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多年后对他1905年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在微生物课课间遭遇的一个“创伤事件”的“回忆”。尽管近年有研究者质疑其历史真实性，但他们出示的证据无一堪为“铁证”。同时，多数研究者依然遵从鲁迅的叙事，将“回忆”当作“本事”。本文不从“物证学”角度继续考证“幻灯片事件”的真假，因为这一叙事出现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即便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中没有鲁迅提到的那张，《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也完全可以把他在别处或事后看到的类似照片(如营口的日本照相师三船秋香1912年出版的写真集《满山辽水》中那张“露谍の斩首”*[日]三船秋香：《满山辽水》，中央制版所1912年版，“露探の斩首”图片插页说明文字。)“插入”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些幻灯片中间。写作的动机可以改变回忆的细节与结构，乃至创造“回忆”。鲁迅通过《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将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有关“种族性”的话语“往前”投射到1905年，将“幻灯片事件”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

一、两个文本的错位

对鲁迅的“回忆”而言，1905年的“幻灯片事件”足以构成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创伤事件”，以致多年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都记忆犹新。他在1922年12月3日为《呐喊》写序，第一次提到这个事件：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那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1926年10月12日，当他在《藤野先生》中再次提到这张“幻灯片”时，细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连“画面结构”都不得不随之改变：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映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鲁迅：《藤野先生》，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砍头”被改写成“枪毙”。这势必导致行刑场面的空间结构——即“幻灯片”画面空间结构——的变化：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由于可能发生子弹偏离的情况，枪毙现场严禁围观人群靠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的区域，往往被勒令远远站在几十米开外。正因如此，1914年当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由砍头改为枪决时，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先农坛二道门外一块空旷之地。*详见田书和：《北京市区主要街道景观导览》，崧博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菜市口”条。但被枪毙者和执行者的中心区域与远远站在后面的围观人群之间巨大的景深，使照相机不能像拍摄砍头场面一样将枪决现场的几方——处在中心区域的处决者和被处决者，以及远远围观的人群——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还能保证所有人的脸部表情清晰可辨。此外，摄影师也不可能站立在被枪毙者的正前方，即子弹打来的方向。熟悉摄影的鲁迅对“镜头”的把握非常准确，既然他把《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藤野先生》中的枪毙，就得相应调整这同一张“幻灯片”的整个场景的角度和景深，删去《呐喊·自序》中的“站在左右”，也不像《呐喊·自序》中那样能看清相隔甚远的被枪毙者和围观者的“麻木的神情”。在《藤野先生》中，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哀。

但这张“幻灯片”的观众(鲁迅及其日本同学)也是看客，为何鲁迅却把“看客”行为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围观死刑，几乎是“寰宇通例”，如弗里德所说：“死刑旨在产生威慑和示范效果，似乎死刑犯的身体是一个告示牌，呈现对他的犯罪的审判。”*Charles Fried, Gregory Fried, Because It is Wrong：Torture, Privacy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the Age of Terror,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2010, p.77.被中国新文化派讴歌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发明了断头台，还将处决现场变成盛大的观看仪式，甚至在1930年代的美国(中国新文化派的理想国)肯塔基州还在上演这个盛大场面：“尽管1911年肯塔基州艾迪维尔安装了电刑椅，但直到1936年，依然有15000人围拢在肯塔基州欧文斯勃洛的绞刑架四周，观看最后一起绞刑。”*Kathleen O’Shea, Women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98, Westport: Praeger, 1999, p.177.

