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人还是做报人

记得有一次是在晓风书屋的分享会上，分享王燕的一本新书《丑丑的尘事》，王燕是当时杭州日报的副刊编辑。那天晚上，杭报副刊同仁几乎全部出动，这其中有退休的编辑、有已经换了工作岗位的编辑，也有已经离开杭报的编辑，等于是几代副刊人的一个小聚会。于是我在会上说了大概比较文人气的一段话，大意是：好朋友不一定能成为好同事，好同事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由此引出一个话题：做文人还是做报人呢？做报人是一种职业，而做文人是一种状态，一种生活和思想的状态。

那一天莫小米老师说，她在采访做稿子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投入，一旦稿子做好，她跟采访者的关系基本也就嘎然而止了，而她说王燕就不一样，她即使稿子做好发掉之后，还会跟相关的当事人保持联系，比如有一位年过八旬的上海老奶奶，上过《倾听》版，现在王燕还会抽出时间去上海看望这位老奶奶，跟她聊聊家常……对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我觉得一个编辑一定是功夫在诗外的，尤其是副刊的编辑。老底子副刊的编辑时间做长了，有可能就成了一枚文人，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如果你是去编《人间指南》或《知音》一类的，永远不可能成为文人了。

副刊的编辑也是编辑，跟编新闻的一样也都是一种职业，但我想说的是，副刊的编辑要有一点点与众不同，这是自有报纸以来，特别是有副刊以来的一种常态。副刊编辑要做“催生婆”，正如孙伏园之于鲁迅的《阿Q正传》，这个段子可能大家都知道，阿Q是孙伏园的催稿催出来的，有几天孙伏园出差去了，结果鲁迅就擅自让阿Q被砍头了，否则鲁迅有可能会留下一部不朽的长篇。鲁迅没有长篇，这说起来总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有报纸？作为最强调新闻属性的报纸，它为什么要有不太强调新闻的副刊呢？了解过一点新闻史的人都知道，副刊原先叫“附刊”，并非“正”“副”之副，“附刊”一开始即是赠送的，就像二三十年前报纸的扩版一样，正报之外有附刊，这就说明正报读得还不过瘾，读者还想看看美人的照片，看看好笑的故事和漫画，甚至是科普常识类的内容，包括看看武侠和历史小说，于是鲁迅诞生了，金庸诞生了，高阳诞生了，于是人们等着追着明天出版的报纸，虽然不都是洛阳纸贵，但那个时候人们也是喜欢大“流量”的，报纸往往会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从前日子过得慢，这个慢也包括慢慢看报纸，慢慢看副刊，甚至看好之后有的还要剪下来，有的读者还喜欢把连载装订成册——这个在往年记者节的相关活动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读者爱报纸的程度永远要高于我们在做报纸的。

而二十年前，当报纸从“晚报”时代进入“早报”和“都市”时代之后，副刊就开始渐渐地式微，一个方面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服务性，这也容易给报社带来某种收益；另一方面就副刊文章的题材和体裁而言也的确乏善可陈，何况副刊文章有时又比较容易“出界”，所以反而格外地小心翼翼，如此副刊就变成了正刊，这样写来写去也不可能再出鲁迅和金庸、高阳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早就不是文人办报的时代了，因为早三四十年，或者是半个世纪前，你要数一个城市的文人，那不是在报社，就是在文化单位，后来报社的文人渐渐少了起来，多的是会写文章的人，但会写文章的人不一定就是文人，这可能是我想要多说几句的话。

会写文章的人怎么不是文人呢？那是因为人们渐渐发现，办一张报纸光是文章写得好还不够，还得会经营，还得为单位和国家创造财富，于是有些文章写得好的人也去经营了，有的去当管理者了。文人本来是不愿服人管的，或者说要给他相当大的空间，现在办公室的空间往往缩小到桌上只能放一台电脑了。当然文章写得好的有的也想做CE0，这不是不可以，天才永远都是有的，只是诞生天才的时代是我们不能预测的。也有的人，把问题都归结为互联网时代，说现在都手机阅读了，谁还看报纸呀，于是报纸的文章，特别是副刊的文章也没有写好，就气急吼吼地弄多媒体去了。明明是新闻不好看，明明是文章没写好，还怪读者喜新厌旧，所以这种时候，便开始有一种皇帝的新装的味道了。

有点扯远了，做文人还是做报人？这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报人要有一点文人气。什么是文人气，说白了就是傻气。还是以副刊之王孙伏园为例。有一次孙约了鲁迅的一首打油诗，领导觉得不好，是的，这诗也的确一般般，而且已被水平颇高的领导看出来了，看出这诗是在讽刺徐志摩，而志摩是有后台有背景的人，于是头儿把诗给拿掉了——今天想来这很正常，领导枪毙稿子莫非还要经编辑同意？可是这孙伏园偏是不让，甚至对领导动起了全武行，而且最后以辞职为要挟，而且也真的辞掉了。

对了，那天的分享会上还来了一位老医生，她是莫小米老师的粉丝，但是她在发言中除了表扬副刊之外，竟然把我也“表扬”了一番，而且这“表扬”的内容也出乎我的预料，她没有表扬我的诗、我的文，却说起了我以往对高考中考作文题的点评，天呢，我随口说说的，但她都记在心中了，那我想以后我还是随口说说呢，还是要咬文嚼字再嚼字咬文呢？这就回到老问题，一个并不是悖论的问题：做文人还是做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