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人生
——李树人教授50 年的麻醉生涯》（连载）

（接12 月上）

记得有一次开胸手术，术后在将病人从手术室送往病房过程中，本来要求麻醉医生应走在病人头部两侧，以便于及时观察病人呼吸心跳的变化。但当时麻醉大夫走在病人的脚边一侧，到病房后，往床上抬病人时发现病人心跳骤停了。原因是手术中误伤了心包周围组织，未能及时缝合，关胸冲洗时残留液体没有抽干净，导致心脏填塞。这个病例警示手术医生、麻醉医生要严格遵守各种规范的规定，同时我们也在医疗安全方面增加了一个保障性措施，那就是现在普及到各级医院的——麻醉恢复室。

1989 年，北京友谊医院建立了北京地区第一家麻醉门诊和疼痛门诊，叫“麻醉与疼痛诊疗门诊”。当时要向院长讲清楚，住院手术的病人，凡是有伴随疼痛的病人，由其他手术科室转到这个门诊，以提前做术前准备。当时只有李彦平、庞杰医生2 个人。而且，我们在开展慢性疼痛治疗、癌痛治疗的同时，设立了家庭病床。毎次我和同事就骑自行车到病人家里，观察镇痛效果是否到位，一个星期要到病人家里去一次，最多时要随访十几个病人。

同时，麻醉咨询门诊也开展了起来。这个门诊，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手术同时伴随其他疾患的病人，进行风险评估，将患者各项生理指标维持在可以接受麻醉和手术的范围内，然后做麻醉手术前的准备。

▲李树人教授生前接受媒体采访

以骨科手术为例，病人准备实施手术，但患有心脏病，这时就需要提前看麻醉咨询门诊。在麻醉医生的建议下，患者在家通过药物治疗先将心脏情况稳定住，再住院进行手术。所以，患者住院后，往往只需要1 ～2 天的时间就可以手术了。再比如，糖尿病、高血压患者血压、血糖超标，根本达不到手术条件。医生先通过门诊治疗达到手术要求后，再收住院手术。这就使得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周转率大大提高，还降低了病人住院费用。

第四章 历史的跨越

见证麻醉学科从医技科室转变成临床科室的艰难历程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于1980 年在哈尔滨成立，第一任主任委员是尚德延教授(当时的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当时，麻醉科与放射科、化验科、理疗科、药房一直被归为医疗技术科室，属于二级科室。而内、外、妇产、小儿科是临床科室，属于一级科室。当年我们这代人，甚至直到90 年代初期，医学院校的学生被分配到麻醉科工作的时候，是没人乐意去的。行内人都知道麻醉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说得好听点儿是“幕后英雄”，病人的病治好了，万分感谢手术医生，可很少人知道麻醉医生的重要性。有人以为麻醉没什么，麻醉医生的活儿就是“进去给病人打一针儿完事，然后就可以喝茶看报了”。所以长久以来，麻醉医生被称为“麻醉师”或简称“麻师”甚至“师傅”，听起来和“厨师”、“理发匠”差不多。

改革开放后，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外技术设备的逐渐引进，麻醉科不仅仅只做临床麻醉工作，麻醉恢复室和麻醉重症监测治疗室(ICU)等多项技术业务开始在各医院的麻醉科逐渐发展起来。麻醉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麻醉本身成为在术中通过对病人的生理机能进行合理的调控，来维持患者生命，为手术科室医生保驾护航的重点专业学科。所以，必须将麻醉科变为一级临床科室，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1988 年时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的谢荣教授率先提出要将麻醉科转变为一级临床科室。当时通过开常委会，将麻醉的现状提了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如果继续保持现状，不仅影响麻醉学科的发展，更影响手术科室的发展。于是就由谢荣教授主持向国家卫生部起草了将麻醉科由医技科室变成临床科室的申请报告。

我当时担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秘书，报告的征求意见和递交协调是由我完成的。我通过夫人的关系，找到了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教授，反复不断地向他做了有关麻醉学科的系统介绍，以博得他的理解和支持。1988年冬天，通过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罗爱伦教授引荐，谢荣教授、罗爱伦教授和我与卫生部部长共同商谈了麻醉科转变为一级临床科室的具体事宜。

1989 年2 月3 日国家卫生部批发了“关于将麻醉科改为临床科室的通知”的12 号文件，把麻醉科的业务范围定为3个方面：临床麻醉、疼痛诊疗、重病监护治疗。至此，麻醉学科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麻醉科从手术室内走到了手术室外。

各医院纷纷成立了麻醉咨询门诊、疼痛门诊，大医院都成立了ICU 病房。

学会工作

加入世界麻醉医师联盟

历任麻醉学会成员多年的夙愿1984年，时任麻醉学会主任委员的谢荣教授提出要把加入世界麻醉医师联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中国麻醉学会还不是国际麻醉协会、亚太麻醉协会的成员，所以就中国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与协作而言，其影响不容忽视。1981 年百废待兴的祖国已经开始全面复苏，全国科技大会的胜利召开，大大鼓舞了全国各界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同年，谢教授受命赴德国参加了第七届世界麻醉学会议，此后我国麻醉界与世界各国同行的往来日渐增多，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也渐渐频繁起来，但因为台湾麻醉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名称问题，这可谓是“麻醉入世”的大事一直处于被搁置状态。

所谓大事，自然不是写个申请就可以实现的，它涉及我国的主权和外交问题，首先必须要经过外交部批准才能提请加入该组织。由于台湾方面早已先于我们，以中华民国麻醉学会的名义加入了世界麻醉医师联盟，而且代表中国。我们提出的请台湾麻醉协会更名的要求没有被世界麻醉医师联盟接受，他们认为学术与主权是互不干涉的。而我国外交部认为世界组织只要有中华民国，就等于承认了两个中国的谬论，所以中国就不能加入。因此在一次亚太地区麻醉学术会议上，会场里常规展示着各成员国国旗，但是由于当时只有代表台湾的国民党的党旗在迎风飘扬着，我国的与会人员到了门口，看到没有我们的中国五星红旗，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接退场撤回国了。所以，让台湾麻醉学会改名字就成了症结的关键。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历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们都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向外交部相关部门请示磋商，多次联系台湾麻醉学会，同当时先后两任台湾理事长洽谈，但始终没有进展，加人世界麻醉医师联盟的脚步不得不停了下来。

苦口婆心地协调工作 岁月如梭，一晃进入了新世纪。2002 年，我当选为第八届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手里接到的不仅仅是对我几十年事业成就的肯定，还有麻醉界多年未能实现的夙愿。我此刻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分量。于是满腔热忱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事务之中，将协会未来工作规划出四个方向，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争取加入国际麻醉协会。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加入世界麻醉组织，而且要后来居上，代替台湾代表中国，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要求早我们50 年进入联盟的“中华民国”改名台湾，工作的艰难程度可想而之。事在人为，有了决心，还要有信心和公关策略。我借助第三方的力量，那就是寻找友好国家的同事从中协调。幸运的是，与我交好的新加坡麻醉学会的领导应允促成这件事让我颇为感激。当时，新加坡中央医院麻醉科的陈耀荣教授和林文龙教授特别关注台湾问题对我国“入世”的影响。再加上我上任以后，与这两名教授学术交流甚密，所以盛情邀请两位做世界麻醉医师联盟高层的工作，他们也都非常热情地答应了。

▲李树人教授为我国麻醉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未完待续）