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聂嘉琪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学术界开始逐渐重视企业环境责任的问题。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从内部企业自身因素（张川等，2014）、管理者特征（李虹和张希源，2016）、企业外部环境压力（Dasgupta et al.，2001）等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显性因素，而对企业与政府之间隐性因素的考察较少。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构成企业重要的外部生存环境，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姚圣和程娜，2014），而关联层级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却少有关注。

转型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等级和相对自治的关系，激励机制的错配导致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治目标的差异，从而其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健等，2012）。分权的治理结构和以GDP为核心的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过度的关注经济增长导致其偏离了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也会不同。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高度关注，强化了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的认识，由于对中央政府资源的依赖，企业会通过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来为了维护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然而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逃避环境责任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利益共融性，因此企业能够得到政府庇护，履行较少的环境责任。

本文以我国2010～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中央、地方层级政府目标的差异，分析不同层级政治关联下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发现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迎合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且在高环境规制地区由于较大的外部压力加大了中央关联对企业的重要性，其迎合的效果更显著；对于地方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低环境规制下较低的惩处风险促成了其与地方政府的共谋关系，帮助企业逃避环境责任的履行。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基于中央、地方不同层级政府目标差异的框架下，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从制度环境层面阐释了我国各级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环境责任领域内的相关研究；（2）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层级与企业环境责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制度差异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环境责任

关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包含了企业自身特征和面临的外部压力两方面的证据。

其中，企业自身特征决定了其履行环境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首先，企业遵守环境规制需要付出成本，只有财务状况良好、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相应的支付能力，张川等（2014）发现，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确实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同时，以现金流为征收基础的违反环境规制的罚金也会使得规模较大的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Zhang et al.，2008）。其次，因为不同行业面临着管制程度方面的差异，对违规成本的考量使得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存在行业层面的差异，相较于服务行业的企业，从事自然资源领域的企业更有可能制定环境保护方案（Henriques&Sadorsky，1996）。最后，作为企业重要经营决策的内容，对环境规制的遵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自身理念，比如其对自身声誉的追求。李虹和张希源（2016）研究发现，能力越高的管理层会因注重自身声誉而将经营目标由“利润至上”转变为“以人为本”进而提升企业环境责任履行①关于管理层能力越高越注重自身声誉的证据，详见（Tadelis，2002）。。

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包括来自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其促使企业在可能的惩罚和潜在激励间进行权衡。环境立法是企业首要面临的制度压力，目前学术界关于其有效性持两种相佐观点，Palmer et al.（1995）认为对环境立法的严格执行因成本太高而有损企业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与之相反，“波特假说”则主张环境立法会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从而实现环保和生产率提升的双赢局面（Porter&Claas，1995）。后续研究分别给出了支撑两种观点的证据：Cohen（1998）关于环境政策监督和执行的综述类文章发现，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的环境措施干预无关宏旨。然而，Dasgupta et al.（2001）却发现，环境检查大大减少了中国工业的空气和水污染。随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诸如社区压力、媒体报导和消费者、投资者市场等正在成为发达国家中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Chen&Soyez，2003）。Zhang et al.（2008）、发现，利益相关者（客户、股东、社区）的压力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Chen et al.（2015）发现企业的市场定位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环境责任决策。

（二）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文献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都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Faccio，2006）。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对企业资源配置和企业价值的影响。Faccio（2006）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资源，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税收优惠，也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提升了企业价值。然而，另一些学者则发现了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政治关联企业在面临危机时，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救助，但是企业的长期绩效并没有得到提升。田利辉和张伟（2013）发现政治关联与国有企业业绩负相关，与民营企业业绩正相关。

关系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重要制度，而作为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Allen et al.，2005）。政治关联现象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现有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也未涉及到政治关联层级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的目标差异，重点研究不同关联层级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财政分权，行政集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某些政治目标上存在分歧，因此层级因素的影响在有关政治关联的讨论中不容忽视（Chen&Maggie，2009）。李健等（2012）发现了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方式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选择、企业CSR报告披露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政治关联在给企业带来资源的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了传达其偏好的途径（林润辉等，2015）。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由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价值和政府对环境责任的重视程度共同决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境利益与经济目标的差异，决定了其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因此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应基于不同的政治关联层级讨论分析。