二、俄国占领下的满洲

作为“麻木”和“愚弱”的国民性证据之一，是“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但问题更在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鲁迅会从那个间谍是中国人而联想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在观看同一张“幻灯片”的日本同学面前感到难堪、孤立。如果虚掉“课堂”这个空间，“幻灯片”上的日本兵及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受刑者和观看者(中国人)，就构成一个“对阵”。在鲁迅看来，这个对阵就是文明与愚弱、清醒与麻木的对阵，而“我”暂时处在文明和清醒的一方，并将以文明和清醒来改变另一方——作为“他们”的中国人。如果将“幻灯片”上的角色调整一下，变为“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替日本人做侦探，被俄国军捕获，要枪毙了”，是否会瓦解这个对阵？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间谍活动最为频繁的战争，双方捕获或处死的对方间谍人数不少，不仅有替俄军或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还有替俄军充当间谍的日本人、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俄国人以及替日军或俄军充当间谍乃至双重间谍的欧美人等。这些同样都在战时日本和西方的报刊上得到大量的报导，并常配以照片或宣传画。鲁迅在“回忆”中为何单挑出一张“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而不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换言之，同样是处决一个中国人，难道会有不同意义？鲁迅没有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安置这张“幻灯片”，就使当初各方关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非历史化了。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夹在里面”，也不在于替“外国人”充当间谍，而在于“替俄国人充当间谍”，这在日俄战争时期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认为是“卖国的”“愚昧的”“该死的”。如果“幻灯片”上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日本学生，还有“我”)与“幻灯片”上的观看者(中国人)将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与“我”一同观看的日本同学一定会将那个因充当日军间谍而被俄国兵处死的中国人视为“兄弟”、英雄，并将这种油然而生的手足之情转移到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我”身上；在“幻灯片”上的人群与课间观看“幻灯片”的人群组成的一个圆圈里，唯有那个“俄谍”是孤独的。事实上，鲁迅在仙台受到的“优待”，不是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的“物以稀为贵”(《藤》：313)，恰恰因为他是中国人。

在日俄战争时中、日、俄围绕东北亚的博弈中，中日构成一种“隐性同盟”关系，双方都极力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以致出现1898—1907年间“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中日黄金十年”*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本来，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但反思自己的失败之因后，中国人却开始以日本为师，亲近日本。另一方面，已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以“赎还”方式归还中国，让日本感到奇耻大辱，对俄国顿生仇恨。但中国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判断日本对中国威胁更大，依然执行联俄拒日策略，使俄国取得在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权利，指望这条铁路能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因而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俄。1898年，俄国又向中国强租大连与旅顺，证明联俄拒日策略此时已是引狼入室。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派兵镇压，联军之一的俄国趁势占据东北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

共同的敌人创造了同盟。“亚细亚主义”的创始人近卫文麿写道：“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在心。”(《新》：14)中日之间的军事交往和政治交往由此迅速升温，但更能制造中日之间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交往和民间交往。1902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时，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官员、学者和一般市民的近乎狂热的接待，但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名望和学问。已成习语的“同文同种”在大量场合被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次次使用，以营造“中日一家”、东亚一体的共同幻觉。1898年日本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招收年轻学子学习汉语及中国学问。受邀参加开学典礼的中国官员热情致辞，称同文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新》：11)。

自1897年以来，大量日本顾问和教习受聘于中国政府部门和大学，他们利用自己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暗中促成中国联日抗俄。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可能签字，立即准备东渡回国，为国家所用，临行前法律教习岩谷孙藏以沉痛的赠语刺激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而“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拒》：152)。此言立即产生效应，学生“鸣钟上堂”，开会演讲，鼓动运动，又向各省学校发去电报，以图联合从事，并上书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请其向朝廷代奏拒俄书：“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拒》：147)

拒俄运动在各地展开，由演说而行动，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和“铁血会”。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因1919年“五四运动”而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褪色到几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颜色。不过，中国人——学生和官员以及满洲的“红胡子”和农民——绝不是因为“愚弱”和“麻木”而“夹在”交战的日俄之间，而是一种主动而理性的选择，而且，事后看来，也完全达到了联日拒俄的预定目标。

就像巴尔干一样，东北亚也是一个敏感的核心地带，牵涉到东西列强的均势。“均势”是列强国际关系的核心，而在除俄国之外的东西列强看来，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唯独俄未从其占领的满洲撤军，已破坏“均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英美对于日俄战争极端关切，派出军官作为观察员随日军行动，甚至一些美国人决定前来东亚加入日军作战，“尽管日本政府宣布不希望外国军队卷入”*Amos S. Hershey,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06, p.80.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International”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从一开始，俄国就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俄国与日本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战争，而是俄国与一个隐性的“国际联盟”的战争。列强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弱国，但即便弱国也有机会利用“国际法”为自己谋取一些权益，因为“国际法”以列强的相互制衡为基础，至少也对列强起到部分牵制作用，例如“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或许是除了俄国外的世界大国都乐见的一场战争：对日本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俄国对满洲的占领直接威胁到日本自身安全；对其他列强来说，让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强国与一个庞大的对西欧形成威胁的亚欧大国兵戎相见，彼此消耗，从而回归1900年前的“均势”，何乐而不为？对中国来说，借日本之力赶走满洲的俄军，同时消耗日本国力，等于不战而改变自己东北方向面临的东西两强威胁的格局。

