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将重新面对大国权力政治博弈现实

林民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CENTRIALITY）成为亚太国家对东盟外交的“政治正确”。2007年后，这一词汇更是被陆续写入到东盟组织及国家的官方文件中。

201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对话会，明确承诺中国将“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2017年11月12日举行的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国司局级安全对话所发表的声明也表态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这次安全对话被普遍认为是打响了四国构建所谓“印太新秩序”的发令枪。2017年12月举行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方外秘级对话会也同样承诺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进入2018年，印度外交祭出“大手笔”，莫迪总理一下子邀齐了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印度共和国日庆典并集体担任主宾。此举凸显印度对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视。此前，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其东南亚之行中明确宣称，“在印度看来，东盟的领导地位与中心作用对于急剧变化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东盟近年在区域事务中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上世纪90年代曾有的主动“平衡大国”的风光似乎不再。目前地区主要力量越是不约而同、“大张旗鼓”地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越显示出东盟在日益变化的地区架构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间接印证了东盟国家一直以来“小马拉大车”的力不从心。

回顾历史，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突出起来，归根结底是因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力量当时处于可以操控的“均势”，各主要力量均需要争取东盟的支持，东盟作为中小国家集团在大国环绕当中可以把平衡外交玩得如鱼得水。学术一点的解释就是，東盟“中心地位”的形成，不过是当时大国间博弈的“均衡解”而已。

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美国对东南亚的投入三心二意，日本则对亚洲缺乏身份认同，而印度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仍然较弱，中国则需借助东盟合作的平台扩大地区影响力。同时，东盟也善于在地区架构中发挥塑造作用，主动平衡大国，对所有地区力量均奉行开放包容的原则，将中、美、日、印等国相继引入东盟所倡导的地区合作平台之中，使自身成为地区各种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事实上承担起区域架构的“掮客”角色。

然而，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特别是经济优势的进一步凸显和海上军力的不断发展，美国以各种手段制衡中国之心也起来了，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南海问题被炒热，东盟的“中心地位”随之受到削弱。实际表现之一是，中美矛盾的尖锐化，使得东盟国家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立场，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

东盟“中心地位”受到削弱的另一个表现是，大国分别选择倚重东盟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员国，而不是热心于同作为整体的东盟打交道。例如，印度选择新加坡、越南、缅甸作为其“东向”政策的支柱，中国十分倚重柬埔寨并在东南亚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东盟打交道的重心北移。美国则大力争取越南、新加坡的支持，并拢住菲律宾。似乎，各个地区大国都对东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特朗普上台后，放任美国军方在南海“穿行”，推出“印太”概念，继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战略部署，不但没有减缓东盟“中心地位”受削弱的趋势，相反加剧了地区的悲观情绪。与此同时，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开始有所作为，力推没有美国的《全面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重启并主持了印太“四国同盟”对话，防止中国主导这一地区显然是四国的共同心愿之一，区域内部的“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构建一个与中国相抗衡的“印太”，显然也不符合东盟维持“中心地位”的需要。只是，在日趋凸显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东盟如何才能够思考出另一种路径，以继续维持自己作为地区架构的“中心地位”呢？对这一困境，东盟国家里早有先贤就曾预见过。1973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表“大象与草地论”：“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重新加剧的大国权力政治博弈，恐怕是东盟今后不得不继续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