对于具有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企业会积极主动的开展环境治理，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传达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诉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政府已将重心从高速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长期、平衡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应环保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进行引导，鼓励企业使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具有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直接受到中央政府的引导，强化环境责任的履行；同时，中央政府为其关联公司给予了支持，在环境责任履行方面也需要企业的回报，会对其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Oliver&Holzinger（2008）观察到，为赢得政府的认可和相关的资源利益，企业可能会以一种典范的方式遵守政府的政策。由于对中央政府资源的依赖，企业为了维持与中央政府的长期关系，获取关键资源，具有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会积极迎合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作为“回报”。同时，中央政治背景的高管具有的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更大，其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被大众媒体、政府所关注。一旦企业发生环境事故或者环境污染行为被曝光，将会损害此类高管的政治声誉甚至危及其政治地位，也会对企业的形象造成很大损害。再者，较高政治地位的高管一般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较强的社会责任使命感，能够和中央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性，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号召。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为迎合中央政府，会积极的开展环境治理，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

相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动机导致其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执法困境，执行较为宽松的环境管制。对于具有地方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其更容易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谋协议，在环境保护方面得到政府的庇护，较少的履行环境责任。李胜兰等（2014）指出，分权治理结构和唯“GDP指挥棒”的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痴迷于经济增长，而对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够从地方经济增长中获益，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会追求高经济增长。同时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做大GDP来取得政治上的升迁。在有限的资源和政府关注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视往往会导致其忽视社会目标和环境保护。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降低环境管制的标准（张华，2016）、纵容企业采用不环保或违规的生产方式、甚至会选择与企业合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聂辉华和张雨潇，2015）。同时，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高度关注也为企业的寻租提供了弹性空间，规避环境责任履行带来的利润损失。具有地方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凭借其与地方政府密切的关系，更容易与地方政府建立共谋关系，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在环境监管方面获得地方政府的“优待”。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俘获政府，在环境管制中获得政府庇护，履行较少的环境责任。

四、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说明

参考颉茂华等（2014）对重污染行业的分类标准，本文选取2010～2015年间在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ST、*ST公司；（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3）为避免异常值对分析的影响，按照1%和99%的取值范围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4286个样本数据。

本文研究所需企业层面数据涉及企业财务和治理、最终控制人和高管政治关联信息等四个方面。其中，财务和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高管政治关联数据根据CSMAR数据库披露的高管简历手工整理得到。涉及外部环境等省级层面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1.企业环境责任。参照卢洪友等（2017）的做法，使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测体系中的环境责任评分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衡量指标，其主要由企业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投入金额、排污种类数、节约能源种类数五个模块组成。

2.政治关联。政治关联（PC）为虚拟变量，用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为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衡量。进一步地，借鉴吴文峰等（2008）的做法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中央政治关联（CenPol）和地方政治关联（LocPol）的区分。当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担任过地方“两会代表”、政协委员时，LocPol为1，否则为0；当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或担任过全国“两会代表”、政协委员时，CenPol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我们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特征变量包括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企业规模（Size）、最终控制人性质（State）。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Share）、CEO两职合一（Dual）。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ER表示企业环境责任，以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责任评分进行衡量；PC表示政治关联，具体而言，分别包含政治关联总体PC、中央政治关联CenPol及地方政治关联LocPol。Controls为一组控制变量，分别包括企业自身特征方面的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最终控制人性质（State）和治理机制方面的股权集中度（Share）、两职合一情况（Dual）以及行业（Industry）、年份（Year）控制变量。ε为模型干扰项。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表2列示了单变量分析结果。我们将全样本分为无政治关联组、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组、地方层级关联组进行对比分析。由结果可知，全样本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均值为3.3404，标准差为6.7389，表明不同企业间存在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差异。无政治关联组中，企业环境责任均值为3.1619，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组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均值为5.2340，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在1%水平上显著。而地方层级政治关联组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均值为3.2042，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组，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表2　单变量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可知，企业环境责任与政治关联显著正相关。企业环境责任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地方层级政治关联负相关且不显著。政治关联PC与地方政治关联LocPol相关系数为0.835，说明企业大多建立地方层级的政治关联，因两者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后续回归，故不会引起方程内部的多重共线问题。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两者合一等控制变量符号同预期基本保持一致。