战争已不可避免，美国总统约翰·海伊指示其外交人员“务必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表达美国政府最为严肃的关切，即在日俄军事行动之时，中国及其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的中立地位应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交战区应尽可能固定于一地并受到限制，以避免中国人民由此产生的激愤与不安，并最大程度减少对世界贸易以及和平交往造成的损失”(International:246-247)。这个照会获得各国赞同，但其中有关“中国”的定义却模糊不清。美国的国际法专家赫尔希给“中国及其可以实现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添了一个注释：“‘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是模糊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它一定是指中国官员实际管理或统治的中华帝国的那一部分国土的行政完整性，至少包括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南十八省、西藏东部，可能还包括蒙古。满洲和朝鲜当然排除在外，正如列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界。”(International：246)这恰好说明列强不视满洲为中国领土：“满洲的地位在主权上具有双重性或模糊性，类似于外国军事占领或双重管辖之下的土地。”(International：253)正因为“国际法”将满洲等同于“租界”，俄国才表示自己在“中国中立地位不延伸到满洲”(International：247)的前提下接受照会。另一方面，中国的排满革命者也将满洲视为“非中国之地”。为了不让满洲从中国脱离，中国就必须尽快对俄一战，或推动日本对俄国发起战争。既然日本向俄国开启战端的动机是将俄国势力赶出满洲，消除自己面临的威胁，那它不仅赞同美国照会，还作出战后要将满洲主权归还中国的政治与道义的高姿态。日本这一战略具有现实性，它的国力和军力尚不足以挑战“均势”，“三国干涉还辽”是其前车之鉴，它只希望此战至少获得列强对日本之于朝鲜的“保护权”的承认。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中立”。根据中立条约赋予的权限，中国向辽河以西与日俄交战区毗邻的“中立区”派出18000人的军队。“国际法”规定，“中立国公民有权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这是国际法中认可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必为此担负责任”(International：264)。于是，大量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主要充当日军间谍，或以游击队形式与日军一起行动。

日俄战争常被当作清政府愚蠢的一个证据：眼见两个国家以自己的部分领土为战场，却宣布中立，让中国人饱受战火摧残。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它没考虑满洲在1900年之后已为俄军占领、中国已失去对满洲主权的事实，而在俄军残暴占领与统治下，满洲的中国人已在遭受屠杀、饱受欺凌。此外，俄军对满洲占领既久，各种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就可能使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并不是没考虑过日本赶走俄军后可能鸠占鹊巢，但既然日本已向世界宣布此战是为了替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还有列强的均势外交牵制日本，同时日本希望在国际上树立遵守国际条约的“文明”形象，那么，这就值得一试。

中国组建的18000人的军队部署在交战区与非交战区的分界线的辽河西岸，而辽河以东是俄军右翼及其交通线。这支军队主要由满洲“马贼”组成，被西方称为“红胡子”。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大多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在匪帮头子张作霖(被任命为“将军”)领导下，“马贼”团结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经常分散成几十或几百人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扰俄军，而为日军充当间谍的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中国人使俄军陷入一张巨大的情报网。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流行着一种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的观念。这一点给随日军深入满洲的英国人斯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日军招募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比俄国人容易得多：“在日军战线沿途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服务于日本人。我们越是深入这个国家，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体验越多，就越是亲日本人。他们对俄国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对他们的女性家属的欺凌。现在对俄国人来说，与中国人交朋友已为时太晚。第一批仇恨的种子已在俄国人对义和团的残暴中种下——我曾见过他们的孩子被俄国人冷酷地砸碎脑袋——现在到了收获之时，不仅为了义和团，也为了满州在被俄国人占领的这些岁月满洲每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惧。”*Desmond B. O’Brian, “Letters on Books”, in Truth, A Weekly Journal, vol.LVII, London: “Truth” Buildings, 1905,p.48.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Truth”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斯托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战争。”(Truth:48)1905年伦敦《真相周刊》发表了一篇对斯托里调查的评论，指出日军屡屡获胜，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史无前例地将野蛮人的勇敢与对文明之科学和算计狂热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日本人还拥有一个全面覆盖的情报系统,有着数不胜数的侦查员和间谍。满州的每个中国人，部分因为其反感白种人，尤其反感俄国人，部分因为其同情他们的黄种人兄弟，都是一个自愿服务于日本的侦查员或者间谍”，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令人尊敬的，是讨人喜欢的”。(Truth:48)由于从报纸读到新民屯的“红胡子”经常袭击过往俄军的报导，美国退役军官希曼前往该地一探究竟，发现那里大约有1万左右的“红胡子”，以游击队的方式袭扰俄军，迫使俄军抽出哥萨克骑兵前往该地保护俄军供给线及俄侨撤离的必经之路：

