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重叠的中美能源合作

○ 文／金玉涛

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解决，对石油供给的竞争成为中美两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总需求变化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并见证了一大批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的签约。中美签约项目中，金额最大的集中在能源领域。作为能源领域的市场开放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国家安全，双方都会非常慎重，能达成协议说明中美双方都下了极大的决心。这将成为中美能源合作新的里程碑和新的增长点。

需求攀升

在北京中国会俱乐部的院子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寒夜，几位石油行业老总讨论了中国与全球石油工业接轨的问题后，中国石油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石油工业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如今，它是世界石油市场上最具活力的元素，并且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变化。但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直线上升的石油进口，给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带来了不确定性。新的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能源安全议题被提交给中国政府的时候，议题被搁置起来。“他们说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一位高级顾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是对的。当时的市场条件比较有利。”然而，随着石油消费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油价也稳步升高。曾经把石油自给自足作为一项政策的我国，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全球石油市场。这种情况在我国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无法接受的。那时的我国与今天迥然不同。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度使得能源安全问题，变成了我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就是石油供应安全。”就像我国政府一位领导所说的那样。2003年，一个新的因素加重了人们对于能源安全的焦虑，这个因素就是伊拉克战争。在北京看来，很难相信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为了在中东推行民主。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美国肯定有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重要、更具有威胁性的原因。简单地说，肯定是因为石油。如果美国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到了实施入侵的程度，那么，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保证能源安全显然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

所发生的一切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忧患意识。2004年，我国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急剧攀升，导致油价快速升高。从2002年年底开始，我国能源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但一开始是煤和电的问题，与石油无关。我国仍然依靠煤炭作为其主要能源，煤炭占我国总能源消耗的70%；依靠煤炭的火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80%。我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煤炭供应由吃紧变成彻底短缺。与此同时，电厂及输电网络满足不了电力需求，国家出现电荒局面。

供电不足和停电影响了我国大部分省份。国家产生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因为缺电，工厂被迫缩短工时甚至关闭停产。走投无路的工业企业开始自己发电，导致柴油发电机销售猛增。部分地区电力严重短缺，甚至连交通信号灯都无法正常使用；孩子们又回到在烛光下做作业的年代。北京的宾馆要求房间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摄氏度；酒店内员工只能走楼梯，不得使用电梯。

只有一种能源可以在短期内替代煤炭维持电厂的发电需求，那就是石油。这也就是为什么2004年我国石油需求的实际增长不是原来预测的7%或8%，而是16%的原因。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就要求快速增加石油进口。我国的石油企业赶紧加快提高国内石油产量。同时寻求额外的国际油气资源。

思维转变

中国正在进入别的国家已经走过的大众汽车时代。可是，中国的转型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石油大约占美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0%；而在中国，尽管需求增长很快，石油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0%。其中大部分属于工业燃料消耗，或者卡车及农业设备使用的柴油。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快速地改变。随着中国汽车工业进入快车道，中国的石油消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其影响很快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思维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抽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数字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世界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进入一个经济增长和充满将会的时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苦难在快速减少。但是，快速的发展也让环境付出了代价。水是一个严重问题。除了潜在的短缺问题，水资源还受到未经处理的废物污染。但是，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产生的污染都释放到了大气当中，直接威胁到每个中国人的肺和身体健康。

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炭，包括家庭做饭及取暖。火力发电或者工厂燃烧的煤炭。电力需求以大约10%的速度正在。快速增长的机动车大军使得主要城市的污染每况愈下。政府出台规定要求新车采纳欧洲环保标准，但是执行结果喜忧参半。

与此同时，我国近几年的能效有所降低，逆转了多年以来的向好趋势。1980～2000年，我国经济翻了两番，但其能源消费仅增长了一倍。这样的能效记录是一项巨大成就。然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样的增长关系发生了逆转。能源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从2001年起，一波投资浪潮刺激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大规模扩张。许多新旧工厂在能源消耗上效率低下。

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高耗能的重工业开足马力运行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材头号生产大国，其钢材产量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一半。随着中国制造取代欧美的高耗能产业，过去在欧美产生的能耗已经部分转移到中国。或者说更直接一些，欧美将自身的部分能耗外包给了中国。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北京已经将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当成工作的重中之重。

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成为影响能源政策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气候变化也是一种解决眼下更为急迫的问题的机遇。对于中国来说，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环境恶化、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就是减少污染并控制能源消费。同时也可以调节能源进口。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保证其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电力。与此同时，中国还要保护其经济免遭因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多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的发电装机总量相当于一个法国或者一个英国的总发电能力。这相当于平均每一至两个星期就投产一座全新的、大规模的燃煤电厂。目前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每年新增的电力产能仍然十分可观。

