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王媛媛

“当了7年知青，受了不少苦，好不容易熬出来，到清华读大学，毕业后到军委办公厅工作，前途无量。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正定这个小县城工作呢？”36年前，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副县长何玉就想问刚到任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这个问题。

习近平1982年3月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11月起任县委书记，后于1985年5月离开正定。3年多的时间，他一直在一问室内陈设极为简单的办公室里工作、生活。

退休后，何玉特意去了趟陕北梁家河村。“很多东西都记录着他的奋斗经历。村里有两口井，一口是废井，打到一人多深的时候突然坍塌了，再打第二口时，谁也不敢下井，习近平第一个跳了下去。村里还有一个拦水坝，是在冬天建的，那水还带着冰碴儿呢，他挽起裤腿光着脚去引水。”何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一刻，她找到了答案——习近平来到正定，就如在梁家河村时一样，是为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常到农村进行调研，有时还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当《环球人物》记者再次来到正定时，2018年的春天将至，滹（音同忽）沱河面上的冰层快要化开了;朝阳下，荣国府牌匾上的金纹闪着光;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人们忙碌着生意……这，是30多年前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希望看到的正定。

教育改革的“三板斧”

40年前的改革开放，其先声是恢复高考。随后，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整个教育界科技界呈现一片生机，教育体制的改革向前推进。

1981年，教育部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精神，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并修订颁发了五年制小学和中学教学计划。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组织编写了第六套教材。1982年，习近平来到了正定，他的眼光投向了中小学教育，尊师重教之风在正定再度兴起。

如今，82岁的何玉依然记得那间小办公室。室内陈设极为简单：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放满了书的小书架，一张硬板床，床板两头架在两条板凳上。习近平1982年3月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11月起任县委书记，后于1985年5月离开正定，3年多的时间，一直住在这间办公室里。

1983年，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轻车简从到田间地头调研棉花生长情况。

何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时的情景。

1982年3月的一天，她参加了一个会议，听说是要介绍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参会的都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席间，她看到一个身着绿军装，脚穿军用布鞋的年轻人，也没有特别在意。得知新来的县委副书记正是那年轻人时，何玉有点吃惊：“哎呦！这么年轻的小伙子！”紧接着，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排于贡林庭同志之后”。贡林庭是时任正定县长，何玉意識到，“那小伙子实际上是正定县的三把手”。

又令何玉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小伙子带着她开始了正定的教育改革。“他用‘三板斧改变了正定的教育，‘第一板斧就是改善办学条件。”

关于当时正定乡村的办学条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土台子，泥孩子”。习近平和何玉常接到群众反映问题的信，有一封信这样写道：“近日秋雨绵绵，孩子们仍在院子里听课。因为怕房子塌了，把孩子们砸在里面。”此前，为解决乡村学校的危房问题，正定县委大会小会开了不少，但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因为管理问题。”何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公社、村庄里的学校归县教育局管理，这样一来，公社没责任，村庄没责任，县教育局发完各级教职工的工资，余下的资金有限。”

有一次，习近平向何玉询问里双店小学的情况，何玉回答：“唉，很有代表性！这个学校是我们县最早的完小（包含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但它没有一间教室是不透天的，没有一根房梁不用棍子顶着，没有一扇门子不用铁丝拧着，没有一扇窗户是有玻璃的！”何玉记得，听完情况，习近平动了气，批评了里双店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王香文回去就号召社员有砖的出砖，有木头的出木头，有技术的出技术，有钱的出钱，改善办学条件。很快，里双店小学的危房问题解决了。

里双店小学有了改变，习近平决定把经验推广开来。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谁的孩子谁抱。中学归公社管，小学归村庄里管。”责任一明确，各公社都有了压力，很快行动起来。

接着，习近平又推出了“第二板斧”：教师聘任制改革。“当时正定不少教师是民办身份，工资没保障，边教学边打理自留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何玉说。习近平提出改革办法，“民办教师的工资由公社发，如果不及时给教师发工资，公社干部的工资也不能发。同时，老师和校长的教学能力由社员代表评审，评审不过关就会受处罚。”这样一来，拖欠民办教师工资的情况改善了，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逐渐提高。

“第三板斧”是办职业中专。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成为社会共识，但能考上大学的高中生毕竟是少数。正定县里很多没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习近平认为这是人才的浪费，就打破了全县只有普通学校的局面，搞起了职业学校。我们把当时的正定五中改成工业学校，把正定六中改为商业学校，把正定七中改成农业学校，还在北楼农场成立农民中专。除此之外，还有建筑学校、无线电学校、美术学校、书法学校，很是热闹，培养了很多专科人才。”何玉说。