其中一些日本军官化装成中国人，非常得力。这些游击战行动给库罗帕特金将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麻烦，他们抢劫俄军运输列车，迫使俄军在交通线沿线不得不布置双重警戒线，并强化其右翼及后方的防卫……我们到达前两天，距新民屯7英里远，一队俄军被这里大约200人的匪帮袭击，俄军5人被击毙，另4人被枭首，他们的脑袋被插在枪刺上带回营地。这同一支匪帮还消灭了一支护送着1000头马和牛去俄军方向的哥萨克骑兵，缴获了全部马和牛。为报复他们，1000名哥萨克骑兵袭击了距该地不足10英里的一个地区，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是徒劳的。*Louis Livingston Seaman, From Tokio Through Manchuria With the Japanese, London:Sidney Appleton, 1905，pp.161-162.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From”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希曼还谈到了中国人为何与日本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人：“中国佬不能忘怀自俄国占领满洲以来俄国人带给他们的可怕遭遇。他们对海兰泡惨案记忆犹新，将近8000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孩子被俄国人用刺刀赶进了黑龙江的狂涛中……这些惨剧以及其他甚至更为可怕的灾难，为当地人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是时候报复俄国人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十分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From：170)泰勒在1905年出版的《日俄战争》中写道：“俄军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漫长供给线实际经常被‘红胡子’切断，这些匪帮为本地凶狠的马贼，他们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被证明是日军的颇有价值的辅助。他们的行动，在许多情形下由日本军官组织和指导，迫使库鲁帕特金将军不得不护卫自己后方每一英里的铁路，尤其是每一座桥梁与涵洞,这种以大量军队维护交通线安全的必要分散了俄军战场的有生力量。”*Sidney Tyler, The Japan-Russia War: The Greatest Conflict of Modern Times, Philadelphia: P.W.Ziegler Co., 1905，pp.434-435.泰勒还详细描述了东京报纸有关游击队的报导：“东京的报纸引用一位日军军官的话，说满洲的‘正义之师’是大有希望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中国正规军要优越，而且忠心耿耿。它们的指挥官以及下属以极为友好的方式看待日本人。”*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6, 1906, p.5.当然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但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够将个人的小恩怨放在一边”(From：168)。

俄军情报工作捉襟见肘，让前方将军哀叹“无熟练的情报官员或者间谍，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敌人的军事能力”(Russian:122)。俄军军需总监奥兰诺夫斯基1905年7月3日密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随从阿法那谢耶夫上尉从山海关派出一些中国间谍，让他们穿过日军战地，在那里他们将会被日军聘为挑夫、杂役等，随其前往日军司令部。这些人左边袖子的内衬缝有一个‘福’字，这样他们到达我们的前哨时就可避免被误抓”，“在1905年中间数月，派出的‘过路’间谍达到17名，用于他们的秘密使命的花销每月达到7000到9000卢布”(Russian:122)。但即便花钱，俄军也招募不到多少中国人。俄国情报官员在对中国人进行了一项心理调查后发现：“中国人，正如其他亚洲人，视白人种族的代表的态度犹如视下等人：他们认为每个欧洲人都是野蛮人，因而他们虽渴望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却令人嫉妒地向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国人是平和的，正如人们从懦弱之人那里看到的平和，与此同时，他们总是疑心被人冒犯，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被冒犯时，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报仇，绝不退缩。”(Russian:123)

