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及优化路径

刘建生， 金 旻， 魏 丹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大学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31)

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其中产业扶贫被列为七大专项扶贫方式之一[1]。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则将产业扶贫定位为脱贫攻坚战的重头戏[2]。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将产业扶贫纳入评估指标的背景下[3]，传统产业扶贫逐渐暴露出资源分配集中于企业、贫困户参与方式较少、扶贫产业停留村级等矛盾[4]，已不适应精准扶贫“漫灌式”改“滴灌式”的要求。扶贫产业到户，多主体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已成为新时期产业扶贫的特征[5]。新常态下农业占GDP比重进一步下降[6]，各贫困地区为达到规模化区域脱贫的效果普遍推动产业扶贫的发展，但由于设计和实施的差异导致部分地区的这一扶贫模式实际成效不甚理想，甚至出现了扶贫产业运行困难的现象[7]。产业扶贫较其他扶贫模式而言具有更高的风险性，扶贫产业面临市场竞争，贫困户需投入生产要素，一旦出现运行困难则极易导致脆弱性脱贫和波动性返贫现象[8]。因此，尽可能在扶贫产业投入运行前就对其进行优化改进，避免后期产业停滞给各方带来巨大损失，既是国家精准扶贫的客观要求，也是扶贫产业各参与主体的共同愿望。

学界对产业扶贫优化相关领域已有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集中在政府角度的新型主体培育[9]、资源禀赋条件[10]，农户角度的参与式治理[11-12]、利益联结机制[12]，企业角度的产业模式选择[13]、市场与扶贫对接[14]等方面。众多研究表明，现阶段的产业扶贫优化研究多从某一参与主体或特殊角度出发，对解决同类科学问题有借鉴意义。但是，运用何种方法才能脱离局部，从整体视角分析产业扶贫是否存在风险隐患？分析结果又如何作用于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研究？这些科学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理论上，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将产业扶贫看作组织化的整合系统，从整体的角度看待系统的运行与维持[15]，而AGIL理论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提出社会组织的维持与延续取决于环境适应、目标维护、系统整合、模式维持这4项功能的实现程度[16-17]。运用AGIL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社会组织的运行已经存在许多成功的案例[16]，而产业扶贫正是由众多社会组织所构成，因此，分析产业扶贫各项功能的实现程度，以分析结果为依据设计优化路径可能会成为保障产业扶贫长效运行的新视角。本研究以江西省兴国县学生营养餐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访谈，深入了解该项扶贫产业，并将AGIL理论分析框架拓展运用到产业扶贫的优化研究中，以期为保障各地产业扶贫的长效运行提供理论指导和案例参考。本研究深层意义更在于指导还在计划中的各地产业扶贫以产业选择为核心、4项功能实现为导向来优化产业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便对产业运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防范。

1 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出优化产业扶贫的路径方法，保障该扶贫产业的长效运行，调研队选取了江西省兴国县(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区域，深入基层综合运用实地观测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法，分析该地区产业扶贫的运行现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政策文献研读和分析框架的构建。深入了解国家精准扶贫相关文件的政策脉络，并针对产业扶贫与AGIL理论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大量研读思考。(2)调研准备和实地调查。2016年5月调研组前往兴国县，以座谈会形式和兴国县政府、县扶贫办友好交流，对当地精准扶贫工作以及扶贫产业运行情况进行初步了解。抽样选取4个乡的5个村，分别为埠头乡旺口村、长冈乡石燕村、东村乡澄江村、崇贤乡三角村、崇贤乡太平村，对所在乡的分管领导以及村支部书记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村庄基本情况及扶贫产业对当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并开展入户问卷调研，共计完成127户贫困户问卷、34户脱贫户问卷。通过调研发现，这4个乡参与学生营养餐产业的农户较多。(3)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调查。2016年7月调研组再次赴兴国县对学生营养餐产业进行典型案例调研。实地参观龙头企业成都金源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贫困户、县分管扶贫领导及企业负责人深度交流，就学生营养餐这一产业扶贫的产业选择、运行机制、利益联结、长效化保障等方面进行文件与实地结合的多方面调查研究。(4)2017年1月调研组再次前往兴国县实地调研，分析学生营养餐产业现存问题，研究其优化方案。

