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伟大灵魂的日常奇迹

陈娟

黄灿然

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集《我的灵魂》《奇迹集》等。主要译著有《小于一》《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和希尼的《开垦地：詩选1966—1996》。

2018年2月5日，黄灿然在深圳洞背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黄灿然的这个春节是在奔波中度过的。除夕之夜，为陪伴女友，他留在深圳洞背村，和几个友邻到诗人孙文波家中吃年夜饭，守岁迎新。第二日一大早，他赶回香港，与亲人团聚。因母亲生病，他连续几日都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

洞背村的春节格外安静，正在建设的大楼停止施工，外来务工的人大都回乡。留下来的，要么是村民，要么是像黄灿然这样“定居”此地的外来户，“好似又回到我刚来时的样子，干净而安静，能听清鸟叫声。唯一不同的是，村口起了几栋高楼，灰秃秃的。”黄灿然说，“但能身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对于诗人来说也很难得。”

4年前，黄灿然第一次来到洞背村。当时高楼的所在地还是两个小山头，从山谷间往前看是一片海，晴时蓝阴时灰，偶有货船开来。几个月后，他便辞去香港《大公报》的工作，搬到洞背村，租了一个三居室住了下来。之后的日子， “村民”黄灿然一直默默地做着两件事：一边专注于翻译诗集和文学评论，将布罗茨基（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阿巴斯（伊朗著名导演、诗人）、希尼（爱尔兰诗人）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一边把细微的日常写成诗。

年轻的黄灿然在香港。他当时在《大公报》工作，常常利用闲余时间翻译和写诗。（摄于1992年）

从香港到洞背村

采访黄灿然那天，正赶上大风。他下楼来接，裹得很严实，黑衣黑帽黑鞋，甚至还有一个自制的黑绑腿，“因为怕冷，最近脊椎又有了问题。”他家在五楼，从客厅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角小小的海平面。地上、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一个书架靠墙而立，一壁的书，大都是外文的。我们围着电磁炉取暖，他背窗而坐，点燃一支烟，“喝完咖啡，我们下山去喝下午茶。”

山下葵涌（音同冲）镇上的茶餐厅，是黄灿然常去的地方——搬离香港时，他唯一怀念的就是茶餐厅。至今再忆当年旧事，他仍觉得自己是被老天“安排”到洞背村的。

2013年，在《大公报》工作的第二十三个年头，黄灿然和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卖掉房子分了家产之后，他和女儿黄钟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一个月开销很大，房租1万港元，抽烟花去2000港元。我一个月工资也就2万港元，还要上夜班。有时入不敷出，就想着离职。”

第二年初，黄灿然到深圳与诗人陈东东相聚。有朋友提议到海边的一个村子看看，于是一帮诗友，包括黄灿然、陈东东、孙文波、凌越等，浩浩荡荡开到洞背村，“村子不似其他农村，倒像是一个社区，安静、干净，当时就有了住下来的念头”。

回香港后，他决定辞职。到2014年6月份，算是在洞背安顿下来。洞背是深圳葵涌下的一座小山村，整个村子不大，仅数十户人家。黄灿然对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他生于乡村，离福建泉州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按当时的称呼叫“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那里四面环山，“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外面的世界就意味着下面的世界。”1978年，全家移居香港和祖母团聚。那一年，黄灿然15岁。

黄灿然在洞背村山下的葵涌镇街头。他很喜欢到镇上的茶餐厅喝下午茶。

他是在睡梦中抵达香港的。彼时香港制造业正红火，工人供不应求，黄灿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了一名制衣厂工人。上班第一年，他住在马路边的铁皮屋里，好多人挤一间，连像样的床都没有。上午10点开工，下班时间不定，有时会熬通宵，“给牛仔衣打枣，就是钉扣子，不难，一学就会。”