电力增长的规模及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十几年前，我国的发电能力相当于美国的1/3。而今天，我国已经超过了美国。2005年至2010年间，我国的总发电能力翻了一番。这就好像是中国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将2995年的电力系统复制了一次。

尽管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在不断发展，2010年，54%的新增发电能力仍然来自煤炭。这比2005年的77%有所下降，但是，这就意味着新投产的高效的、超临界的、超超临界的、更加环保的发电机组正逐渐投入运营；而那些老旧的、高污染的、低效的火力发电厂正在被提前淘汰。

煤炭将仍旧是电力工业的支柱。随着需求的增长，我国在煤炭上已不再自给自足。我国曾经是一个主要的煤炭出口国，而现在则是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然而，我国将继续致力于燃料的多样化。国家追求非化石能源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水力发电来实现。2003年投产的三峡大坝装机发电能力大约相当于20个核电站。我国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电厂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世界最大能源公用事业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每年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网络，这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另一种方式—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所说的“坚强智能电网”。坚强智能电网能将西部和北部的电力输送到数千千米以外的东部沿海和中部的负荷中心。

这样可以减轻公路及铁路煤炭运输的沉重负担。人烟稀少的广大西部地区拥有非常诱人的巨大风能潜力。风能不仅洁净，而且是可以在国内获取的能源形式。对风能的利用可以满足我国未来能源需求。但是，获取风能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建设长距离高压输变电线。

权谲霸气

到了这个时候，有关石油峰值及未来供应限制的论题已经渗透到北京的各种讨论当中，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样.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对迫在眉睫和永久性的石油短缺充满恐惧，这更加剧了世界对能源的危机感：未来的能源供应是否充足而且便于获得？世界是否会出现新的争斗？

然而，一个“新的能源安全战略”会是什么样的？这已经成为人们讨论中美两国可能出现的石油竞争议题的一个内容。北京的一些战略家担心中国依赖的世界石油市场不可靠，市场规则受到操纵，对我国不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市场有过多影响。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一旦中美两国在几十年来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上出现冲突，美国将采取阻断中国海路石油进口的策略—切断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线”。他们谴责美国海军在该地区海域的活动以及美国支持台湾的行径。虽然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持续增强。

美国也有一些战略专家持有相反的担心。一些人说中国在贪婪的资源与控制欲望驱使下，制定了一项庞大战略。中国要主宰亚洲并同时抢占世界石油供应。他们认为中国在追求这一战略时抱着严重的重商主义心态，并且得到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作为依据，他们指出中国军备支出的增长、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追求海军及航空技术以及发展“蓝水海军”的潜力，等等。“蓝水海军”将使中国的海军势力范围扩大到周边邻国以外的地区。

再者，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军事网络，包括战略港口、基地以及印度洋沿岸的情报站。这些批评家还特别指出中国发展的新型导弹似乎直接为了对抗美国海上势力，特别是航空母舰，以及扰乱美国海军所保护的海上通道的安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直接从这一安全中获益。

中国能源不安全也就意味着美国能源不安全，反之亦然。合作是解决能源安全困境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有这些完全可能引发一场类似于当年英德海军之间的军备竞赛。当时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8月之前的许多年里有着广泛并且日益增长的经济往来，但还是因为对抗和海军竞赛引起的猜忌、控制海上航道和攫取资源的欲望。对谁将在世界上拥有何种地位的竞争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等而产生分裂。在人们今天的争论中仍然能够嗅到一些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味道。

能源资源越来越成为争论的焦点。我国南海周边具有可观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文莱和马来西亚。南海未探明的石油储量十分巨大。尽管这还远未确定，但已经足以引发竞争。虽然我国和越南已经达成一些合作开采协议，但是两国在其他勘探区块的主权问题上仍然争执不下。

与此同时，在我国东海的主权及勘探权问题上，日本和我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诸如此类的紧张局面可能致使形势恶化，演变成恶性事件，并最终带来更为严重、更具有破坏性的后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各国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框架，来满足所涉及国家的不同利益。

增进对话

“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相互依存的。中国能源不安全也就意味着美国能源不安全，反之亦然。因此，合作是解决能源安全困境的主要途径之一。”2006年，胡锦涛在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时指出。虽然这些紧张局势僵持不下，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直接担忧似乎已经有所缓和。

“除了依赖市场，别无其他解决办法。”北京的一位能源战略专家说，“向美国出口，然后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能源有何不可？中国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我国意识到通过参与全球经济，自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额外能源供应。我国可以购买所需要的能源。这条出路在几年前尚不明显。但是，这几年的经验表明这是非常可行的。这不仅适用于石油，而且适用于天然气。我国对后者的进口在逐年攀升。

