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国家公园

赵翔

长江主源通天河在平坦的高原铺开交错的水网。三江源国家公园覆盖了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的重要生态区域。

这户藏族牧民生活在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与众多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在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居民超过16000户。

或许是出于好奇，这只雪豹走到红外相机前，触发了感应器为自己拍下了这张肖像。

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傍晚的天空飘着细雪，我们一行人趴在曲日荣尕沟光秃秃的崖壁上，通过双筒望远镜在百米外的山巅岩石间仔细搜索，希望能见到雪豹的踪迹。

大约一小时前，牧民布拉跑来保护站告诉我们，他刚刚发现有雪豹正慢慢悠悠地沿着山脊线走。我们几个人二话不说都冲了出去，期望能抓住这难得的良机，在野外亲眼目睹這种幽灵般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沿陡峭的草坡急步爬升了100多米，到布拉指示的地点隐蔽下来后，都已经说不出话来，大口喘着气——半是因为缺氧，半是因为紧张。寻觅良久，突然发现一块“石头”动了一下——雪豹！

“雪豹是当之无愧的雪山之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肖凌云博士说，她从2011年开始在三江源从事雪豹相关的研究工作，“和狮、虎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雪豹也是位居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青藏高原的群山峻岭就是它们的王国;我觉得它们是最能代表三江源这片区域的动物。”

根据栖息地模拟和实地研究来看，三江源地区也是中国雪豹分布的中心，拥有近14.5万平方公里的雪豹栖息地，是全球雪豹保护最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肖凌云表示，已完成的野外雪豹调查面积只占雪豹适宜栖息地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很难对种群状况做一个整体的估计，不过根据她在几个社区项目点收集的数据判断，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状况比较健康：“仅治多县索加乡牙曲村一处就分布有至少41个雪豹个体。”

位于黄河源区域的湿地，高原湿地在水源涵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仅是雪豹，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猛兽种群都算比较健康。”肖凌云的导师吕植教授从2009年开始，就带领团队在三江源开展了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过去十年，她们的研究团队和我所在的民间保护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在三江源管理部门的支持下，以布设红外相机位点为主要方式监测区域内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在此期间获得了将近10万张雪豹照片，还有诸多的金钱豹、狼、藏棕熊、猞猁和豺的活动影像。

“这些大型食肉动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猛兽，好比自然界最昂贵的珍宝，只有最健康最富饶的生态系统才能够供养一个健康的大型食肉动物种群，”吕植解释说，一个区域大型食肉动物的生存状况，可以作为这个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指标，“三江源地区健康的猛兽种群，说明这是一个完整且健康的生态系统。相比美国的黄石、大峡谷这些享誉世界的国家公园，从健康的食肉动物种群反映出的生态系统原真性来讲，三江源还要更胜一筹。”

2015年，中国开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三江源国家公园几乎是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高原生态系统保护的紧迫性，中华水塔生态安全的重要性，青藏高原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以及这一区域在保护工作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这些都使得三江源在建立国家公园试点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肖凌云说。

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面积达12.31万平方公里。分为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三个园区，范围覆盖了整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5个保护分区。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达12.31万平方公里，约占其所在的青海省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公园划分为长江源、黄河源以及澜沧江源三个园区，覆盖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五个保护分区，分别是长江源园区内的索加-曲麻河，黄河源园区内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以及澜沧江源园区内的果宗木查和昂赛。

“如果只是去看面积数据，你可能会觉得三江源国家公园大到令人咋舌;但如果你走去实地，去查看那些我们需要保护的区域，它们在哪儿，是怎样延伸的，又是怎样和周围的区域联系在一起，感受就会截然不同，对保护地范围会有更直接的认识。”肖凌云这样说，国家公园的区域她已经走了很多个来回。