里双店大包干震动全县

1978年冬夜，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18位农民签下了大包干的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推动下，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在省内迅速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铺展开来。

《学习时报》报道过，1982年习近平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了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即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普遍。

1983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右）同群众交谈。

有一天，习近平对时任正定县长程宝怀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因为“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当时有县委班子成员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程宝怀就没有当场表态。但他后来同意了，并根据习近平的意见，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结果一年就有了成效，社员人均年收入从210元涨到了400多元。

很快，里双店的“大包干”不仅震动了全县，还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省内外参观者。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开创了河北省的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在改造“连茅圈”的问题上，习近平也主张先搞试点，再推广。过去农村的厕所和猪圈不分开，叫“连茅圈”，改造“连茅圈”就是要把厕所和猪圈分开。当时县里主张“一刀切”，到农民家里直接强制性地改造，但习近平没有这么做。他觉得，强制性地把老百姓家的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人家肯定反感，人一走，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拆掉。这个事要想办好，首先是让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才行。所以应该先搞两个试点，让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效果，然后再全面推开。

过了一段时间，习近平和时任正定县农机局长王玉廷去地区开会，汇报了改造“连茅圈”的情况，但因为没有大刀阔斧地全面推进，被地委领导点了名。

散会后，王玉廷跟习近平说：“你看，上面催得紧了，咱们开始弄吧。”习近平摇摇头说：“那种‘运动式的弄法，肯定劳民伤财，推广越大，损失越大，群众也不会满意的。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

王玉廷问：“那怎么办？”

习近平说：“没关系，我去跟地委领导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最后，正定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各村“连茅圈”改得都很好，反复也很小。而那些“一刀切”改造的县，后来都有很大反复，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夜访武宝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中国乡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他们不但跟当时的国营企业 “抢”原料，“抢”市场，甚至开始 “抢”人才、“抢”技术。

1984年6月20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兼县人武部第一政委习近平（前中）陪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前右），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前左）检查正定民兵训练基地。后排为当时的县人武部长田树森（右）和政委曹广才（左）。

在正定，习近平认识到解放思想、重视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1983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引起很大反响。这个规定被称为正定“人才九条”。据媒体报道，他曾亲笔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100多封信。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有不少知名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經济学家于光远等，都接受了正定的邀请。

在正定县引进人才方面，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是“习近平夜访武宝信”。

大宝集团创始人武宝信曾是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发明的“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在全国畅销。但武宝信与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有矛盾。他了解到正定县重视人才，便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

一天晚上，习近平看到了武宝信的来信，当即找到程宝怀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当晚，他们就找到了武宝信住的小区，但是小区里有几十栋楼，不知道武宝信家住哪个楼，只能挨个打听。找到晚上10点多时，程宝怀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但习近平很坚定：“这样，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俩人就在小区里扯开嗓子喊了起来，武宝信总算听到了，连忙从楼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谈得非常投机。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

1983年4月4日，习近平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落地在新城铺公社，投产不到一年就赚了30万元。

习近平还到无锡引进过人才。当时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一直在赔钱。1984年，习近平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时，约见了给他写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邱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听了情况介绍，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

习近平问邱斌昌：“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有什么条件吗？”邱斌昌回答：“没有条件。”

习近平把正定“人才九条”的内容给他说了说，他答：“我不需要这个。”

习近平笑了，说：“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

“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提两条吧。我现在是17级工资，我一到正定，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我保证在一年之内，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到时候你们再给我涨2级工资，达到14级。这样，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让我看，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 邱斌昌说。

习近平当即打电话给程宝怀，问能否满足。

程宝怀回答：“这是最低条件。工资级差不大，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可以答应他！”

邱斌昌的积极性很高，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上任没几天，他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油泵油嘴厂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后来邱斌昌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直到退休。

《环球人物》记者到油泵油嘴厂时，发现那里已经换了另一家企业的招牌。放眼望去，厂内房屋或翻修或新建，但建筑布局仍是当年的样子，厂门口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罐头宴”筹钱建荣国府

1979年7月11日，到安徽黄山视察工作的邓小平下榻黄山观瀑楼。12日，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上玉屏楼，次日从玉屏楼前往北海，15日步行经白鹅岭、云谷寺返回黄山观瀑楼。在这里，邓小平和当时的安徽省领导进行了一番谈话，留下了被后人称作“中国旅游改革开放宣言”的“黄山谈话”。