2 产业扶贫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由众多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的扶贫模式，如果没有方法能够分析出阻碍其长效运行的内在因素，对症下药的优化路径便无从谈起。长期以来，社会学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消亡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AGIL理论能够从系统、结构与功能互相联系的角度解释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借鉴AGIL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任何社会组织得以正常运行且发挥作用必须实现AGIL 4项功能，否则存在的功能隐患必然会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行与发展。因此，从宏观角度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着产业扶贫的AGIL功能实现，以及如何对具体存在的功能缺陷进行微观上的优化改进成为了本研究的设计思路。

本研究首先需要构建产业扶贫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由于不涉及具体产业，所以该框架内各项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都需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概括。以下简要介绍AGIL理论的主要内涵：AGIL理论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概括程度最高的部分，由塔尔科特·帕森斯于1937年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一个系统得以正常运行发挥功能必须实现AGIL 4个必要条件[18]。其中AGIL功能分别代表：环境适应A(adaptation)，系统必然和环境发生关系，适应环境并从中获取资源的功能；目标达成G(goal attainment)，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顺序并调动内部的能量实现系统目标的功能[19]；系统整合I(integration)，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发展，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功能；模式维持L(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系统内部存在个体需要遵守的规范，以保障系统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功能[20]。按照各子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划分为外部定向与内部定向[21]，按照处理资源的关系分为工具型与消费型[22]，任何一个运行着的社会组织必须实现以上4个功能，各个子系统才可以协调稳定，整个系统则可长效运行。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产业扶贫中各项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以及功能实现对该系统发展的推动作用，根据以上理论构建产业扶贫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2.1 A-G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

AGIL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外部定向由A-G区域组成，A(adaption)功能实现的关键因素：整个系统对于其所在的环境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能从环境中不断获取能够支持消费型功能实现的资源。各地产业扶贫的设计之初便需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对扶贫成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扶贫产业的选择应符合客观的地域性特征，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发生。尊重客观环境的产业选择是扶贫产业不断获取资源的基础，资源通过利益分配机制则可实现贫困户收益产出。

G(goal attainment)功能取决于系统能否合理安排各级目标，并动用各子系统的功能逐个实现。作为一种广泛推广的扶贫模式，它相对于一般扶贫方式有着更多的参与主体与利益联结。各主体的目标如果无法有效排序，受趋利性的影响势必会造成行动系统的分裂，而无法实现产业扶贫长效运行这一核心目标。以达成核心目标为前提，鼓励各参与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其自身创造更大收益并不会影响核心目标的达成，反而是产业扶贫良性循环、合作共赢的动力之一，形成各参与主体协同扶贫的局面。

2.2 I-L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

AGIL理论分析框架中的I-L区域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内部定向，在外部定向为系统运行提供环境适应(A)、目标达成(G)等充分条件后，符合内部定向的要求成为系统长效运行的必要条件。I(integration)区域代表系统整合，系统需要对内部结构以及各类资源要素加以整合，目的在于协调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关系，优化结构资源配置后形成良性循环。斯科特和贝尼托指出组织整合是组织内不同的部分结合起来成为同一部分并且一起行动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桑德在组织整合中发现组织内部的冲突障碍主要来源于部门间的沟通、交流、协调缺乏有效媒介。产业扶贫中政府、企业、贫困户、合作社、村集体等主体有着不同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需要通过媒介组织的建设以避免信息传递渠道狭窄、问题解决缺乏平台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实现系统整合的功能。