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名气最响亮的区域当属长江源园区西部的可可西里。这里平坦而广袤无垠的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人迹罕至，随着藏羚羊保护的故事一道被人们所熟知，和藏羚羊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是野牦牛、藏野驴等特有的野生动物。2017年，可可西里还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其实可可西里只是三江源多样的景观生态的一部分，黄河源区最常见的景观是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发挥着水源涵养的作用，其中扎陵湖和鄂陵湖被列入了国际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而澜沧江源园区作为青藏高原向西南山地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更为多样，既有高原湿地，也有高寒草甸以及高寒针叶林生态系统。

“‘国家公园这个叫法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误以为就是国家级别的公园，然后就是想能不能去玩，” 说到这点，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李文军教授笑了起来，她解释说，“实际上国家公园是指一种自然保护地类型，它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而不是旅游休闲。按照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的标准说法，我国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以往说到‘自然保护可能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李文军说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倒扣在桌角的半個柠檬上，“就是把一个地方完全隔绝起来，不让人碰它，但很多时候实际并不能这样。因为人已经生活在那里了，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即使对于“地广人稀”的三江源地区，除可可西里的荒漠人迹罕至，园区内仍有超过16000户居民生活，他们分居在玛多、曲麻莱、治多、杂多四县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

国家公园的建设中，一个主要工作方向就是协调好自然保护和这些居民的生活，而在三江源，最先被摆上桌面的就是居民与大型食肉动物的直接冲突。

“去年有12头牦牛被雪豹什么的吃掉了。”当我2017年拜访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内的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时，牧民云塔向我诉苦，“我们全家也只有60头牦牛。都知道雪豹是保护动物，不能捕杀，但我们也要生活啊！”

“在年都村，2015年平均每户有4.6头牛被雪豹、金钱豹、豺、狼等捕食，户均损失超过5000元，最多的一户达到23头，”肖凌云博士介绍说，“雪豹捕食家畜，可能导致报复性猎杀;我们若想保护好雪豹，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的问题。”

其实青海省早在2011年就出台了《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肇事补偿办法》，但施行起来却步履维艰。首先，复杂的补偿流程规定，合格的审核流程需要在县级主管部门、乡政府、村民共同认可的前提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上报;另一方面，缺乏对于补偿成本的估计，让每年政府对于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预算并不充裕。

“国家公园的建设，首先要让老百姓不再因为保护生态而遭受损失，因此尽快推动有效的补偿政策是当务之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说。

2017年，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在年都村开始进行公益性人兽冲突补偿基金的尝试：由政府和公益组织提供主要启动资金，若牧民的家畜被猛兽捕食，经过审核就可以通过基金获得500-1500元的赔偿，大约相当于牧民损失牲畜市场价值的四分之一。

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昂赛管护站站长扎西东周表示，年都村的尝试主要针对两点： “一方面让老百姓有了损失确实能拿到补偿，因此申请和审核的流程不能太过烦琐;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老百姓觉得这完全就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因此有恃无恐，不再按标准对牲畜进行管理。”扎西东周表示，人兽冲突补偿管理，不仅是减少老百姓的损失，还希望借此明晰老百姓管护的责任，鼓励他们开展事先防御。

“国家公园”并不是供游客游览的国家级别的公园，它是一种自然保护地类型，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年都村人兽冲突基金的一大创新是将村民放到了管理的主导位置。由村民代表大会选拔建立审核小组，来负责对牲畜受损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则按照事先制定的表格来进行填写，简化流程的同时也降低作假的可能性。

为了明确居民自身的责任，牧民也被要求给每头牦牛缴纳3元的保险费;除此之外，村里讨论出来最重要的一条补偿标准是：如果在审核拍摄照片时，牦牛的尸体已少于50%，那么就表明家畜被野生动物捕食是因为户主管理不到位，基金将不予补偿;以此来明确牧民对管理家畜所应负的责任。

相比雪豹，西藏棕熊不仅会捕食家畜，还会破坏居民的房屋和财产，甚至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而它们闯入居住地的频率也远高于其它猛兽，在长江源园区的索加乡和曲麻河乡，棕熊与人冲突在90%以上的家庭都有发生，因此棕熊成为与人冲突最为严重的动物。

