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强国外交”：方位、方向与方略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的“强国外交”：方位、方向与方略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提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这一论断出发，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以更大的战略引领意识和更大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内国外环境的新变化，善谋长远、妥为运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底强基”。

应当看到，世界正处于“重塑的序幕”，中国则位于“崛起的前夜”，在机遇迭出但各类风险也在集聚的情况下，中国既不能“错过”，更不能“犯错”。未来5到10年，谋划和推进“强国外交”首先需要从三大坐标系认清中国所处的方位。一是中国外交始终从属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时至今日，中国虽已“强起来”但还没有实现“全面强大”，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是中国谋划“强国外交”的基本框限。二是新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关系也进入新一轮转型期，逐步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向“改变自己、引领世界”的方向转变，中国自身已经成为塑造未来国际格局走向的“核心变量”。三是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中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随之进入一个特殊重要阶段，即“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的“爬坡期”、“过渡期”和“衔接期”。谋划“强国外交”，需要准确把握和切实针对这一阶段的若干新变化新特点。

过去100多年里，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重新融入国际体系、问鼎世界强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世界的边缘日益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国梦”，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强国，中国希望以什么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中国梦，迫切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的世界梦”，这需要一整套立足当代中国、面向新的未来、符合世界潮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观和战略思想。过去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阐发了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新主张。这实际上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概要而言，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努力成为较成熟的、较全面的、较有韧性的“强国”。所谓“成熟”，是指在制度、领导力、心态等层面实现必要的提升，“块头长了，能力也要长”；所谓“全面”，是指国家的各项实力要相对均衡，切实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补短板、补欠账，不断增进中国作为强国的力量投射范围和行动能力；所谓“韧性”，是指要强化应对战略性变局和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提高“下先手棋”的本领，能够做到居安思危、临危不乱、知危图安。

此外，未来5到10年，中国的“强国外交”还需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化、实体化作为重要努力方向。过去几年来，习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凝聚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前瞻性思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引领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三大“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辩证统一；二是“破旧立新”与“增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三是“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辩证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发展的政治引领，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有利环境，争取更广阔空间。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寓中国发展于世界发展之中，寓中国利益于各国利益之中，寓中国主张于全球治理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缥缈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者，更是负责任、有行动、敢作为的实践者。经过过去几年的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图”“路线图”“施工图”越发清晰。未来几年，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加快培育和提升中国的“国际领导力”，通过更多的“样板间”和“早期收获”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生命力、道义感召力、战略影响力。

毋庸置疑，中国想轻轻松松、顺顺当当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是不可能的，施展“强国外交”也将面临一系列艰困的挑战。一方面，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军事能力、科技实力等有望跨越新的台阶，外界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势将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看，也有若干不利因素。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弱全球化”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在特朗普政府大搞“经济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各种版本的“本国优先论”或将盛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可能更趋困难。二是大国战略竞争料将加剧，全球军费自2015年已结束多年下行趋势而转入上升轨道，形形色色的“实力至上论”正在凸显，不排除发生新的局部冲突的可能。三是由于民粹主义上升、大国“内顾”倾向趋强等因素，全球治理的动能或有所弱化，尤应注意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争利”和“分化”动向。四是各方围绕亚太和印度洋战略板块的竞争、碰撞或更加突出，日本、印度等“次等强国”对中国崛起构成的阻力料将更大，“身边的对手”不可轻视。五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愈加受到质疑，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或从“成事不足”向“败事有余”方向转变，欧美关系的“裂痕”难以弥合，西方内部的离心力上升，西方世界“散、乱、降”的外溢性效应更趋复杂，对中国在大国关系、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战略运筹提出新的考验。

在世界乱局变局交织的大背景下，中国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可谓前路多歧，需要直面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失衡”状态，应对国际社会中增长低迷、地缘竞争、社会动荡、文明摩擦等一系列“失序”因素。作为一个强国，中国也要善于危中见机、乱中取胜，“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一要把增强发展的硬实力作为根本和首要任务，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紧密衔接中，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全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深度融合的新现实，切实增强内外联动意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力争产生正面的国际效应。二要把经略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优先方向，落实好“亲诚惠容”理念，加大对周边外交的资源投入，实现“政治引领、立威增信”，不断提升中国对周边地区格局的战略塑造能力。三要把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作为重点和突破点，构筑“联合阵线”，审慎把握节奏，因时而动、量力而行、善于借力，扎实提升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能力。要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既做发展中国家的坚实依靠，也与发达国家建立灵活多样的伙伴关系，尤其是重视经营“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地带”，凝聚各方力量，完善全球治理。四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平台，提高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度、获得感和贡献率，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多元主体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新模式，积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脉、力量和经验。五要把塑造中国外交的“雅实力”作为“倍增器”，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的原则，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阐释好、弘扬好中国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不断筑牢文化自信。

总之，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重要的转折关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一个封闭、冲突、动荡的世界中，中国自身的发展无从谈起，民族复兴更是难以实现。为中国谋、为天下计，中华民族需要更深切地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前途，需要更主动地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需要更自觉地以自身的积极变革带动世界的积极变革。自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办成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件大事，如今正奋力做好“复兴”这第四件大事。站在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强国外交”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拓展战略空间、树立国际威望、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