L(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区域代表模式维持，系统内各主体需要遵守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共存的系统文化以保障组织的长效运行，从设定明文规章制度到运行中逐步形成非制度文化共同影响着每一个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收益分配制度是产业扶贫维持的基础，从制定明文的规章制度到形成非制度化的产业扶贫文化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各主体受系统文化的影响自发维护产业扶贫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长效扶贫机制。

产业扶贫AGIL理论分析框架为扶贫产业提供了前期风险防范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局限在运行中的扶贫产业，对还在筹划中的扶贫产业的指导意义更为重要，在产业投入运行之前便通过分析框架对产业选择等4项功能的实现加以优化完善，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后期产业运行的风险。

3 案例解析：结构功能视阈下的“学生营养餐”产业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距赣州市 82 km。全县辖25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304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3 215 km2，总人口83.6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2.33万人。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制约，当地产业主要以蔬菜、水稻、脐橙、茶油等农业为主。截至2016年，全县贫困村共计130个、贫困户1.77万户、贫困人口5.28万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因此规模化的脱贫攻坚工作势在必行。兴国县“学生营养餐”扶贫产业采用“政府+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组合模式，其中，龙头企业金源鸿兴国分公司位于江西省兴国县经济开发区D区，毗邻兴国县城、埠头乡、长岗乡。在兴国县的25个乡镇中，共计424所学校、约10万名学生，预计每天需供应蔬菜2.86万kg、肉类1.44万kg，这便形成了稳定的食材需求市场。利用构建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尝试使用一种宏观框架与微观个体相结合的方法，将兴国县“学生营养餐”案例置于框架中研究其4项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功能缺陷的优化路径，为其他地区还在设计中的产业扶贫提供案例借鉴，防范于未然。

3.1 学生营养餐产业的AGIL功能分析

3.1.1 资源禀赋导向下的产业选择 A区域代表环境适应功能，兴国县客观环境为国家级贫困县，精准扶贫目标人数52 765人；地区内工业基础薄弱，以蔬菜、脐橙等第一产业为主。实现环境适应功能主要在于扶贫产业选择，作为产业扶贫的开端，应以当地资源禀赋为依据选取适合的扶贫产业，避免产业运行后与环境发生排斥反应。在此客观条件下引入重、轻工业或高技术产业显然不能发挥产业扶贫的优势，反而会对参与的贫困户产生反噬作用。

当地政府选取蔬菜产业作为扶贫产业，引入金源鸿公司因地制宜开展合作，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性质和当地蔬菜种植规模的现实上都十分契合兴国县整体环境。通过金源鸿公司的龙头带动，以埠头乡垓上村、潋江镇杨澄村、长冈乡仁塘村等3个蔬菜种植专业村为核心，共建核心区、辐射区、专业区等3个功能互补的营养餐菜品供应基地。核心区以高兴、长冈、潋江、埠头、杰村等乡镇为重点，规划建成设施蔬菜 1 000 hm2。通过适应环境之后的发展，整个扶贫产业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当地获取经济效益、政策支持、人力资源、农产品供应等，可见以资源禀赋为导向选取的扶贫产业能够快速适应当地环境并产生扶贫效益[23]。无论是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还是系统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蔬菜产业都能较好地提供，因此“学生营养餐”产业能高标准实现A区域的环境适应功能。

3.1.2 地方政府：核心目标的维护者 G区域代表目标达成功能，意味着要在系统目标中建立次序等级，并调动系统资源实现目标。产业扶贫的核心目标是引导贫困人口长效脱贫，但由于政府+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这一组织结构的现实性使得各组成部分的目标各不相同，合作共赢期间，各组成部分在实现核心目标之余能够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系统则可维持运行，一旦出现供过于求、自然灾害、市场入侵等现象时，企业若无必要监管，必然以牺牲农户利益为代价减少自身经济损失[24]，而贫困户作为相对弱势一方在与企业的博弈中更容易失败。如此一来整个产业扶贫的核心目标——引导贫困人口长效脱贫，便会被子系统的目标所取代，继而影响整个扶贫产业的正常运行。