正定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旅游资源丰富。“我还在正定工作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游？当时别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他任县委副书记时，要通过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已经成形了。”曾任正定县副县长的王幼辉回忆说。

1983年，习近平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很大一部分镜头选在正定县拍摄。剧组本打算在正定搭建一个临时拍摄基地，拍完戏一拆了事，但习近平不是这样想的。

据《学习时报》报道，一天上午，习近平到石家庄去看王幼辉（此时王幼辉已调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讨论拍摄基地再利用的问题。见面后，习近平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把荣国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成旅游景点，也可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把荣国府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

习近平还算了一笔账：“游客不仅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

可是建造荣国府这样一座建筑群，大概需要资金300多万元，正定县的财政负担不了。习近平和王幼辉商量着是不是可以向省里要钱。

一天晚上，王幼辉给时任省委书记高占祥打电话，说：“高书记，我和近平想到您家里去谈一谈荣国府的事，您看可以吗？”高占祥说：“你们可以来，但是我家里吃饭吃不好，我家没保姆。”

习近平买了十几个罐头，带到高占祥家，三个人一边吃“罐头宴”，一边谈事情。

后来，高占祥和王幼辉协调省财政厅、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开会，最终决定向正定拨出专用款172万元。这样，建永久性荣国府的事总算定了下来。1986年，荣国府建成开放后，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

习近平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除了兴建荣国府，还修建了常山公园，修缮、彩绘大佛寺，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实际上，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文物古迹保护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于文物保护工作。”王幼辉说。

在人武部精兵简政

除了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还是正定县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时任正定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曹广才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正定的经济发展了，民兵训练却出现了问题。过去民兵都在村庄里种地，后来路子宽了，渠道多了，有些民兵为了多挣钱就走出去，或者在家经营项目，民兵训练就困难了。”习近平和人武部想出一套改革方法——精兵简政，由训练普通民兵改为训练骨干民兵。这样训练人数相对减少，训练质量也提高了。

与此同时，正定也开始探索建设民兵训练基地。人武部花了几个月时间建成集食堂、武器弹药库、靶场等于一体的民兵训练基地。“我们这个基地很有特色，劳武结合得比较好。”曹广才说。

有一次，曹广才跟习近平说：“有人给我提了个建议，说咱们省军区好多车长时间停着不用，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起来，办个驾校？”

习近平赞成这个想法。于是，他们选了一些驾龄长的复原转业军人作为教练，培养出来的驾驶员由正定县车管所、石家庄地区车管所考核，驾校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民兵训练基地的工作费用。

“近平刚来正定时，不少人觉得他是高干子弟，说他是来‘过渡的。但一起搭班子工作的这3年，我从没有过那种感觉。他总是干实事，而且有想法先跟大家沟通。”曹广才说。

一次，习近平跟曹广才谈到调研时遇到的问题，说：“老曹，我觉得现在吃喝问题有点抬头。”他没有具体指出哪个部门，但曹广才也有同感，便提议把经费管一管：“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谈合作、上项目、引资金，有些招待費是必要的，但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可以从财政经费这个角度去控制。”习近平点头说：“这个点子可以。”接着，习近平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县委县政府也多次讨论，最后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

“那是1983年12月，他刚当上县委书记没多久，实质上是给整个班子和领导干部立了规矩。”曹广才回忆说，“他自己也带头反对不良风气。”

当时，驻正定某部队的一名团政委被提拔为驻石家庄某师政治部主任，找到习近平办理相关手续。他希望习近平给他妻子办随军调动时，顺便给涨一级工资，但习近平拒绝了。这名军人很不高兴：“我们团给正定做了那么大贡献，就这点事儿还不照顾吗？”习近平回答：“部队给县里做贡献，与军人家属提工资是两码事。”

1985年5月，习近平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正定。据正定县志记载，从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的这4个年头里，正定县的粮食作物总产量由38410万斤增长到48608万斤，县工业总产值由8977万元增长到24810万元。其中，正定县油泵油嘴厂1985年有职工1132人，产值达到510万元，产品畅销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同年，正定县民兵训练基地开办的石家庄地区司机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司机800人。“习近平的改革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留给正定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曹广才说。

1985年离开后，习近平又先后6次回到正定。他说，自己的“从政始发地是正定”，“正定是第二故乡”。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30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 王玉廷说，“干部记着他，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心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