另外，我国具有巨大的煤炭储量。算上国内生产的石油和水电，我国的总体能源自给率达到80%以上。我国在煤制油技术上的立场变化反映了自信心的增强。当过去油价高企，一些人预测永久性供应短缺时，我国把这项技术当作重中之重；可是现在谈到该技术时，我国更多是把它视为一项抵御能源供应中断的保险措施，而不是一种大规模的能源替代技术。

在更大的关系框架下，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也十分明显。这一努力的基础是人们认识到了新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及世界舞台上的突出地位。乔治·布什政府最初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一说法包含了深刻的含义。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双方在接触中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这种合作基于中美对相互依存的共同理解。

我国领导人开始用“和平崛起”等词语来表述中国的地位及作用。一些中国战略专家强调改善紧张关系的必要性，称这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所不可避免的。反过来，美国则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概念。这一概念最先由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

佐利克认为，中国能够在多元化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中国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理解是要在国际体系中分担“国际责任”。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颇多，同时也在塑造着国际体系。

这种行动定位已经在一系列统筹安排中得到体现。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缓解紧张气氛并从根本上提供战略保证。这些安排包括两国之间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能源及环境合作框架”。能源与环境合作框架在布什执政后期推出，一直延续至奥巴马政府时期。

双方的对话关系不断拓宽，包含了两国军事领导人共同参加的“战略安全对话”。同时，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同中国开展气候变化及清洁能源方面的外交对话。在能源安全方面，中国与国际能源署展开合作，并参加国际能源论坛，极大地促进了在能源问题上的共识，有效缓解了摩擦。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从整体上都在进行再调整。在北京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属“美国”制造。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作为全球标杆的美国经济模式的怀疑，同时增强了中国对本国经济体系的信心。此外，中国自2008年年底率先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其成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这反映了一种变化。这种再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应对危机的核心协调机制不再是7国集团或者8国集团等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工业国家。相反，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协调机制是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这使得中国处在决策的中心位置。

中美两国正在努力增进对话，打消猜疑。两国军事交流一直比较缺乏。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呼吁中美双方加强“战略互信”，增进军事交流，加深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

“政府认为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是头等大事。但是现在的理解有些不同。现在我们认识到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有很多选择。”一位中国决策者曾经这样形容中方思维的转变。当前的全球合作以及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十分明显。中美之间的对话意味着我们拥有既定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

拨云见日

在2011年中期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我国进一步强调其新兴能源政策，积极推动煤炭和石油的替代能源，也就是可再生能源，包括水力发电、核能、天然气和电动汽车，还有提高能效。在石油问题上，我国和其他国家存在利益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这些风险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上述国家如何定义和它们的海上地位。

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市场的竞争，而更可能来自当油气开发卷入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人权问题时。委内瑞拉也有可能变成一个问题。目前只有一个国家，在那儿能源和外交利益发生冲突的风险比较高。这个国家就是伊朗。考虑到该国对核计划的追求，伊朗是最为复杂、最具争议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伊朗与联合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僵持不下，并且不断受到制裁，西方和日本油气公司已经从伊朗撤出。这就造成一个真空。中国可以推行自己的“走出去”战略，在中东主要产油国之一的伊朗取得重要地位。中国公司已经与伊朗就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进行谈判。投资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将使中国获得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随着围绕伊朗核计划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与其他海湾地区出口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及整个地区的稳定对中国的利益有着深刻影响。中国相当一部分石油进口来自海湾地区。此外，中国公司在伊拉克也扮演着资源作用。

然而，中国与其他石油消费国，尤其是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中，中美两国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这种彼此交融的关系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密切。具体来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中国和美国拥有共同利益。两国的石油消费都有相当一部分依靠进口。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有可能继续增长。两国的石油消费加起来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5%。双方都从稳定的市场中获益，并且都开放贸易与投资，致力于改善能源安全。

但是，中国需要增强对全球市场可靠性以及维持市场安全的体制和信心。反过来，中国提高本国能源消费及库存的透明度将提升其他石油进口国对中国的信心与了解。中美两国在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再生能源、可替代能源和常规能源领域创新以及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拟定了一项共同的清洁能源日程。另外，两国的煤炭储量排在世界前两位。火力发电占各自发电总量的主要部分。因此，两国在寻求清洁煤技术的商业化中国正在全力治理环境问题，这势必增加油气进口。当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天然气也高达37%，因此对于正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中国而言，中美达成能源合作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

海湖庄园会晤以来，我国已经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进口。2016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仅占整体进口量的0.3%，2017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还将进一步扩大。作为石油天然气大国，美国在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国中占比很低。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此类合作将改善两国能源及经济地位。双方的合作也将对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