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

李季艳

摘要：本文通過追溯到1789年，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根源，深刻解读这段毁灭与重建交错而成的历史。

关键词：1789年；法国大革命

1789年5月5日，这是惠风和煦的一天，路易十六更衣沐浴向天祈祷后，万万没有料到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三级会议下正酝酿着一场攸关欧洲大陆，乃至世界人权的跨时代性变革。为什么人权的赞歌率先在巴黎唱响？为什么在狄更斯的笔下1789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打响这场惊天动地革命的一定是巴黎人民？一场战争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天时地利人和。一场的革命背后，注定是众多利益与权力的纠葛。

1789的巴黎

法国权利的自由与渴求。不同于同时期深受农奴制压迫的德意志帝国和沙俄，早在革命前二十年，法国已逐步将贵族阶级手中的土地，以赎买的形式转交至农民手中，在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拥有全国1/3的土地。法国存在大量的小地主阶级，不同于中国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初衷，一开始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是拥有权利的，然而他们用金钱赎来的这些权利，却处处受限。贵族不再拥有土地所有权，却掌握了压迫农民的役税。买卖土地有土地转移、变卖税，耕作要承担年贡、地租。地方税收苛刻沉重，并且中央财政问题频发，路易十四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卡隆任职期间挥霍无度的理财手腕，布里安担当重任却回旋无力，只能将“要钱”的希望“寄托”于第三等级。然而，本已获得一定权利的人民，不满于上层阶级的肆意掠夺，渴望更为自由的权利。

巴黎足以担负变革的使命。16世纪的伦敦经受了光荣革命的洗礼，经济、政治迅速发展，而人权的脉搏却没在这块名为大不列颠的土地上跃动。7月14日后，这场由巴黎人民掀起的革命，却深深地撼动了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何以在欧洲大陆上担负起教化蒙昧的责任？严重的地域失衡和中央集权是法国有别于其它政治经济中心的显著特征。集政治、工业、艺术为一身的巴黎，已然在大革命前夕成为法国的代名词，以至于在大革命后，巴黎每天关于革命的日报多大80余种，而在法国其它地区革命的讯息寥寥无几。

法国人民愿望的一致性。税收和国债是国王获得财政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繁重的赋税耗尽了民心民力，而大量的举债也让贵族对王室的信任消亡殆尽。新兴的资产阶级拥有财富，渴望摆脱第三等级的头衔，旧贵族仍是地位的象征，却逐渐陷于贫穷。此时的法国，僧侣、贵族、第三等级，有史以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纵使利益的差异性也阻挡不了它们彼此依赖，势将瓦解旧格局的步伐。

巴黎的1789

经济思想的变革。信仰动摇，人民从排斥异教到攻击教会；信任瓦解，人民从崇尚皇权到质疑皇权；启蒙运动、人民主权说、三权分立学说如同一道曙光，将蒙昧无知刺穿，又将自由科学温暖。汩汩历史长河中，思想向来没有对错之分，宗教作为人类信仰的支柱本无正误之别，错误的是以彼时之思想诓误此时之制度，谓之落后；妄图以不变的思想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格局，谓之愚昧。作为草根的资产阶级，他们渴望财富得到保障，地位得以肯定，以个人成就评论自身价值，而非世袭。这就意味着，必定将有一场变革，一场权力的重新构建。

政治体制的重构。此时，法国拥有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独立的普通法院，法院享有制订分派捐税的权利，且法官行使司法权不受御前会议、国王的干涉，国王无权决定法官的任免、擢升以及撤派。而在大革命前夕，为了肆无忌惮的搜刮钱财，国王撤除了普通法院，并将所有任职法国发派流放，这个举动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不满，将战火从财政危机引向了政治危机。高度的中央集权，让权力从大部分人手中到小部分人手中，最后集中于一人之手。为了平复民愤，皇室进行了数次变革，然而也掩盖不了破灭的权力披上新的外衣从一个机构流向另一个机构的事实。夺去贵族的土地，安抚平民，却不根治人民负税严重的问题。将皇室的权利分享给贵族，却不解决高举国债而爆发的信任危机。高度的中央集权，却难掩买卖地方职务、中央审批流程冗杂、工作效率低的弊端。赋予人民出席会议的权利，却不给予相应的投票权。种种形式上的革新与自由，实质上的限制与约束，都注定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在所难免。

当所有人都不愿意为共同权利而做出割舍时，这便早已埋下了战役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