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邮电大学医院(400065)
王 军
【提 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预防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职业紧张量表修订版对重庆市3个主城区和3个周边区县的352名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实际有效调查对象352名,职业紧张量表总分(408.28±57.24),其中职业任务问卷(180.51±21.20)分,个体紧张反应问卷(103.82±17.23)分,个体应对资源(123.95±18.81)分。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整体职业紧张水平处于适度紧张但明显高于中国西南地区常模(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类别基层医务人员中,以男性、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者职业紧张现象最为严重(P<0.05)。紧张反应与职业任务的大部分因子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基层医务人员紧张反应的因素主要有工作环境(β=0.913,P<0.001)、责任感(β=0.711,P<0.001)、任务不适(β=-0.484,P=0.002)、娱乐休闲(β=0.303,P=0.011)、年龄(β=-2.418,P=0.001)、任务冲突(β=0.478,P=0.009)、性别(β=-3.199,P=0.044)。结论 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处于较高的职业紧张水平,应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和消除紧张反应的危害因素,加强紧张反应的保护因素从而来缓解基层医院人员的职业紧张现状。
随着现代化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职业紧张已成为目前重要的职业卫生问题之一[1]。病人及社会对医务人员的期望值加大、医患纠纷增多、举证责任倒置等,使得我国医务人员既承受高负荷工作,又面对强烈的心理压力,与其他职业相比,更易产生职业紧张[2]。同时,随着医疗模式的改变和2009年医疗改革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全面建设,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增大,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3-6]。但目前国内外关于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的研究鲜见。本调查旨在了解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现状,为预防干预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抽取重庆市3个主城区(沙坪坝区、渝中区、南岸区)和3个周边区县(綦江、永川、涪陵)的基层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本调查问卷均由调查对象根据导语自主填写,当场回收。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5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00%。
2.方法
(1)一般情况调查表参考文献,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称、职务、月收入等方面。
(2)职业紧张量表采用职业紧张量表(occupational stress inventory revised edition,OSI-R,1988)[7],该量表由Osipow(1981)研制,经7次修订而成,目前已在20多个国家应用。根据我国人群的具体情况,对部分条目修改后,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8]。该量表由3个分量表14个子项140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5个级别评分,分别赋值1~5分。
职业任务问卷(occupational role questionnaire,ORQ)共6个子项60个条目,包括任务过重(role overload,RO)、任务不适(role insufficiency,RI)、任务模糊(role ambiguity,RA)、任务冲突(role boundary,RB)、责任感(responsibility,R)、工作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PE)。ORQ得分越高表明职业紧张程度越高。
紧张反应(personal strain questionnaire,PSQ)共4个子项40个条目,由业务紧张反应(vocational strain,VS)、心理紧张反应(psychological strain,PSY)、人际关系紧张反应(interpersonal strain,IS)和躯体紧张反应(physical strain,PHS)组成。PSQ得分越高表明工作紧张水平越高。
应对资源(personal resources questionnaire,PRQ)共4个子项40个条目,由娱乐休闲(recreation,RE)、自我保健(self-care,SC)、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SS)和理性处事(rational cognitive,RC)组成。PRQ得分越高,表明对紧张反应的应变能力越强,越能缓解紧张。
(3)质量控制调查组对调查员问卷内容讲解方式和填写要求进行统一培训,问卷集中发放并当场回收,及时查漏补缺;回收问卷后及时复核,剔除填写内容不足90%的问卷;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问卷录入采用双录入法。
(4)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采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学方法有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α=0.05。
1.基本情况352名调查对象中,医生164名、护士124名、后勤等其他人员共64名;女性243名(69%),男性109名(31%);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3.07±9.96)岁;有配偶者237名(67.3%),无配偶者115名(32.6%);学历以大学/大专及以上为主,占调查对象的78.4%;64名(18.2%)调查对象每日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月收入以2000~4999元为主,占57.4%;每月上夜班次数10次及以上有57名(16.4%);调查对象中以初级职称为主,有234名(66.5%);212名(60.2%)有院内编制。
2.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现状与常模的比较
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任务问卷和紧张反应问卷的总分明显高于西南地区常模[9](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职业任务问卷中任务不适、任务模糊、任务冲突和责任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西南地区常模(P<0.05),说明其是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反应的主要来源。个体应对资源总分及各因子的得分均低于西南地区常模(P<0.05),说明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对职业紧张的个体应对资源相对不足。自我保健、社会支持得分与西南地区常模相比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表1 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得分与中国西南地区常模比较
3.不同类别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水平比较
