住环境、社会机会功能均有改善，物质条件改善最显著；除了平均年龄在“66岁及以上”的移民户社交网络功能维持不变外，其余年龄段移民户的此项功能略微下降且隶属度普遍较低。

表6 家庭特征转换生态移民户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变动Table 6 Changes of capability and functioning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households under family characteristic factors

家庭健康状况转换。搬迁后，只有健康状况为“1～2”（“很不好”～“不太好”）的移民户可行能力较搬迁前下降，其余区段移民户的可行能力隶属度均提高到0.5以上，基本呈现出移民户的健康状况越好，可行能力越高的规律（表6）。搬迁后，除了健康状况为“1～2”（“很不好”～“不太好”）的移民户经济收入和社会机会功能削弱外，其余区段移民户的这两项功能增强且隶属度在0.5以上；所有区段移民户搬迁后的物质条件与居住环境功能改善但社交网络功能下降，且经济收入、物质条件功能与其健康状况同向变动，居住环境功能与其健康状况大体上反向变动；健康状况在“2～3”（“不太好”～“一般”）以上区段的移民户搬迁前与搬迁后的社交网络功能均逐渐递增。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依托城镇安置生态移民，促进了生态移民可行能力即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生态移民可行能力的功能性活动具有多维性，各维度功能性活动的改善并非齐头并进，任何一类功能性活动受到损害或实现程度不高都会制约生态移民的可行能力。在搬迁后的过渡期，以消除移民物质贫困为特征的功能性活动，如物质条件和居住环境功能容易得到较好的实现，而关乎移民在迁出地后续发展的功能性活动改善难度较大，如经济收入和社会机会功能实现程度并不理想，社交网络功能甚至较搬迁前略微削弱。城镇安置模式下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要以各项功能性活动尤其是较为薄弱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为前提，囿于搬迁时间较短、移民自身素质条件限制，亟需出台或完善支持生态移民后续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2）观察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分段生态移民户的分布状况，尽管搬迁后移民户的可行能力隶属度所处区段档次总体上移，即移民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整体增强，但有部分移民户的经济收入功能与社交网络功能实现程度较搬迁前却变差了，说明城镇安置生态移民未必能使移民户均质、同等共享搬迁成果，短时间内并非所有移民户能同步在生态移民工程中充分获益。因此，必须探究移民户致贫原因的个体差异，设计差异化的精准扶持政策，帮助可行能力不高的移民户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3）安置点转换下，所有抽样调查安置点的移民户可行能力提升，验证了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在安置点的选择上具有合理性，但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社交网络三类功能性活动均有不同数目安置点的移民户的整体状况变差，表明单纯依靠国家层面的生态移民政策难以使生态移民所有维度的功能性活动都得以实现，地方需出台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并在操作层面有所作为；家庭特征因素转换下，移民户的可行能力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而不是劳动力数量的多寡，因此让移民获得体面的教育和健康的体魄，实现移民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是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4.2 政策建议

1）以促进就业为核心，多渠道增加移民经济收入。科学论证不同城镇的安置能力，优先在区位条件好、商业活动活跃、产业支撑有力的城镇集中布局移民安置点，采取“产业园区吸纳一部分、劳务输出转移一部分、自主创业带动一部分、公益性岗位兜底一部分”的多元措施，拓宽移民就业途径。将城镇产业园区作为吸纳生态移民就业的主渠道，有序组织生态移民劳务输出，设立移民创业引导资金，帮助移民选择创业项目，引导移民依托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实现自主创业，将“4050”人员、就业难度大的“零就业”移民家庭劳动力纳入公益性岗位实行“兜底”安置。同时，借鉴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移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经验，盘活移民户在迁出区拥有的资源资产，多渠道增加移民经济收入[32]。

2）加强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移民人力资本价值。尊重移民个人意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年龄、性别、文化层次不同的移民分别设置不同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将移民由简单体力劳动者转化为技术技能型劳动者。以公办学校为主建立移民子女就地就近入学的“绿色通道”制度，为移民子女中的“两后生”免费提供1～2年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在生态移民安置点合理分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加大对移民社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将特殊困难移民家庭纳入当地医疗救助范围，杜绝移民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3）加大信贷支持，对移民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向移民户提供小额贷款，以满足其发展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资金需求；扩大移民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对移民开展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宅基地等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优先给予移民自主创办且对其他移民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小微企业贷款支持，扩大贷款规模；设立移民妇女创业专项基金，探索残疾人移民扶贫开发政策与各项金融政策有效衔接机制。针对移民户致贫原因、贫困类型、民族、安置点等的不同，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帮助移民户限期脱贫、精准脱贫。

4）帮助重构社交网络，增强移民在迁入地的归宿感。注重迁入城镇的社区文化环境与移民文化背景的兼容性，充分发挥社区在推动移民适应城镇社会环境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移民心理疏导机制，关注移民群体的心理和情感诉求；营造有利于少数民族移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社区环境，定期组织移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增强移民群体与社区当地居民的相互了解和认同，使移民与迁入地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多渠道帮助移民融入社区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