俄国情报官根据“心理动机”将被招募的中国人分为三类：“第一，‘志愿者’，第二，‘强征而来者’，第三，‘为钱受雇者’”(Russian:123)。俄国人显然错判了金钱的力量，因而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主动为日军提供帮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的少数中国人，一旦被“红胡子”或抗俄义勇军抓住，也一定会被作为卖国贼残酷处死。1904年3月《天津日日新闻》报导“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拒》：238)

回到鲁迅的“幻灯片”。当鲁迅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说“幻灯片”中跪着的那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时，他实际上把1905年的中日关系想象成了1920年代的中日关系，即一方是日本人(“幻灯片”上的日本军人和课间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方是中国人(“幻灯片”上受刑与围观的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即便这张“幻灯片”在1905年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过，其情形也是“幻灯片”内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对一个“俄谍”进行处决。这里存在着一种与1920年代不同的“情感结构”。

三、砍头与枪毙

将“砍头”改写为“枪毙”，看似完全没有必要，反而会“颠覆”这张“幻灯片”的真实性。作为有意识的写作者，且受过考据学训练，鲁迅似乎应该完全避免这种关于同一张“幻灯片”的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但考虑到1920年代日益强化的“文明”话语以及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的不同动机，我们或许会获得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效果来说，枪毙远不如砍头。这也是鲁迅研究者为何通常选择《呐喊·自序》版的“幻灯片”而不是《藤野先生》版的“幻灯片”的原因：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性，就鲁迅而言，才足以构成一个改变人生轨迹(弃医从文、疗治国民精神)的创伤事件；就《呐喊·自序》的读者/中国人而言，也才足以感到震撼，尤其是当“砍头”与“麻木的表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正因为砍头具有强烈视觉刺激性，它才在19世纪西方的刑律改革中开始被视为一种不人道、不文明的处决方法，越来越被绞刑和枪决取代。绞刑(尤其室内绞刑)被认为是“文明”的处决方式，因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按照西方轻刑原则改良死刑，废除“斩首”的“亚洲之法”。日本最初引进的是中国式绞刑，但很快发现“这种绞刑颇成问题，在实施的头一年，至少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三起报告说死囚在这种装置上‘处死’后又活了过来”，日本于是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绞刑工具，有人“拿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所画的英式绞刑架图样，让人仿制出模型，以备用于日本。1873年初，经过几个月实验以确定其效率后，日本政府正式采用这种新式绞刑架”*Daniel V. Botsman, 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2.。

日本改用绞刑被西方认为是“日本进入文明世界”的标志。1882年英国人帕尔默在《日本近来的进步》中首先谈到日本的普及教育，然后谈到死刑，认为死刑方式更能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日本近来走向文明的进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刑法系统的彻底改革……死刑一律改为绞刑，以取代传统的斩首。”*H.S.Palmer, “Recent Japanese Progress”, in Good Literature: A Weekly Review of American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vol.3, no. 61, March 11, 1882, p.396.“死刑的文明化”也延伸到了军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在交战时对军事间谍几乎无一例外处以死刑，“传统处置方式是绞刑或枪决”*James Anson Farrer, Military Manners and Customs, London:Chatto & Windus Piccadilly,1885,p.145,p.146.,不久这两种方式成了国际通例。1886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法》规定：“依据国际法，犯间谍罪的人处以死刑……要么采取绞刑，要么采用枪决。”*William Winthrop, Military Law, vol.1,Washington: Law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1886,p.1105,p.1106.不过，无论是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还是1899年的《海牙公约》，都不对“军事间谍”提供保护，但就“间谍”处置问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即便现场抓获的间谍，也必须经过审判之后进行惩罚。”*James Brown Scott, ed.,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p.119.在军队里面，在枪毙与绞刑之间，绞刑又被认为是一种“没有颜面的死法”，因为“对一个间谍来说，枪毙才是好的死法”*Lila Stewart Mann Smith, “What We Are Doing and Chapter Work: Nathan Hale Chapter Celebrates ”,in Mrs. Mary S. Lockwood, ed., The 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vol.IX, July-December 1896,Washington: National Society, 1896, p.351.，这让被枪毙者有一种似乎死于战场的荣誉感，同时能够缓解执行者的“负罪感”。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清廷正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以日本刑律为楷模，主张废除中国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首与绞刑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虽废除了一些死刑方式，但保留了斩刑与绞刑。次年颁布《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仍适用斩刑。到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一律改为枪决，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

