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保护与传承新模式初探

朱泓薪

摘 要：2016年8月，经过一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古籍修复展示馆在“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期间正式挂牌对公众开放。经过一年时间的运营和提升，展示馆已经成为保护文化遗产、丰富社教内容、推介人文草堂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场馆，初步探索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保护；传承

1 背景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是我国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主要用于书画、碑帖等的装饰和修复还原，历经晋、唐、宋、元的长期发展，到明清时期基本定型，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京裱”和以苏州为中心的“苏裱”两个流派。装裱古代称为“裱褙”，亦称“装潢”“装池”。这一技艺的出现，为保存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籍修复技艺的起源距今也有1500多年历史，现在可见的最早记录这一技艺的文字，出自北宋贾思勰所撰的《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他写道：“书有残裂，郦方纸而补者。”[1]在隋唐之前，由于装帧形式的局限，关于古籍修复技艺的论述总是与装裱技艺密切相关。直到册装的广泛应用，古籍修复技艺才随之丰富起来。

不论是字画修复装裱还是古籍修复装帧，都是在前人长期探索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修复方法与材料进行修补，将修复对象的伤害降到最小，延长文物寿命，保护其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2008年6月，包括了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和古籍修复技艺在内的装裱修复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具有悠久的纸质文物修复历史，修复技艺集众家之所长，现为四川省内重要的纸质文物修复场所，拥有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的修复室，专业技术人员10名，并于2011年6月取得了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资质和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获得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称号。2016年8月，集修复、展示、观众互动为一体的古籍修复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毗邻即将竣工的草堂书院。展示馆不仅可以满足修复工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参观者提供一个了解纸质文物修复传统技艺的场所。

2 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保护现状及策略

尽管20世纪70年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但对非遗的保护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直到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明确界定“保护”一词的涵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是确保非物质文化的生命力，具体来说包括了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①。

根据我国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相继出台，要求相关部门与机构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全面扎实推进普查工作，建立和完善非物質文化遗产保护四级名录体系，认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生态整体保护。

以古籍修复为例，面临着保护条件不佳、人才缺乏等严峻形势。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普查统计，由于环境不达标、设施不完善，大多数古籍文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断烂破损，全国急需修复古籍超过1000万册，而这个数字在四川省也超过200万册。同时，四川省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00人，其中可以承担起更加复杂的书画修复装裱的专业人才更是屈指可数。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国家图书馆正式挂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承担着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全国古籍保护培训、推动全国古籍保护研究等工作。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1218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一些珍贵古籍的新品种或新版本被陆续发现。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库房条件，配备了古籍保护专业设施，使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全国共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165期，培训学员8000余人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古籍从业人员从过去的不足1000人增长至上万人，其中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从不足100人增加到1000余人。2013年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此后又在全国有较好古籍修复基础的地方先后设立了“传习所”，邀请国内知名的古籍和书画修复装裱专家担任导师，采取“师徒传承，口手相授”的方式传承技艺、培养人才。2016年8月，传习中心四川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杜甫草堂博物馆成为四川省三个传习所成员单位之一。

3 古籍修复展示馆的创新与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在今天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遗产本身，还包括传播形式上的困境。以书画古籍修复技艺为例，尽管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经开展10年有余，但修复行业在年轻群体中的普及度与吸引力并不大，人才的缺口依然巨大。人才匮乏、青黄不接正是制约修复技艺保护与传承的瓶颈。

2016年初，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将一直沉默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文物修复技艺展现在公众面前，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与讨论，可谓是对公众心中文物修复行业的一次启蒙。立足于这一点，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承的传播形式若能进行创新，合理有度地将其与新技术、新元素相结合，就能够成为发展弘扬和传播非遗文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纸质文物修复技艺在过去往往只流传于少数专业从业者之间，通过千百年间沿袭下来的师徒相授的方式保存下来，或偶见于文字、图片的传播方式，在当下实时性强的传播时代，就难免陷入“好酒也怕巷子深”的尴尬。基于对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与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普及纸质文物破损和修复装裱技艺的基本常识，展现杜甫草堂的修复成果，古籍修复展示馆顺应时代需求而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