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理论体系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必由之路。自党中央决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以来，尤其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军民融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对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发挥了良好的指导作用。然而，对于一项影响深远、牵涉面广的伟大实践来讲，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细化为各层级、各领域和各行业的可操作性方法论，从而指导社会各界全面、准确地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话语体系[1]，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循此思路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之一，是从理论上细化阐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理论探索。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换言之，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军民融合的“中国特色”，紧紧围绕这个特色开展理论体系建设。

（一）军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对军民融合的本质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参与军民融合的各方，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理解这个概念。这种不同的理解自然影响到各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行为模式。所以，为了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还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正本清源，阐明军民融合的本质内涵。

军民融合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学术概念，不能按字面意义去追索什么是“军”，什么是“民”。中央文件有时采用“军民融合”作为概括性表述，相应的内容有时也表述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充分说明了在“军民融合”这个语境下，“军”的准确涵义是“国防建设”，“民”的准确涵义是“经济建设”。同样地，除针对全国的情况使用“军民”的表述以外，在针对地方状况时有时也使用“军地XX”这种表述，如“军地科技协同创新”“基础设施军地共建共享”等。所以，军民融合的本质涵义就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融合发展，而且，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要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

关于军民融合的本质属性，更准确的概括是党中央文件中提出的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二）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

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军民融合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不仅中国努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外也有类似的举措。然而，既然现在要大力推进军民融合，那么隐含的前提必然是：军民当前是不融合的，是分离的，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将其融合起来。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造成这种军民分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就找不到军民分离的深层原因，自然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军民分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也唯其如此，中国的军民融合才是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也就是说，所谓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是要解决中国特色的历史遗留问题！

军民不融合，或者说军民分离，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哲学理念上的偏差。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不涉及国防的问题，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其论题也是热衷于在“大炮”和“黃油”之间分配资源，西方的国防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就是从这个问题切入的。有学者指出：西方的普通经济学是合作的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分工合作，是以交换为前提的比较优势理论；而西方国防经济学是冲突的经济学，其逻辑出发点就是各种对立力量的冲突。由此可见，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分离是一种痼疾，现在想要纠正，必须深刻地变革经济学理论体系才有可能。

西方经济学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斥之为庸俗经济学，我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党不可能不注意避免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基因缺陷，但是，我国依然要在今天来解决军民分离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分离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且不说革命和战争年代的资源紧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接手的却是一个崩溃的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在炮火和硝烟中诞生，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内忧外患一直不断，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向国防建设配置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轨道上来，党和政府又决定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步，优先向经济建设配置资源，这才确保了改革开发的顺利进展。

然而，就是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被迫分离的时代，党和政府也一直注意协调二者的关系，从“军民兼顾”“军民兼容”“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到“军民融合”，再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系列战略方针的演进，就是我国努力克服军民分离的足迹。

（三）走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之路

既然我国当前的军民分离与西方的军民分离起源和演化路径都不一样，我们自然不能照搬西方军民融合模式，不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的脚步，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之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军民融合战略时就明确指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路子。

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之路，自然包括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具体实践，也包括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理论体系。我们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军民融合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走弯路。

在理论上，学术界几乎谈到军民融合时就会引述一种对国外“军民融合模式”的概述，诸如：美国的军民一体模式、日本的以民掩军模式、苏联的先军后民模式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这种概括是准确的，那么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西方各国的军民融合发展也各有不同的特色，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模式。

以西方典型的军民融合理论为例，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1994）认为，军民融合（CMI，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就是指将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Defense Technology Industry Base）与更广泛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Civil Technology Industry Base）相结合，成为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NTIB，National Technology Industry Base）的过程[2]。将美国的CMI翻译成军民融合很讨俏，但是，既然是翻译，就不是“等值”的，我们不能被字面表述所迷惑。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美国的所谓“军民融合”其实是一个技术基础或者工业基础建设的问题，它只是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的一个局部问题。

在我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军民融合”所要解决的不是局部问题，也不是阶段性问题，而是整体问题和战略问题，是面向未来的国家发展问题，是新时代的国家意志。

在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我们不能照搬外国模式，除了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军民分离的历史原因与西方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也自然不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与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不同，实现军民融合的路径自然也不同。当年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今天的军民融合也不能照搬美国模式，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

二、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

建立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作者参加了中央有关部门召集的军民融合学科建设座谈会和中央有关部门部署的军民融合政策评估工作。在此，谈谈我们的体会和思考，以就教于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

（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的构成

由于问题性质的不同，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至少应该包含两个部分：即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和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主要解决的是把最高战略层次的军民思想细化落实的问题；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则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问题。

当然，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之间绝不存在鸿沟，反倒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行文中所作这种划分，只是为分述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

当前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的建设，主要是要解决实践层面的军民融合任务分解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迅速成为全社会的热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盲目性问题。比如，很多场合，尤其是在产业界和企业家中间，通常把军民融合理解为“军转民”与“民参军”，有时也不自觉地将这种思路推广到其他领域。显然，完整的军民融合概念并非如此狭窄。但是，在社会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情况下，社会的每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都只能在宏观战略的指导下，思考和处理本身所处层次、领域和行业具体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策略与路径。

由此，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军民融合的任务如何分解？

国家战略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引领的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全局。但是国家战略的落地，需要整个国家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分别从各自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定位，依据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职能，贯彻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作进行任务分解，明确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任务。比如，中央层面如何制订宏观政策，地方层面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工业领域如何推进产业发展的军民深度融合，科技领域如何推进军地协同创新，基础设施领域如何推进军民共建共享等。

我国的国家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的，一项国家战略的落实也要适应这个体制，分别按“条”和“块”分解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任务，如此，全方面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无死角、无遗漏地把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任务落到实处。