“我希望能搞清楚，为什么在三江源，棕熊扒居民房子的事件越来越多，这样才有可能为缓解人熊冲突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吴岚博士同样师从吕植教授，她从2010年开始用六年时间在三江源跟踪棕熊，并因此得到了“熊博士”的雅号。

“棕熊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它一方面靠主动捕食旱獭和鼠兔等小型动物保证基本的能量，此外也会大范围游荡寻找腐食，”吴岚说，“我们给五只棕熊佩戴了GPS颈圈，发现每只棕熊的家域可以到达2000平方公里。”

国家公园建设中，一个主要工作方向是协调好自然保护和居民生计;而草场问题是解决三江源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根本。

另一方面，随着牧民逐渐由游牧变为定居，房子里会放许多的食物。“对于游荡的棕熊来说，遇到储存有食物的居民房屋就好像发现了摆满美食的餐桌，它肯定要不顾一切地破门而入，大快朵颐。”

基于以上发现，吴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尝试摸索改善方案。在治多县索加乡、杂多县扎青乡等地，前后在200多户人家尝试了防熊电围栏、加固门窗等多种方式。“就是希望让棕熊觉得进一个屋子找吃的太费劲，还不如再出去找腐食，不断增加它进屋子的成本，”吴岚说，“初步评估来看，安装了质量可靠并且得到良好维护的防熊电围栏的屋子，被熊进入的次数减少了70%，成效明显。”

要真正解决三江源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问题，缓解猛兽和居民的直接冲突只是第一步，最终还是要落到草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上。在三江源绝大多数地区，人和野生动物都依赖着草场：人靠在草场上放养家畜谋生，而野生食草动物也要依赖这些草场为生，它们又成为食肉动物的猎物。

“我们曲麻莱过去是百万牲畜大县，现在牲畜只有四十万，但是草地还是那么差。”我每次到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曲麻莱县，都会听到当地领导抱怨如今的草场;而这种抱怨反映出的问题，在三江源地区并不是孤案。

三江源的草场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经营之后，到1994年全面实施了草场和牲畜的双承包;至此，牲畜和草场属于牧民个人，开始单家单户经营。而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人为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三江源草场开始面临退化的威胁。

“三江源草地退化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一个管理问题，牧民改变了原先的放牧方式，成为草地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李黎一边开车一边给我分析，她是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三江源草场退化的原因。她在三江源东部的年宝玉则做了整整三年野外调查，在此期间，她开着这辆二手商乘两用车，走遍了年宝玉则的每一个角落。年宝玉则虽然未被划入国家公园范围，但这里的情况和三江源许多地方都很相似。

“1994年分草场以及随后的围栏建设，实际上改变了以往牧民轮牧的放牧习惯，并增加了部分区域的放牧压力，推动了草场进一步退化，”李黎说，“如果要恢复草场这一三江源最重要的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重要。”

长江源园区索加-曲麻河分区，几只藏原羚在草场上漫步。它们和藏羚羊、藏野驴等食草动物都以平坦的高寒草原为主要栖息地，同样利用这些草原的还有当地牧民。

“恢复轮牧的传统，把一家一戶的单户经营变为合作放牧，或许是适应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李黎所提的这一解决方案，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很多社区都在尝试，通过建立生态合作社，组织牧民打破围栏，联合放牧，恢复合作放牧的形式，提高放牧效率。

位于长江源园区的曲麻莱县叶格乡红旗村托俄俄加股份合作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12年开始，红旗村的16户牧民自发建立了合作社，将牧户的草场、牦牛、资金以及劳动力进行整合。拆除围栏，打破放牧边界，对草场统筹管理，其王牌产品风干牦牛肉一直卖到了拉萨、西宁和格尔木，户均增收达到10000元。“经济收入增加的背后并没有带来资源的过度消耗，牧民都觉得草地的质量在变好。”原叶格乡党委书记金美毛拉说。