不过，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死刑野蛮的“文明之国”八国联军在处决被捕拳民(战俘)时，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砍头方式，因为他们发现枪毙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美国一家电影公司还拍了一部《砍中国人脑袋》的电影，其说明文字称：“我们的画面显示，一长溜倒霉鬼跪在地上，等待处决，尽管有一点恐怖，但它真实反映了这个偏鄙之国的处决方式。”*John Haddad, “The Laundry Man’s Got a Knife!: China and Chinese America in Early United States Cinema”, in Colleen Fung et al, ed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1, p.39.“文明之国”为自己使用斩首方式处决拳民辩护的理由，是斩首本就是这个野蛮之国的处决方式，而且按1876年美国国会就排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中国佬的脑容量在“黑鬼”与“黑猩猩”之间*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7, p.373.，不能算作人，因而不配享有只有“人”才配享受的“文明”处决方式。

义和团运动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或西化的国家(1917年之后又被中国新文化派)指控为中国人愚昧、野蛮、不接受文明和进步的最新证据，并对中国施压，要求其推行“文明”。在一连串外患之后，清政府决定顺应“世界趋势”，重启因“戊戍变法”而中断的“新政”，事关“文明”核心标准的刑律是其中一项。1905年，清廷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因中国新订刑律包含斩、绞两种死刑，认为不合“世界大势”，向清廷进言曰：“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李光灿：《评〈寄簃文存〉》，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冈田所谓“世界大势”，即日本仅采用“文明”的绞刑。然而，至少，当时的美国也是几种死刑方式并存。

日本试图通过日俄战争向世界显示日本已是“文明之国”，甚至比《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所要求的还要走得远，如掩埋或火葬战场遗留的俄军尸体、向俄军尸体行礼、为俄军俘虏提供体面的生活等。为此目的，日本报刊检查机构对涉及日本形象的一切报导和图片进行检查。目的是“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自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本人正在变成一个‘文明’的民族。照片是这种强化的可视性的一个部分”*Morris Low, Japan on Display: Photography and the Empero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2.。一直密切关注日俄战争进程的辜鸿铭1904年发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说“日本投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目标已然达到。甚至连俄军的库鲁帕特金将军都说：‘日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作战。’”*Ku Hungming, “The Moral Cause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The Japanese Weekly Mail, Dec.24,1904.

日俄战争同时是一场争夺“文明的代表”的文宣战争，双方都邀请了外国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随自己的部队行动。因而，在公开场合(或可被转换为世界舆论的场合)，双方都对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军事间谍显示出人道乃至宽容，例如1904年《神户纪事报》报导一个替日军充当间谍而被俄国处死的日本人的故事：“横川是战争早期在哈尔滨被处死的两个间谍之一。横川先生当初是想将他的钱捐给俄国红十字会，但俄国官方拒绝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交给已故间谍的家人……横川先生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显然是一个具有非同一般的自我献身精神的爱国者。”*A Di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War as Published daily in the “Kobe Chronicle ”, vol.II, Kobe: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Chronicle” Office, 1904-5，p.61.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Diary”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日本也是如此。日军1904年9月在烟台处死一名“化装成中国农民”的俄军间谍，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军。*“Japanese message to the Russian Army”，in The Russo-Japenese war fully Illustrated, vol. II, No.5, Tokyo: The Kinkodo Publishing Co., 1904, p.702.1904年底，日军在营口抓住一个替俄军充当间谍的奥地利人，经审判判以死刑，但死刑迟迟没有执行，到战争结束，日本天皇特赦了他。*Sakuyé Takahashi, Russo-Japanese War with the Decisions of the Japanese Prize Courts,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08, p.186.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Russo”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1905年3月，奉天电讯局16个中国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日军逮捕，次日便被日本天皇特赦(Russo：188)。1905年7月，当9个中国地方官员及其手下因间谍嫌疑被日军逮捕后，中国政府向日方交涉，“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谨慎步骤，知会其战争大臣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后，战争大臣告知中方“日方采取的步骤是公正的，合理的。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案子，日方也将公正办理”(Russo：189)。这样的事例不少，究其原因，是双方都担心中国改变“中立”立场，偏向对方；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向世界显示自己恪守中立地位。