流水线的工作，枯燥而沉闷。但在香港，黄灿然接触到了文艺电影、新文学，进而接触到外国文学。在各种文艺形式中，他偏爱外国文学，尤其爱叶芝和加缪。读的越多，思考就越多，受加缪等人影响，他开始思考：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越想越觉得无意义、荒谬，也试图反抗，但怀疑反抗也是浪费。”黄灿然说，那时的他和很多青年一样，孤独而茫然。后来在舅舅的建议下准备考大学，读夜校、学英语;26岁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上世纪90年代初，入职香港《大公报》，每日翻译国际新闻，二十多年如一日。

“现在像是兜了一个圈回来。”他笑着说。他开始重新关注乡村里曾经熟悉的一切，比如臭屁虫何时产卵，壁虎藏在哪个角落，如何让脾气不好的土狗停止狂吠，辨认山中的植物叫什么名字……这些都一一被黄灿然写入诗中，成为《洞背集》的一个篇章。

黄灿然渐渐发现，自己好像是在和诗谈恋爱，以前总是追它、讨好它，现在不为所动，只需静静地等待，诗会自己找上门来。

把日常的奇迹写成诗

黄灿然在洞背村过着简单安静的生活，很少参与文艺圈内的活动，除了诗歌朗诵会。但实际上，他拥有一批与整个诗歌及翻译圈的冷清氛围不相称的热情拥趸， 诗歌节上，众多诗人齐聚一堂，大家总爱开黄灿然的玩笑，羡慕他招读者喜欢。

今年1月，他来了一趟北京。单向街书店将“年度致敬奖”颁给他，还为他的诗集《奇迹集》再版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是“世界全是诗”。

从上到下依次是：黄灿然的个人诗集《奇迹集》和最新译著《一只狼在放哨 阿巴斯诗集》。

朗诵会那一晚，台下聚了很多人，站着的人群一直蜿蜒到场子外的书架之间，每个人都可以上台朗诵一首诗。诗人蓝蓝是黄灿然的朋友，她读完其中的一首《城市之神》后说：“他（黄灿然）有一种崭新的目光，在最普通人中间、最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奇迹。”

《奇迹集》收录的诗写于2006—2009年。当时黄灿然还在《大公报》上班，工作间隙，他会到报社附近的茶餐厅喝下午茶，观察周边的一切。2006年夏，黄灿然一口气写了八九十首。最初他只复印装订了10多本，在朋友间传阅。

3年后，恰逢民间刊物《新诗》的编辑蒋浩约稿，他又加了一些新写的诗交出，以《新诗·奇迹集》的专刊形式出版，主要是在淘宝上出售，半年后即重印，深受读者喜爱。《奇迹集》真正公开出版是在2012年，2018年1月再版时又增添了几十首集外诗，也都写于那一时期。

在《奇迹集》里，黄灿然揭示的“日常的奇迹”比比皆是。比如《微光》，写凌晨两点时，看见两个年轻人在长凳上促膝谈心，“他们正不自觉地领受着贫穷馈赠的幸福”，也“正创造着将来要领受的美好回忆”。在《裁缝店》，看到一个老人独自在熨衣服，他又写道：“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如今回看，黄灿然觉得“那是自己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 。

《奇迹集》的写作不同于之前，改变源自一场大病，持续有10年之久。那时走在路上，他会突然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恐高症也加剧，去医院却检查不出确切病因。最严重的一次，他站在家里，感到灵魂出窍，往楼外飞去，“但意识告诉我要自救，身体使劲往后仰，几乎贴在地板上。”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名字叫《来自黑暗》。说到这儿，他拿出手机翻出那首诗，轻轻地读了起来：我来自黑暗、郁闷和疾病/不是我如今享受到黎明的黑暗，也不是到郊外散散心/就能消除的郁闷，或吃了药/休息几天就痊愈的疾病/对生活在光明中、欢愉中/和健康中的人们，我的向往/是无保留的，我走在他们中间/经过他们身边，坐在他们对面/欣赏他们，内心赞美他们……