兴国县政府在学生营养餐产业设计初始和运行中都采取了各项措施维护整个系统的核心目标，主要包括：(1)规定企业必须以订单的形式与各基地、合作社、贫困户个体签订协议，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到期订单的收购，并设定最低收购价以保障贫困户在市场波动情况下的基本利益。(2)逐步推动全县25个乡镇424所学校成为金源鸿公司学生营养餐的配送对象，扩大这一稳定的市场需求，以此保障企业收购农副产品后销路无忧，使企业能够长效健康发展。产业扶贫模式的运作不应完全依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原则[25]，兴国县政府通过制度化建设以保护贫困户在市场危机时的基本利益，并且从宏观调控的高度引导生产避免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这些举措既能建立产业扶贫的目标次序等级，又能调动系统资源保障扶贫产业各主体目标的达成，合格的完成了G区域的目标达成功能，而由于此功能在产业扶贫中的特殊性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充当维护者的角色。

3.1.3 系统整合功能有待完善 I区域代表系统整合功能，前文中分析产业扶贫的系统整合主要依靠协调机制的建立以通畅主体间的有效交流。目前金源鸿公司已与6个蔬菜专供基地签署合作订单，面积达106.67 hm2以上，带动350户以上贫困户参与订单生产，按照2017年建成供应10万人蔬菜基地标准，全县预计可带动5 000户贫困户脱贫增收。在学生营养餐产业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贫困户、龙头企业、地方政府等参与主体信息交流是否通畅，问题反馈是否及时值得调研人员深入研究。调研过程中部分农户反映规模种植有别于家庭种植，技术上存在的欠缺希望得到统一培训。而在农户将信息传递给企业后，作为餐饮企业的金源鸿公司并没有能力组织规模化的生产技术培训，转而向地方政府反馈，地方政府收到信息后再针对农产品类型的差异，组织培训统筹安排，最终安排技术培训的时间与效果都与农户预期存在差距。信息的滞后或失真来源于传递环节的增多与交流平台的缺失，农户单方面的意向尚且需要层层传递，一旦涉及有利益冲突的多方沟通则会使系统内部难以协调，阻碍产业扶贫的长效运行。

针对学生营养餐产业多元主体参与的现状，各主体间信息交流平台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专门的部门和组织来负责彼此问题的协调，成为产业扶贫系统整合功能的一大隐患。贫困户、政府和企业三方的信息传递极易面临失真与滞后等问题，传递者的表达方式、接收者的个人理解、传递路径的复杂化都会成为主体间有效沟通的阻碍，而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及企业的逐利性也会对整个系统的整合造成影响。设立专项部门协调产业发展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面向产业扶贫的网络信息交流平台，让系统在整合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扶贫成效，这些都应成为学生营养餐产业在I区域系统整合功能处加以完善的部分。

3.1.4 收益分配制度的维持功能 L区域代表模式维持功能，现行学生营养餐产业主要由规范的制度来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而保障产业收益能分配到贫困户手中的制度则是各项制度的核心。调研中发现并整理出以下4类收益分配制度：(1)订单分配，贫困户依据企业订单开展生产，每年可获收益4 000元/667 m2以上；(2)土地流转入股红利分配，贫困户按照耕地300 kg/667 m2·年稻谷的标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基地，折现约800元/667 m2·年；(3)反租倒包分配，按“保底+提成”方式给予每月1 500元保底工资，所承包大棚超额生产部分按60%分红；(4)务工分配，贫困户通过在营养餐工厂或生产基地务工每月可增收1 500元。以上分配制度充分保障了贫困户的利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为维护产业扶贫的长效运行打下基础。

农户利益导向的分配制度是兴国县学生营养餐产业得以维持的支点，而随着产业运行时间的增长，逐渐形成以扶贫精神、社会责任为导向的非制度型产业扶贫文化会与现存的规章制度一齐成为维护产业运行的核心支柱，这也是如今企业文化、高校文化在各自发展中受重视的原因。