在这个方面，有两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按照政府的行政层级分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任务，一个是如何在各个领域贯彻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3]及后来一系列文件以后，各地都积极争取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本文作者曾参了很多省、市军民融合中长期规划的编制、评审，也参与了很多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的研讨与评审。几乎所有我们参与过的省级中长期规划和部分市级中长期规划都提出要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诉求是增加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有些规划甚至就是产业开发区建设规划，或者城市新区建设规划的“翻版”。后来，党中央及时明确了军民融合工作要坚持“军事优先、军为首要”的原则[4]，这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地方政府在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工作中的职能和定位到底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践探索才能解决的问题，相信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路径。但有一点一定是不会变的：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因为，这是党中央确定的基本原则。

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5]，明确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遴选标准，努力探索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地方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指明了方向。但是，在某些省市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研讨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如果地方不能从本地的特色出发，建设目标和建设方案完全照搬中央的要求，恐怕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就是“千区一面”，背离中央的初衷。

关于在不同领域如何贯彻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问题，我们思考最多的就是高校如何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服务的问题。我们学习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论述，通过长期的实践，才逐渐摸索出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服务的方向和路径。举一反三，是不是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文章都在重复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原话，这说明，国家战略的具体化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确实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作落到实处的必要环节。

所以，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随着军民融合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这个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

驱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直接起因就是关于军民融合学科建设的座谈会，后来陆续在一些学术研讨的场合以及微信群中参加过一些讨论甚至争论。但是，这里没有使用“军民融合学科建设”这个表述，是因为学科建设是一个比较专门化的领域，主要用于教学安排和人才培养，如果把眼界放得开一点，应该是“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这种概括更宽泛一些，涵盖面也更大一些。当然，这个术语是本文作者自己拟定的，欢迎批评指正。

在讨论学科建设的座谈会上，基本形成了两种观点：一些来自军队院校的专家学者，竭力主张建立一个经济学性质的军民融合学科，让国防经济学这个教学科研中的弱小学科重新振兴起来；另一种是来自其他院校的专家学者，多数主张建立一个管理学科性质的军民融合学科，本文作者当时也主张建立一个管理学科性质的军民融合学科，因为北京理工大学的特色学科“国民经济动员学”秉持的就是管理学导向型研究纲领[6-7]，并且，我们一直认为国民经济动员学科与军民融合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是，在后来的研讨和微信群的讨论中，我们的观点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对于军民融合这项伟大实践，不是任何一个学科能够涵盖的，所以只能建设一个学科群来共同承担这项伟大事业需要的基础理论建设问题。

出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习惯，很多人先验地认为军民融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曾阐述过，经济学当然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但管理学才更加直接地关注资源配置的方法、手段、措施、路径等问题。经济学与管理学尤其是经济管理学只是侧重的角度不同，不存在对立的问题，甚至二者的关系还相当紧密。在经济学思维的基础上，引入管理学思维才能更全面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注意，不仅仅是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军民融合仅仅理解为经济学问题，或者管理学问题，或者经济学与管理学问题，我们的眼界未免还是太过狭窄了。事实上，姜鲁鸣就不止一次在有关研讨中呼吁重视军民融合的文化问题。另外，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肯定是公共政策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且与政治学领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肯定还要涉及更多的学科。再者，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肯定要分析和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肯定需要更高层次的哲学指导，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已经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哲学层面的方法论。

因此，我们认为囿于特定学科，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应该在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引领下，直面发展与安全、富国和强军的对立与统一，从哲学的方法论层面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从经济学上紧扣在源头上统一优化资源配置这个关键，从管理学上探讨其路径、方法、手段和措施，从政策学上探讨完善政策体系，破坚冰、拆壁垒、去门槛，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良好局面……。所以，我们认为在探讨军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还要从学科上“分离”，非要将其塞到某个学科框架里去，这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学科本身的交叉和融合本来就是当代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

三、建立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的路径

应该看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理论体系，不论是丰富军民融合应用理论体系，还是强化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一）建设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要关注世界发展

本文反复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探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道路，建立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那么，是否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呢？这也是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高度关注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由于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治理体制不同，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世界各国相关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我们确定建设目标的依据。在武术界有个通常的说法是南拳和北腿，南拳中不可能照搬北腿的招术，但一定要关注北腿的博击力，并且时刻思考如何强过北腿！另外，在一些不涉及体制机制等要害层面的做法上，我们也可以借鉴其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一些措施。比如，借鉴美国的国防创新小组（DIU），建立国防科技创新快速响应小组[8]等。

这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关于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但本文不想引起这种争论，也无意参与这种争论，只是提出我们的观点，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二）关键在于深入分析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的伟大实践

从本文作者的工作体会来讲，我们固然高度关注相关学科、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我们也积极吸收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但是，从行文中应该能够发现，引起我们思考的所有契机，都是深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践中的体会和总结。脱离实践的理论是苍白的，不经过理论思考的建议是浅显的，尤其是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种实践性相当强的学术领域。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是北京理工大学学术团队的体会，也是北京理工大学学术团队学科建设之路。在坚持深入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确立了管理学导向型研究纲领，先后建立了敏捷动员理论、动员联盟理论、动员链理论和集成动员理论，直到今天这些依然是我们军民融合研究的基础。

（三）联合不同学科协同攻关

学科的划分是学术发展的某个阶段不可回避的过程，但是当代趋势是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种伟大实践面前，我们必须打破学科的藩篱，联合不同学科协同攻关，才能集腋成裘，积跬步以致千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领域之一就是协同创新，关于军民融合的理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四、结语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创新、催促着理论创新、滋养着理论创新。建设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当其时也。中国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于这种伟大实践，开创理论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