病好之后，黄灿然整个人都彻底变了。

“从消极变得积极，也从探索自我内心开始向外延展，将目光放在外部世界的一切上。”另一个改变是，他开始注意身体，并总结出了一套可能只适用于自己的养生法则，像是吃牛排、喝热水，夏天也穿着厚毛袜。直到现在，他还常常把自己的“养生经”灌输给所有他关心的人。

翻译，为别人服务

在洞背村邻居、村民以及朋友的眼中，黄灿然是一个生活规律的人。写诗之外，他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翻译。“他为自己建了一个翻译日程表，每天的工作量都按计划来。即便有朋友过来，他也会腾出时间工作。”孙文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比黄灿然早半年定居于此，两人是故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就因为写诗相识。

两人也经常相约一起走山（山中徒步），哪条路好走，哪条路风景最美，黄灿然都摸得清清楚楚。 “有时我们也会下山到海滩，坐坐、逛逛、打打望，经常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孙文波说。

在这种简单而自律的生活下，黄灿然收获颇丰。2014年，他翻译的布罗茨基最重要的随笔集《小于一》出版，被誉为“完美之书”，上市两个月重印5次，在年底更是横扫各大“年度好书榜”。2017年，几又成为黄灿然的爆发年，他翻译的《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希尼三十年文选》和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陆续出版。

“在诗人和翻译家这两个身份之间，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可以闲着，一年到头只生产那么一点点;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黄灿然说，他称翻译是“衣食父母”——这是他从未预料到的。刚到香港时，他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只懂得一个英文单词“peasant（农民）”。后来为考大学，他读夜校学英语，等到被《大公报》录用，才真正以此为生。

在《大公报》，黄灿然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日复一日，常常身心俱疲。有一日，他站在阳台上思考，觉得活著实在太累，“但安逸对我也毫无吸引力，既然这样，那么我何不多做翻译，把下半生用来服务别人？”有了这个方向，黄灿然下班之后继续挑灯到天亮，翻译一些诗或文论。

当时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新闻署在金钟设有一个图书馆，距黄灿然的住处不远，坐电车只需十来分钟。他就天天往那里跑，读书、看杂志、复印英文资料，有时也从书店买英文书。遇到喜欢的，他就翻译出来，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就这样一直译了20多年，每天译几百字，苏珊·桑塔格、里尔克到米沃什（美籍波兰诗人）、布罗茨基、库切（南非小说家）等，这些世界文学史有名的知识分子和诗人，都和他的名字有了联系。

“他很会选择翻译的对象，能找到真正优秀的诗人与文字。”诗人凌越是他译著的忠实读者，每出版一本就买一本。很多年后，黄灿然到台湾拜访作家林贤治，在他家中发现一本《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是自己1999年出版的译文集，书边都翻烂了，“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白翻译，还是影响了一些人的。”

靠着微薄的翻译稿费，黄灿然一直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有时稿费不到位，还需要朋友救济或卖书，但他本人乐在其中，从未想过改变。“黄老师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很多人自惭形秽的样本：原来我们可以这样自足而奉献地度过一生。”刘宽说。前些日子，他到洞背村跟了黄灿然3天，拍摄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用镜头记录黄灿然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他在一个看似狭窄的世界里，过着一种如何真正的开阔的生活。

4年前，黄灿然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每日发布自己的创作、翻译及评论，推荐他欣赏的经典作品和好诗文。公众号的欢迎词上写有三条，其中一条是一段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诗人）的文字：睡得少，又在醒来的全部时间里努力工作，然后承认整件事情是一个笑话——此中含有一种真正的精神严肃性。

黄灿然很看重这段话，“你很认真地工作，觉得它根本没意义，但你做，是个笑话，你还是继续做。我就是这样的。”很显然，他所做的不是笑话，比如翻译，他很早就确定是要用它来服务别人的。至于写诗，他在诗里写过，“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