“成功实现合作放牧需要共同认可的管理制度，出色的领导力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李黎评价说，“红旗村的成功也许有其特殊的机缘和条件优势，但也给今后草场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

“协调居民生计是自然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也需要建立在对保护对象的深入了解之上，这就需要依赖科学监测、调查和研究，”吕植表示，我们对三江源这一区域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生存情况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比如这些年来在三江源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金钱豹的活动影像，而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金钱豹在这一区域也有分布;类似的，更多的监测和研究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这一地区已有的认识。”

红外触发相机是目前科研人员在三江源区域进行野生动物监测研究最主要的手段;经过培训的当地居民已经成为承担这项工作的主力军。

红外相机监测成果：赤狐

金钱豹

白唇鹿

棕熊

岩羊

马麝

雪豹

狼

沿着固定的样线观察并记录所见到的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常用的方法;但由于许多野生动物，尤其是像雪豹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往往行踪隐秘，通过直接观察获得有效数据的困难较大。

红外触发相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了解野生动物的绝佳工具。“红外相机架设好后，如果有野生动物从相机前经过，就会触发红外感应器，使相机进行拍摄，”肖凌云介绍说，“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红外相机触发后会先连续拍摄几张照片，接着录制视频，这些直接的影像资料可供辨认物种，有时能识别动物个体;若动物在相机前停留时间较长，我们还能观察它们的行为。”就在2018年3月，布设在澜沧江源园区杂多县的一架红外相机，记录下了雪豹在野外交配的珍贵影像。

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需要对保护对象的了解，这就需要依赖科学监测、调查和研究，红外触发相机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结合相机上记录的时间信息和相机布设的地点情况，我们还能分析野生动物在这一区域活动的规律。”肖凌云说红外相机需要布设在野生动物经常走的兽径，因此需要对动物的行为模式有一定了解。

“我们按照5公里×5公里的网格将监测区域划分，每个网格里将会选出1-2个位置来布设红外相机，”肖凌云一边说一边铺开一张展示澜沧江源园区昂赛乡红外相机布设情况的地图，指着地图靠边缘的地方说，“一些网格离驻地非常远，也没有路，一开始往那边去布设相机真是走到腿抖。”

由于区域广大，在三江源开展科学研究和保护的成本非常高，不过科研人员和保护工作者已经找到了帮助他们在当地进行监测的生力军——当地牧民。

“我们最早尝试由牧民来开展监测是2007年在曲麻莱县曲麻河乡的措池村協议保护项目，”肖凌云介绍说，在这个如今划入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村庄，培训后的牧民会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巡护是否有盗猎情况，同时记录下遇到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这样的有蹄类动物，“因为牧民的放牧路线其实和巡护监测的路线重合，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并且更可持续。”在牧民参与巡护的尝试取得成功后，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团队接着邀请牧民帮助布设红外相机。“一方面是我们感受到牧民对了解野生动物有很大兴趣，另外像雪豹这样的食肉动物存在也反映了草场的健康质量，这是牧民所愿意的。”基于这种认识，肖凌云在七个社区开始推动牧民参与监测。

阿桑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第一批牧民监测员，从2015年开始接受培训安装红外相机。在他管理的相机位点上，同一个位置拍到了雪豹、金钱豹、棕熊和猞猁四种大型食肉动物，成为了当地的明星位点。“放相机这个过程，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家乡的野生动物，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到我家附近动物会有这么多。”阿桑说。“我还记着那天阿桑第一次收红外相机，风风火火跑到我们办公室叫，‘我们家的草场上，竟然有这么多只雪豹咧！”听了肖凌云的回忆，阿桑这个藏族大小伙子有些羞涩地笑了笑。

多刺绿绒蒿是绿绒蒿大家族中的一员。这类植物都生长在高海拔地区，因其美丽的外形获得了大量植物爱好者的青睐，却也因此遭受盗采的威胁。

世界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带领科学志愿者宋瑞玲查看草原植被情况。科学研究和监测项目能够帮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了解当地生态状况，从而制定合理的管理策略。