通过AGIL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全面分析学生营养餐产业的功能实现程度，而且对于其他地区的产业扶贫模式同样适用。2016年11月，调研组在对江西省永新县三湾乡九陇村的调研中发现，该村以三湾乡农业合作社为载体，发展众多贫困户种植井冈蜜柚，通过蜜柚幼苗发放到户、合作社技术帮扶到户、统一收购保障到户，实现了产业精准扶贫的“滴灌式”理念。从AGIL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该扶贫产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将蜜柚产业作为着力点，种植奖励300元/667 m2，并向每户贫困户无偿发放最多30棵幼苗；合作社对缺乏种植经验的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并沟通协调各方信息；种植的收益完全属于贫困户所有，当销路不畅时合作社还签订最低收购价以保障贫困户利益。综上所述，AGIL 4项功能中G、I、L 3项已经得到了有效实现，那么A环境适应功能的实现程度如何？A功能的实现程度是否会对该产业扶贫的长效运行造成影响？调研中对九陇村贫困户谢某的访谈可以作为问题的解答。

问：“现在种蜜柚政策这么好，据您所知村里种蜜柚的贫困户多不多？收成怎么样？”

答：“前2年种的人多，现在没几户种了，因为赚不到什么钱，白忙活。我们九陇村在高山上，春秋2季由于昼夜温差太大许多幼苗种下去成活不了，成活了的树苗挂果后的口感也比不上其他地区的井冈蜜柚，再加上交通运输不便费用高，靠卖蜜柚根本赚不了钱。我现在种的也很少，自己吃不完就给亲戚朋友，再拿点种植补贴。”

九陇村平均海拔450 m，地处山区交通不便，A功能的缺陷是蜜柚产业扶贫成效较低的主要原因。分析结果与贫困户的访谈一同佐证了运用AGIL理论分析框架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具有现实性和准确性，弥补功能缺陷可以成为各地设计或实施中产业扶贫的正确优化导向。

3.2 组织结构优化：系统整合功能的实现路径

理论分析需转化为对现行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研究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上对学生营养餐产业进行AGIL功能分析，三优一劣的结果表明其存在系统整合功能隐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中提出“结构制约论”，即社会系统结构的框定对于功能选择起到制约的作用，因此优化组织结构以通畅主体间的交流对于实现系统整合功能有重要意义。笔者拟以媒介平台建设与联结机制调整为方式，同企业管理学科进行交叉分析，运用企业管理学科中的功能型组织结构为框架对学生营养餐产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图2)。

3.2.1 建立三方平台组织，完善系统整合功能 通过AGIL理论分析框架对学生营养餐产业的分析得出I区域系统整合功能有待完善，政府、企业、贫困户之间沟通渠道的缺乏导致信息传导反馈滞后，最终造成系统整合的困境。构建三方信息交流平台，为传导信息的渠道提供支点，有助于扶贫产业运行中各项问题的协商解决，但平台性质、权力、组织结构的难以界定则是阻碍其建立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以GONGO组织的形式来实现平台的建立，GONGO即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GO)主要是指与扶贫、教育、儿童、妇女等社会领域密切相关，由政府自上而下设立的组织[26]。其优势在于参与人员为该领域各主体所推选出的代表，能够充分反映主体诉求；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可以大幅提升组织效率，并且受各方面监督维持组织的公平公正；政府支持下的GONGO组织能够有效与政府沟通，为其长久发展提供保障。GONGO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性质同时也适合扎根于贫困户这一弱势群体中，为贫困户权益的维护、意志的表达提供平台，以此保障产业扶贫的高效持久运行。