（三）回归分析

表3考察了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第1列中，首先用全样本检验了政治关联（PC）与企业环境责任（ER）两者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企业环境责任（ER）与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C）在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系数为0.5032。即相对而言，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履行了更多的环境责任。第2～4列是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当期、未来一期及未来两期环境责任间的回归，我们发现中央层级政治关联（CenPol）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具有中央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为维护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积极迎合而履行了更多环境责任，且企业的迎合行为具有一惯性，假设H1得到验证。第5-7列则展示了地方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当期、未来一期及未来两期环境责任的回归结果，地方层级政治关联（LocPol）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这一经济目标而与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企业进行共谋所致，从而致使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的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与环境责任（ER）显著负相关，企业负债水平越高，企业环境表现越差，可能的原因是负债水平高的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大，企业会减少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减少环境责任的履行。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与环境责任（ER）显著正相关，表明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往往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这也与现有研究成果保持一致。企业产权性质（State）与环境责任（ER）显著负相关，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履行了较少的环境责任。这可能一方面源于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任务和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受到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歧视，使其资源获取能力较弱，从而导致民营企业环保投入动力较弱。

（四）稳健性检验

表3　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不同关联层级的影响

一是PSM配对检验。不同企业间自身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企业间政治关联的差异性，引起不同企业之间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不同。有鉴于此，我们选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来解决因企业间自身差异所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根据PSM配对后的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后，政治关联（PC）的系数为0.4748，且在5%水平上显著。CenPol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1.0992，表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H1得到验证。LcoPol的系数为0.1525但不显著，表明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H2未得到验证。综上所述，检验结果基本与前文回归一致。二是改变样本。由于国有企业天然政治关系，为了排除干扰，以民营企业为样本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①由于文章篇幅受限，具体的检验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五）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责任的履行不仅难以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需要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环保设备的购置或环保技术的革新，这使得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没有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Orsato，2006），实际上，若没有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与激励措施，排污企业通常不会主动进行污染治理（原毅军和耿殿贺，2010）。加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资源禀赋、环境污染程度、环境容量和生态状况等还存在差异（唐国平等，2013），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不同。同时地区间差异，也意味着政府将面临不同的外部压力，承担不同的政治成本，政治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不同的环境规制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相对于环境规制低的地区，环境规制高的地区，环境监管力度较强，公众具有较高的环保诉求，企业面临较大的外部环境压力、竞争压力，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高环境规制地区，具有中央政治关联的企业为了树立良好声誉、维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更加积极的迎合政府承担环境责任；而对于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较大的外界压力带来的高政治成本切断了企业与地方政府间的共谋，抑制了地方政府对其关

联企业的庇护，被迫履行环境责任。鉴于制度环境可能存在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所处地区环境规制的程度不同进行了分组回归，具体而言，借鉴李胜兰等（2014）的方法，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均值大小，将样本分为高环境规制样本组和低环境规制样本组，分组检验不同环境规制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环境规制的影响

如表4，第1、2列分别为高环境规制和低环境规制下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结果。在高环境规制样本组，中央层级政治关联（CenPol）的系数为1.7699且在1%水平上显著；低环境规制样本组，中央层级政治关联（CenPol）的系数为0.7018但不显著，表明在高环境规制下，中央政府面临较高的外界压力，其对关联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会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加之政治关系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会积极的迎合以实际行动来向中央政府表“忠心”，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因此，在高环境规制下，中央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更明显。第3、4列为不同环境规制下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结果。在高环境规制样本组中，地方层级政治关联（LocPo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9437；在低环境规制样本组中，地方层级政治关联（LocPol）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值为-0.5107，说明在环境规制高的地区，随着外界环境压力的增大，地方政府面临的政治成本增大，阻碍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共谋，抑制了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庇护作用，迫使企业积极的承担环境责任，而在低环境规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的外界环境压力较小、政治成本较低，促进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共谋，为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实行宽松的环境管制，帮助其逃避环境责任。

六、结论与建议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激励机制的错配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目标上的差异，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2010～2015年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发现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且在高环境规制地区正向作用更显著，地方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高环境规制地区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低环境规制地区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结果表明，在中国复杂的制度背景下，片面的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目标上的偏离，影响我国环境政策的有效发挥。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环境治理不仅需要完善的环境法律、法规，更需要提高环保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调整干部考核指标，设计符合我国环境治理特征的多元激励机制，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观念，引导地方政府重视环境问题；（3）环境治理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业开展环境治理的动力，促使其积极的履行环境责任；（4）在环境规制相对较低的地区，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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