“目前我们在三江源的红外相机已经全部都是牧民监测员来进行管理和维护，几乎不再需要科研人员专门跑来。”肖凌云说。

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有大约300个牧民监测员准确掌握了红外相机的维护和管理技术。“我们分析了牧民和科研人员分别布设的红外相机，发现牧民布设的点丝毫不差于受过良好训练的科研人员。比如说一个村可能有25种兽类，牧民布设的红外相机拍摄到这些动物影像所用的时间，比我们科研人员还短;显然，对于这个区域，他们远比我们更为了解。”肖凌云说。

在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方案》中，就首先提出了“以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模式。2015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之后，将牧民参与监测管护的模式正规化：园区内的16421户牧民，每户都有一个人被聘为了管护员，这些人每个月将会得到1800元的工资，并相应的承担反盗猎巡护、生态监测等工作。而“一户一岗”的生态公益管护员，也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一方面，牧民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区域，除此之外，他们每天生活在牧场之上，可以建立长期的监测网络，”田俊量说道，“依托于这些牧民监测队员，三江源正在逐步建立野生动物的大数据库。”

“由政府来购买牧民的保护服务，认可牧民在生态保护中的价值，让牧民不再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不再是需要规避的威胁因素，这是三江源生态保护上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吕植对于这项尝试也赞不绝口。

然而由牧民参与的监测与管护工作，却面临着居民大规模搬迁进城这一状况的冲击。杂多县全县6万人中有将近4万人住在县城里;在昂赛乡年都村二社的156户人家，如今只剩下了31户还留在草原，搬迁率超过了80%。

“牧民离开草原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国家大力投入下，公共服务日益完善的城镇能提供更舒适的生活;同时，新增人口由于缺乏草场和牲畜，也需要另寻出路，” 在三江源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北京大学博士朱子云分析说，“虫草经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如今的三江源，虫草是畜牧业和政府生态补偿以及低保等扶贫政策之外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很多区域占比甚至超过70%。“如果虫草经济出现波动，或者产量下滑，可替代的生计是一大问题。”朱子云说。

搬迁一方面降低了牧民对于草地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管理的压力。“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按一户一岗的生态公益岗位进行设置，很多人搬迁到了城市，他们所负责的在地监测和保护工作的成效就会受到影响。”昂赛管护站站长扎西东周说道。

“现在这种情况，每个管护员在保护工作上的投入有很大区别，从公平的角度讲，在给付劳务时应有所区别。在昂赛，我们先给每个人扣除百分之三十的绩效工资，等到年终考核通过之后再发放。”扎西东周说，但按照这样的方式，就需要明晰每个人的工作职责以及考核指标，才能使公益管护员充分发挥作用。再考虑到虫草经济等社会经济的变化可能，国家公园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当地居民是保护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但这也只是一个方面。”田俊量表示，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中，也在积极寻求和各类相关机构的合作。

“三江源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有序扩大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从而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 中国最大的环保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的会长艾路明如是说。2018年8月，他所领导的阿拉善SEE基金会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签订了一个三方合作协议，在管护站试点、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科学志愿者等方面展开合作，以期更好地推动生态保护工作。

由政府来购买牧民的保护服务，认可牧民在生态保护中的价值，让牧民不再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不再是需要规避的威胁因素。

“三江源的生态服务功能，能够在全中国的水源涵养、水资源安全乃至气候调节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艾路明说，“因此，三江源的保护，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参与。”

自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已经和北京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众多科研院所及民间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此众多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成为国家公园的一个亮点。

在昂赛乡，国家公园内的第一个科学志愿者基地已经在2016年正式运转，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接待了超过100人次的科学志愿者。

“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上山捡雪豹的粪便。”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志愿者何一帆说，而这些雪豹粪便将帮助科研人员了解雪豹的“食谱”，以及进行雪豹个体的鉴别。何一帆现就职于保护国际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经过多次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来到三江源做科学志愿者的机会。