3.2.2 优化联结机制，提升运行效率 除了6个蔬菜专供基地外，金源鸿公司主要还是以上门与贫困户一对一签订收购订单方式开展产业扶贫，而贫困户与公司职员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降低了产业扶贫的运行效率。为了改变企业与贫困户逐一沟通的现状，在参与学生营养餐产业的行政村中推广成立农业合作社，吸引贫困户及普通农户参与统一管理。企业不直接与贫困户商议订单细节，而与合作社签订大批量订单，由合作社组织成员生产。合作社作为贫困户利益的代表与企业、政府这两大主体开展事务的沟通协调，将现行联结机制改变为贫困户仅与合作社联结，合作社、企业、政府相互联结，这不仅简化了企业订单的签订工作，同时也利于地方政府宏观调控区域产业扶贫的发展。

银行向贫困户提供小额资金贷款以及必要时缓解企业资金链危机[27]，而社会风险防控则大多利用保险公司为平台以部分预期收益为代价分摊风险引入对冲资金。调研中发现上述金融机构多以向贫困户提供小额资金贷款方式参与产业精准扶贫，与企业或合作社的互动较少直接影响了其风险防范功能的发挥。为了提升产业扶贫的系统整合能力，增进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合作社的联系势在必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构功能主义中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对产业扶贫中环境适应、目标维护、系统整合、模式维持这4项功能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扶贫产业以功能实现为宏观优化方向，并运用AGIL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产业微观运行现状，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优化方案对于保障产业扶贫的长效运行具有现实意义。这与结构功能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密不可分，即将产业扶贫视为一个系统而并非将目光局限在参与的各主体上，AGIL各个功能之间需要协调统一，才能真正长效发挥系统功能。兴国县学生营养餐产业的分析结果和优化方案为其他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了案例参考，但都需以实际情况为主，运用AGIL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功能缺陷并制定优化路径。

4.2 对于还在筹划中的扶贫产业而言，选择适应环境的产业是其功能实现中的核心环节，也是产业长效产出扶贫效益的保障，而对已经运行的扶贫产业进行产业选择优化显然较为困难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资源禀赋理论很清晰地描述了特色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性，赫克歇尔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取决于各地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地区间贸易和产业分工。部分扶贫产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做到因地制宜，而为了地方政绩脱离实际的推行与当地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产业[28]。因此，产业扶贫应从设计初期开始，充分调研贫困地区的自然人文条件、资源禀赋差异、未来发展空间等方面，以谨慎的态度选择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的产业，避免盲目开展产业转型造成难以逆转的后果。

4.3 通过对兴国县学生营养餐产业的案例研究，清晰地展现了4项功能的作用机制，并据此发现I系统整合功能是薄弱环节

以平台建设和联结方式为优化路径来提升I功能的实现程度，其中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GO)的组织形式能为通畅产业扶贫各主体间的交流协调构建平台，弥补系统整合功能的匮乏。在平台建设完成后优化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形成农户只需与合作社沟通，企业、政府、合作社围绕三方平台互相联结，其他部门直线管理、权责分明的组织结构，并且提升金融机构参与产业扶贫的程度。该案例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其他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值得借鉴的分析流程与优化设计模式。

4.4 产业扶贫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整合各方资源，并尊重客观的市场规律，提升贫困户生产要素的参与，已成为产业扶贫发展的方向

在资源整合中，让贫困户作为参与主体投入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真正参与到产业运行中，杜绝仅依靠股权证领分红的救济式产业扶贫的出现。在兼具市场属性的产业与政府属性的扶贫组合而成的产业扶贫中，避免贫困户利益受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损害，这不仅符合公权救济理论，而且与我国政府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主体选择相适应。有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方向定位不准、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不准、脱贫后政府面临两难处境[29]已成为扶贫产业进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扶贫产业设计与运行初期，政府往往会着力于推动该产业的顺利发展，但由于政府组织效率及利益导向方面的不同则很容易忽视对产业扶贫运行中的掌控，地方政府应承担起产业扶贫的主导责任，在维护脱贫目标的前提下协调各方利益诉求。

在市场属性的产业与政府属性的扶贫中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符合产业扶贫的核心目标，但政府干预的权限与程度如何把控？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如何相互配合才能提升产业扶贫的市场活力？这些科学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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