俄军抓获替日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无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抑或欧美人，一般以公开的绞刑处决；但日军抓获替俄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在日本国内则以绞刑处死，在满洲战场则几乎一律以斩首处死。对于斩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22年8月(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前几个月)有过一番评论。他把斩首与中国人的“迟钝”联系起来，正如《呐喊·自序》将斩首与中国人的“麻木”联系起来。周作人谈到1900年时“我”没离家逃走，院子里还有一个叫“得法”或“得寿”的也留了下来，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泰然处之。一日，终于走进来一个“长毛”，“却见得法(或得寿)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但“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入了。在他的迟钝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周作人：《夏夜梦抄》，载《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234页。。在1926年5月发表的《死法》中，周作人谈到各种处死方式：“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周作人：《死法》，载《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82页。次年7月，正逢国民党右派“清党”，枪毙和斩首大量被抓获的共产党人。此时胡适在上海发表“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的演讲，引起周作人的不满，他讥讽说：“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吧，大家却都容许，甚至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载止庵编：《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这里非常明显地表明周作人已离开新文化派视西方和日本为“文明国”而将中国贬为“野蛮国”的立场，接着，他由人力车谈到“清党”：

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即使斩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吧。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载止庵编：《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周作人这两篇文章相当重要，它们写在1926年10月鲁迅写作《藤野先生》并将《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枪毙”的前后。由于不能将这一“改动”归因于鲁迅的“遗忘”，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改动：鲁迅4年前写作《呐喊·自序》，其隐含读者是中国人，是单方面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藤野先生》不同，它的隐含读者还包括日本人，因而，在沿袭《呐喊·自序》的写作动机的同时，他还要努力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可以效法的“文明”标杆——这就是日本人。正因如此，在《呐喊·自序》中，日本人只是抽象的存在，不与中国人构成“民族性”对比；而《藤野先生》不同，它把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镜像”建构起来，此时，就须避免日军使用砍头的“野蛮”处决方法，代之以“文明”的枪毙。

四、“麻木”，或“中国人的劣根性”

把“砍头”改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部分视觉冲击力，也使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的日军“文明化”了。由于《藤野先生》试图在“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之间进行一番国民性建构，那么，野蛮的砍头场面就必须改写为文明的枪毙场面。这种基于“对比”的国民性建构往往互为镜像：日本的国民性不仅体现在“幻灯片”中的日本兵身上，还显示在“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的藤野先生、“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以及替我打抱不平的那些日本同学身上；而中国的国民性也不仅显示在“幻灯片”中即将被处决的和围观的中国人身上，还显示在东京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藤》：313)

但“我”一直是孤独的例外。把鲁迅笔下这几张留日学生的“快照”与“幻灯片”拼接在一起，“麻木”就像麻醉气体一样从那个将被处决的中国人和围观砍头场面的那些中国人的脸上，扩散至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439页。