兔狲（左）和藏狐（右）因体型和食物都类似而经常展开竞争。这两种食肉动物都因为颇具特点的外形而在网络上吸引了不少关注，这或许有助于对它们栖息地的保护。

“科学志愿者是国家公园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我们也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在保证志愿者发挥最大作用的同时，能够有充分的体验。”田俊量说。

“除了严格的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还希望能够满足人们休憩和环境教育的需求，这就给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才旦周解释说，在严格生态保护的总目标下，国家公园必然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传统的观光旅游活动;抛开公路、住宿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即使是大量游客带来的废弃物也是三江源区域相对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所不能承受的;相比之下，针对小规模团体的定制高端自然体验服务是更合理的尝试方向。

“自然体验如果要可持续的开展，就需要能保证稳定的体验质量。”昂赛最具有吸引力的，当属雪豹。然而雪豹被爱好者称为“幽灵猫”，在野外能够看到需要有极好的运气。

才旦周表示，正是基于长期监测和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在安排体验行程时可以更具有针对性，从而使体验者观测到雪豹的可能性有较大提升：“目前对于雪豹的自然体验主要基于两个数据，一个是社区监测，100多台红外相机，可以给我们提供雪豹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另外一个是人兽冲突的补偿数据，雪豹大约每个星期捕食一次，而一旦捕食成功后，未来三至四天内，都会在食物的周围活动。因此，结合这两部分的数据，在控制干扰的前提下，可以增加观察到雪豹的可能。”

在昂赛的尝试从2017年正式开始：迄今为止，昂赛乡年都村已接待了将近40个自然体验团，其中一半以上都观察到了雪豹。

“赵！我已经看到了五次雪豹了。非常幸运！”唐瑞（Terry Townshend）在2018年7月再一次来到昂赛参加在这里举行的自然观察节，活动闭幕仪式上他不无骄傲地对我伸出了五个手指头，这是我已知的公众目击雪豹的最高纪录。唐瑞來自英国，曾担任中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专家，在自然爱好者圈里颇有名气，也时常担任自然体验活动的领队。

“昂赛真是全世界最好的雪豹自然观察点，”坐在澜沧江畔的草地上，唐瑞感叹道，“现在前往非洲观赏兽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其实三江源的价值完全不亚于非洲。”唐瑞一边说一边从手机里翻出他刚刚拍摄的雪豹视频，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雪豹先是刨坑，随后用脸蹭石头，最后用尿标记了它的领地。

“这段视频告诉了我们雪豹是如何在野外标记自己的领地的，”视频结束后唐瑞指着屏幕对我说，“自然体验不仅是看到野生动物那么简单，还要让公众从这些观察中得到教育，感受大自然的美以及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这段完整的雪豹标记视频。其实三江源毋庸置疑具备最好的环境教育资源。”在他看来，昂赛的自然体验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同于其他很多地方，三江源内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其实是高度重合的，自然体验不仅要对外实现教育和休憩的功能，对内也要让牧民从保护中直接受益。”才旦周告诉我，2017年到2018年间，自然体验服务为年都村社区带来了20多万元的收入。

为了建立自然体验和社区保护之间的有效联系，年都村的自然体验建立了复杂的管理和分配制度。首先由全村选拔出了15户牧民示范户，按照抽签次序接待体验者。所有牧民示范户的收入中，45%属于接待户，45%属于全村，另有10%属于村级的社区保护基金。

“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良性循环。将来这里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推广。”才旦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而从三江源整体来说，自然体验等服务或许能成为放牧、补贴和虫草之外的又一大收入来源。

自然体验不仅是看到野生动物那么简单，还要让公众从这些观察中得到教育，感受大自然的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三江源吸引着全社会的关注。这里的自然生态是独一无二的，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以文化传统与自然紧密相连;然而，这里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气候变化、人兽冲突、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科研监测、购买牧民保护服务、发展自然体验以及体制改革等方向进行尝试。这些尝试或许还不能迅速转变为完美的答卷，但是对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示范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全球性的命题上，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