不同性别、每日工作时间的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水平与3个分问卷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男性职业紧张水平高于女性。不同年龄段的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5年组得分最低。不同科室/部门基层医务人员职业任务与紧张反应分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医技科组的得分最低。不同岗位组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分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医生组得分最高。不同职称组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分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正高组得分最高。不同工作年限组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分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19年组得分最高。不同月收入水平组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分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5000~9999元组得分最高。结果见表2。
4.影响基层医务人员个体紧张反应的因素
职业任务各项和个体应对资源各项大部分与个体紧张反应各项呈正相关(其中RB、R、PE与个体紧张反应各项均呈正相关),但其中RI、RA、SS、RC与个体紧张反应各项基本呈负相关。RB、R、PE三个因子对个体紧张反应的影响均有显著性(P<0.05)。进一步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紧张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作环境(β=0.913,P<0.001)、责任感(β=0.711,P<0.001)、任务不适(β=-0.484,P=0.002)、娱乐休闲(β=0.303,P=0.011)、年龄(β=-2.418,P=0.001)、任务冲突(β=0.478,P=0.009)、性别(β=-3.199,P=0.044),说明任务不适、年龄、性别降低职业紧张反应,其他因素可增强职业紧张反应,见表3~4。
长期高强度的职业紧张不仅影响着工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还能引起低工作满意度、高缺勤率以及低工作绩效等组织行为问题[10],近年来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状况不容乐观[11-12],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职业性危害因素之一。
本研究显示,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任务和紧张反应问卷总分高于西南地区常模,个体应对资源总分低于常模;可见,重庆市基层医务人员对职业紧张的个体应对资源相对不足。同时,基层医务人员一方面整体职业紧张状况不及三甲医院而处于适度水平,另一方面整体的职业紧张水平较西南地区一般人群高。其原因在于医务人员从事紧急病人的救治工作,比其他人经受更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与诊断和治疗有关的工作紧张[13]。基层医务人员还面临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质的不完善,人员配备不足以及基层复杂的医患关系等状况,所承受的职业紧张压力较一般人群高,但是基层承担的医疗任务与负担不如三甲医院重且工作环境也较轻松,因此职业紧张水平多处于适度水平。
表2 不同类别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水平比较
表3 职业任务、个体应对资源与个体紧张反应间的相关分析
*:*:P< 0.05,**:P< 0.01 。
表4 个体紧张反应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男性职业紧张三个分问卷得分均高于女性,其结果与杨新伟等报道一致[14]。其原因可能是男性社会责任相对较大且工作、生活竞争压力大,男性多为手术科室医生,从而使男性基层医务人员产生较大的职业紧张。不同年龄组间,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问卷得分增加,紧张问卷得分渐减;32~45岁年龄段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水平最高[15]。随着年龄增长,医务人员自身知识和经验的提高以及社会、家庭与患者对其的要求和期望增大,其职业紧张较高;另一方面随着个体应对资源的丰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紧张水平。
不同科室/部门基层医务人员职业任务与紧张反应分问卷得分存在差异,医技科得分最低,可能是其工作强度与压力在各医疗科室中最小,故职业紧张水平最低。各岗位组间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问卷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医生得分最高。可能是因为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承担着许多额外的职责[16],加之医患关系的紧张及工作任务较高,因此医生的职业紧张度最高。同时,不同职称组职业紧张水平的职业任务与应对资源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中级及以上组得分最高,可能与医院的现行制度有关。研究发现,职业紧张水平与工作时间有直接联系[17],工作年限越长的基层医务人员要求、期望和责任感等也较强;每日工作时间长,任务多,身心的压力越大,因此职业压力与紧张感更大[18]。此外,随着月收入增多,职业紧张水平越高。可能是高收入组的工作量与工作时间比低收入组高且承担的责任也越大,所以职业紧张水平也相应较高。
经过对个体紧张反应各项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基层医务人员紧张反应的主要因素有工作环境、责任感、任务不适、娱乐休闲、年龄、任务冲突和性别;其中,娱乐休闲与职业紧张呈正相关,而任务不适却与职业紧张反应呈负相关,这与朱陶[19]等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出入,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有限或者是处于基层的医务人员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但与之相同的是工作环境、任务冲突及责任感也是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的危害因素,社会支持和理性处事仍是职业紧张的保护因素,可以从这些方面去缓解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
要缓解职业紧张,应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对职业紧张的重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任务,正确的看待责任感不要背负过多的压力;丰富基层医务人员的应对资源,提高应对能力;改善医患关系,建立轻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增强领导、患者和家人等对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加强和培养他们良好的理性处事能力等,从而降低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反应。同时,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持和管理,完善相关制度;媒体给大众一个正确的导向,传播正能量;提高社会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的尊重、信任、理解和支持。最终降低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反应,保护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