“清国留学生”真如鲁迅描述的那样“麻木”？早从1901年开始，“清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便是中国“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鼓励。1903年3月的一个深夜，留日学生忽被街上的摇铃声惊醒，原来日本同学特意赶到留日学生住地，以中俄将要签订密约的消息相告。留日学生群情激昂，次日便召开大会，演说者慷慨陈词，听者也无不动情。此时日本学生也在召开“强硬青年大会”，他们便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大会，以“同文同种”相号召，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拒》：194)，演说完毕，力邀在场几百中国学生前往参加他们的“强硬青年大会”。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学习操练和射击等军事技能，为奔赴满洲抗击俄军作准备。留日女学生也组织起来，成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救护，以便一旦听到召唤就将义无反顾投身满洲战场，她们还上书时在东京考察劝业博览会的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纫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拒》：137)。对留日学生的爱国热诚和献身精神，《苏报》大加赞扬，说“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拒》：80)。东京就像一个炼炉，将来自中国各地的学子炼成清末民初各项激进主义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留学于东京，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但不久淡出，只身前往“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藤》：313)的仙台。然而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中，为把“麻木”建构为“中国国民性”的核心特征，他就避谈1905年的东京留日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因这种精神状态与“麻木”或“愚弱”挂不上钩)；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呐喊·自序》中那个寂寞的孤独者形象还在，但安排了东京的留日学生出场，却是一个个浪荡子的模样，好让他们充当“精神麻木”的国民性标签。问题在于，鲁迅1920年代创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时，1917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轰炸已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读者以这种无意识阅读“幻灯片事件”，就将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投射到了1905年。新文化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复活”了此前西方有关中国人的种族特征的叙事，但这一叙事恰在日俄战争时遭遇了危机。随日军行动的英国军官伊安·汉密尔顿中将深入满洲城镇时发现：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其聪明和能干让我感到惊讶。四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妻子、女人以及孩子——以我的判断，也都令人极为尊敬。实际上，他们是令人震惊的证明，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此前的整个生活系统地被欧美对“未经文明开发的中国人”的模式化的描绘所操纵和误导……我记得我曾向几个参与过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朋友询问过他们对中国人如何看。就我记忆所及，除了当初住在北京并一直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文森是个例外，其他人几乎都以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人打发了，说他们是“肮脏的恶魔”“野蛮的猪猡”或诸如此类……很难想象，这些有尊严的、聪明的而且常常长得相貌堂堂的男人以及这些敏感的、实在的和勤劳的女人是西方文学所描述的中国人形象的原型……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如此令人尊敬的品质，以致让我感到警醒，觉得我们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在我以前整个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如此充满热情的一个民族，如此热情地专注于劳作。*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pp.165-166.

日俄战争1905年9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改欧美所建构的黄种人的孱弱形象，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心协力，也让西方看到黄种人联合的可能。战火甫燃，各国就密切观察着这场“种族之战”。1904年2月，当日军在旅顺港的战斗中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以一种深远的眼光评价说，此战“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373)。这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充分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中国的革新事业从日俄战争之时就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道：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各种改革全面铺开，紧接着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惜这个“共和国”的国民却在再度兴起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话语的轰炸下渐渐“失去了自信力”。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利用“同文同种”动员中国人支持日本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战略目标既然是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它又必须消除日俄之战乃“种族之战”的观念。尤其战后，日本一定会与中国的中日联盟愿望划清界限。1906年1月6日《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愿望已在“日本引起不安”，担心被西方作为“黄祸”的证据，“在中国人中间，不少人设想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帝国生死相依，而就日本而言，为其自身生存的利益计，也势必与中国联手对付外国入侵”，但“在日本看来，种族区分纯为无稽之谈”，因为“利益共同体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理性的纽带”*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6，1906.，中国不要指望日本此后会纯以同文同种而对中国施以援手。

1905年9月日俄签订和约，规定“日俄两国军队完全地、同时地撤出满洲”，“恢复中国对目前处在俄军或日军占领或控制下的一切领土的完全行政管理”(Diary：341,342)。尽管和约将辽东半岛排除在外，但各国认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保护了中华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Diary：359)。1906年1月，中国报纸登出满洲在战时的人员和财物损失(死亡2万人，损失财产合计4000万圆)，试图向日俄提出赔偿，日本报纸讥讽说：“无法区分哪些为日军、哪些为俄军所造成，而对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考虑到中国自己没有放一枪便将恢复整个满洲的主权，那中国应该欣喜地承担这个损失……面对日本方面作出的如此巨大的慷慨之举，中国却试图与日本商谈其已恢复主权的那片国土上的公民的微不足道的损失的赔偿问题。”*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13,1906.和约传到日本，日本人普遍认为丧权辱国，群情激昂，到处发生示威和骚乱(Diary：331,322，333)。日本报刊丑诋中国人的言论开始流行，在“中日黄金十年”中受到压制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又泛滥起来。

假若说1897到1907年“中日黄金十年”塑造并一直延续着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及其“中日联合”的梦想，哪怕1907年之后当中日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破裂乃至最终兵戎相见时也不曾改变，并于日军相继大规模进犯东北和上海后，给来华救助上海的日本伤兵的“日本援助团”成员西村真雄写下“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那么，“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叙事则大大影响了鲁迅以及战后留学于日本的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之时有关“中国民族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